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下)
作者：黄仁伟
社会科学 2003年06期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2-0005-08
四、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要看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有利。周边环境有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环境和经济市场环境，这两种环境有时是分离的，有时又是重叠的。如何认识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和市场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战略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强硬派以新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论为主导理论，加快调整其全球战略，企图展开一场“新冷战”。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预防性遏制”的网络。其主要迹象表现在：全面强化以美日安保同盟为核心的亚洲盟国体系，推进以关岛为中心的西太平洋前沿部署，并试图将二者结合改造为“亚洲版的北约”；在东南亚、中亚和南亚实行渗透并扩大其力量存在和军事准入，将其从阿拉斯加到孟加拉湾的大弧线向西向北延伸到达中亚地区；提升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逐步将台湾重新纳入西太平洋岛屿链的盟国防务体系；力图在战略武器削减和导弹防御体系领域获得重大突破，取得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相结合的绝对优势；调整核战略，把核武器从威慑手段提升到可以使用的作战手段，而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是美国可能进行核打击的主要地区；支持日本向印度洋派遣作战部队，加快北约东扩，实现欧、亚两端的盟国体系向中间联结；以日本和印度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两大支点，促使它们的海上力量在马六甲海峡相会，其目标是扼守两洋通道；在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西太平洋岛屿链首先部署导弹防御网络，从其数量、区位和重点目标来看，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控制与石油储藏资源和管道及海上航线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里海地区和南中国海。
总之，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的目的，如五角大楼“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所说，是准备在未来同“亚洲崛起的大国”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以取代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局部战争”力量部署。从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考虑，美国战略家们并不是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核大战，而是要把中国崛起限定在“陆权大国”而不是“海权大国”的范围内。可是，美国强硬派的这一整套战略构思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被“911”事件及以后的反恐战争打断了。美国把全球战略重点移到亚太地区的部署，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在中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战争部署，“新冷战”地缘政治目前不得不服从于“反恐怖”地缘政治。
促使美国决策者们部分放弃上述战略构思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的发展。美国主流战略家们开始认识到，在亚洲展开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安排的条件很不成熟或不具备，也许为时过早，也许为时已晚。事实是中国和亚洲的经济相互依存已经达到如此紧密，以至绝大部分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都不会接受一种在政治军事上围堵中国的战略安排。冷战时期，美国为了保持起遏制和禁运政策的成功，在经济上支持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使当时的亚洲地缘经济结构和地缘政治结构基本上保持一致。这也是东亚发展“雁行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坚持全方位、多层次、高起点对外开放，美国试图恢复旧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如果美国在亚洲强行推行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最后受到孤立的不是中国而可能是美国。这就是新地缘经济超越旧地缘政治、全球化一体化超越冷战思维的证明。
确实，中国发展对亚洲各国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首先，亚洲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日本为首的“雁行模式”已经解体，日本拉动、中国推动的“双引擎模式”也在成为过去。中国可能在未来10-20年成为亚洲经济的主要动力。其次，中国和东亚国家相互成为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1997-2001年，日本为东亚国家提供的出口份额下降了50％，而贸易顺差却增加了50％；同期中国向东亚国家提供的市场份额却增加了100％，而且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逆差。同样，中国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也大幅度提高。目前中国进口的50％来自东亚国家，40％是来自日本。正是这种高度相互依存，推动中国和东盟走向自由贸易协定，并可能导致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区。其三，中国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作用越来越显著。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东亚国家走出衰退具有重要作用。相比较之下，日本在衰退到来时总是率先将日元贬值，往往造成亚洲经济的更大不稳定。最近，中日开始联合建立货币稳定机制，将对未来亚洲货币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在未来10年，人民币持续坚挺并走向可兑换货币，其稳定亚洲经济的功能将不可替代。其四，中国在周边接壤国家形成越来越多的跨国界经济发展区域。中国的西南、西北、东北地区虽然在国内相对落后，但是已经对其接壤的邻国构成了较高一级的发展平台。如云南、广西对印度支那各国、新疆对中亚各国、黑龙江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吉林辽宁对朝鲜、内蒙古对蒙古都形成了很有潜力的边境贸易。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形成共同开发的长期战略，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其五，中国和亚洲（主要是东亚）各国形成不同层次的产业互补和梯度转移的结构。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新加坡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各有特点的产业链。产业结构互补的不断深化，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并走向机制化的基础。其六，亚洲各国与中国的人员往来已经发展到大规模人口流动的阶段，东盟各国每年从中国旅游客流中获得巨额收入，周边国家与中国人口对流定居的数量不断增加。如果我们在考虑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内部贸易早已超过跨太平洋贸易，东亚国家必然把亚洲的稳定和共同繁荣放在其战略利益考虑的首位。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已确定，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际上已经展开。新加坡和韩国在此进程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虽然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存有戒心，但是由于比较优势和结构互补的客观存在，中日之间就东亚经济一体化展开战略对话，达成某种战略共识，实现战略协作还是具备条件的。如果考虑到APEC和美国的存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还应有相应的开放机制。在今后25年左右时间里，可能形成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位一体的大中华市场；形成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形成开放的APEC体系这样3个层次的市场一体化战略可能是中国保持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稳定的最重要环节，也是新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结合的极佳途径。
应当指出，在建立亚洲新的地缘经济时，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矛盾。如东南亚国家与我争夺资金和市场，中国目前与东亚地区的相互依存主要还是贸易层面上的，中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能力还相当弱，东亚国家对美国市场、资金、技术的依赖很深，美国仍然可以动用经济手段左右大多数亚洲国家的舆论和决策，日本还将长期对我存有戒备心理，尤其是在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方面有严重保留，中国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严重问题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亚洲邻国也担心中国人口流出对他们的压力，中国经济本身还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等等。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不是全局的、长远的，而是通过中国的发展得到缓解和解决的。尤其是这些问题本身不能构成美国在亚洲遏制中国的根本条件。只要中国的发展不是以剥夺亚洲国家的利益，只要中国不搞霸权和扩张，旧的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就无法得到证明。
亚洲的新地缘经济因素是中国保持其周边环境稳定的基本条件。同时中国参与和推进亚洲多边合作机制，则是亚洲的新地缘政治因素开始形成的标志。中国参与多边机制的重点，是与东亚或亚洲稳定与繁荣相关的多边区域组织。其中最突出的是APEC和“东盟10+3”合作机制。这两个重要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符合中国本身的发展战略和开放目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安全合作组织或安全机制也正在发展，如同中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则是从反恐怖主义和反毒品走私领域的安全合作出发，扩展到经贸合作。还有亚欧会议、博奥亚洲论坛等，则是高层达成地区发展前景共识、推动地区合作的论坛组织。此外，还有ARF、CSCAP这类非官方（准官方）的安全磋商机制。从东亚多边合作的实践出发，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多边机制的重要参与者、首倡者和推进者。
参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新的机遇，是中国与东亚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的新的框架结构。而“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为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建立这个结构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工具和途径。中国只有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才能打破旧地缘政治和冷战框架的桎梏，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新地缘经济因素的发展。中国应当吸取日本难以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教训。日本不愿意坦诚承认在亚洲的历史罪责、不愿意主动承担稳定亚洲经济的风险、不愿意全面开放日本国内市场等都是重要原因。就地区多边机制而言，日本也选择了不利于其领导作用的方向。日本战略界有人主张把日美同盟关系放在首位，而把东亚多边合作放在次要地位；也有人认为，东亚多边合作的条件远未成熟，不必急于求成：还有人主张应当发展日本独立的或单边的安全力量。只有少数学者认为，亚洲正在出现“威胁多样化”的局面，并不是日本或日美同盟所能应付的，应当发展东亚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日本在战略上过于依附美国，是它难以发挥政治大国作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主动放弃或改变某些旧的思维模式，采取新的战略思维，在亚洲多边合作机制中引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就可能取得有利地位。根据这两个概念，东亚地区合作应从与本地区经济环境稳定相关的地区合作机制出发，逐步扩大和深化到政治安全领域，对应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威胁，形成共识，建立危机预警-处理机制。
概言之，针对美国战略界的旧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和冷战思维，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即采取新的思维和新的战略。经济相互依存、区域一体化和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保周边环境稳定的重要理念的工具。立足于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在中国崛起的同时，让亚洲国家发展得更好。这就是新的地缘政治经济观。
五、国际体系、国家主权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关系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观察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矛盾关系演变，对于认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环境制约是有意义的。现存国际体系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同时也是历史的延续。主导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即“维持现状的大国”，利用现存国际体系压制后起的大国，延缓或打断其上升的进程。而后起的大国力图打破这个国际体系，使之反映新的国际力量对比，但是这个过程太慢以至后起大国失去耐心，故被称为“不满现状的大国”。当“维持现状的大国”同“不满现状的大国”对现存国际体系主导权的争夺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起大范围对抗。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内涵也不断地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对世界殖民体系和领土的重新分割，后起大国主要诉诸军事力量改变国际体系，但遭到惨败的命运。冷战的起因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后起大国以军事集团和全球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其结局却是联盟解体和经济崩溃。历史已经证明，依靠军事力量和集团结盟来改变现存国际体系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崛起过程对国际体系将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改变现存国际体系的结构，这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中国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国际体系，并且主要依靠什么手段改变国际体系。与以往各个后起大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中国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中进入国际体系的，而且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市场开放和制度改造来适应现存的国际体系，通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提升来逐步改善在国际体系中地位，通过增进与“维持现状的大国”和世界各国扩大共同利益的方式来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总之，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是渐进的、量变的、和平的、以经济力量为先导的。因此，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根本不同于以往的后起大国，其结果也必然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加入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从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开始的。实际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加速其进入国际社会的过程。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地区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多边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多。从1977年到1996年，中国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21个增加到51个，非政府组织从71个增加到1079个。从国际经贸、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到多边安全合作机构，几乎覆盖了当代国际机制的各个领域。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在军备控制、不扩散、人权等领域也逐渐接受国际规则，参与多边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开始进入国际体系中最敏感的核心部分。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转折点，是“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履行义务、发挥作用的最有力证明。其一，中国的加入使整个世界贸易体系获得了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世界贸易体系是当代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二，中国在加入WTO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和掌握多边机制的运行规则，而多边机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其三，加入WTO是中国的国内体制与国际体系完整接轨的开始，中国从市场开放发展到制度开放，这是过去任何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其四，加入WTO使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阶层迅速增强全球意识，这是全球化在中国空前深入的发展，对确定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方向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五，中国在WTO谈判过程中，同“维持现状的大国”建立了合作与竞争并行的关系，这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六，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使发展中经济对世界贸易体系改革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对于国际事务民主化具有特殊的意义。总之，加入WTO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全面实践和检验，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同时，也应看到，加入国际体系对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国家主权观念和国家制度构成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一是“霸权国家”必然会利用其在国际体制和国际机制领域的优势，对后起大国进行外部施压和内部渗透。尤其是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更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二是当国际体制和国内体制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引发摩擦和冲突时，主权国家不得不在接受外部体制和保持内部体制之间作出选择。这里需要区分引入外部体制的内部承受力和这种体制对国家发展的长远影响。三是一旦进入制度开放的状态，一国内部的制度缺陷和竞争力弱点就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原来是国际范围内的制度比较就转化为国内范围的制度竞争。从上述方面来思考问题，加入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把原来我们在国际环境中隐性的制度因素转变为公开的制度竞争。
这对于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当把这种变化视为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动力。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全球化经济本质上是跨越国界的超国家经济。只要一个国家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其国家主权和控制力必然遭到冲击和削弱。跨国公司力量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不仅成为后发国家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但是，国家主权应当是国家发展的体现，如果用封闭状态来保护国家主权而牺牲国家发展的环境和机遇，那么国家主权就成为一个没有内容的外壳。欧盟国家在联合的过程中逐步让渡国家主权、建构超国家体制以换取欧洲整体竞争力，是国家主权演变的突出范例。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尽快地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国家制度，包括全面的预警和监控机制，而不是用旧的主权概念把国家挡在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之外。
其次，引入国际机制和国家制度建设是互为因果的。国际机制中确实有霸权国家的利益和观念体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市场和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制度化。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国际行为必须以其国家制度的国际化为依据，才有可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也是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提供制度保证。但是，国家制度与国际体制的融合，必须是有选择、有重点、有步骤的发展进程，与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能够确保国家根本利益和根本制度不受动摇。中国的实力越是增强，引入国际体制的能力也越是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才会越大。
再次，引入国际体制可以增强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建设的阶段。这同样需要借鉴国际政治的各种模式。国内社会阶层结构的多元化，分配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大众传媒的形式和内容复杂化，种种变化都要求我们进行国家制度创新。“稳定”不应当成为国家制度建设步履维艰的理由。相反，没有一个制约权力、反映民意、吸引人才、科学决策的政治体制，却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不安甚至动乱。制度上的腐败根源甚至会产生危及国家安全的严重后果。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僵化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控制的经济体制。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进入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又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里还没有成功解决的先例。
如果我们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解决了国家制度建设和国际体制接轨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竞争力就可以得到空前的改善和提高，中国与国际体系对抗的危险就基本上得以消除。这样中国的内部稳定和国际安全的稳定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互为条件，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也有可能互为促进。中国作为后起的大国可以走出一条融入国际体系的全新道路。
六、国家认同、凝聚力和文化软力量的关系
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这些软力量包括内部软力量如制度更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聚力与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以及外部软力量如国际形象、国际机制的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其中尤其以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等非经济因素作为综合国力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软力量在综合国力结构中比硬力量更为重要。在经济实力作为常量确定的前提下，上述非经济因素就是变量或乘数对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产生倍增或递减效应。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短（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软力量差距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在此意义上说，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软力量方面的问题可以列举很多，如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基础研究和人文素质亟待提高、国际形象仍有缺陷等等。在现阶段，最尖锐的问题是在国内出现利益分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认同和凝聚力下降。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在传媒网络上的强大优势，大规模向中国境内进行舆论和价值观的渗透，试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这种趋势同经济国际化并存，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在软力量领域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和任务。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精神状态进行长期跟踪和分析，认为中国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内可能出现内部混乱。其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停滞或崩溃，而是由于中国新一代丧失国家认同的民族凝聚力。西方战略界特别注意中国国内出现的以下重要现象：一是改革开放过程对几十年灌输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教育带来极大冲击；二是改革开放过程造成全社会的利益结构重组对几千年中国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三是权利结构与财富结构的分离不彻底造成体制性腐败对干部队伍的极大冲击；四是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造成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网络纽带松弛，严重削弱国家控制能力；五是对外开放和国际文化思潮大规模进入造成年轻一代对国家的忠诚度下降；六是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和政治参与程度的相对滞后造成大众对国家方针政策和官方媒体的认同落差；七是发达资本主义和初级社会主义的发展差距造成部分党员和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八是过份强调经济和物质因素造成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遗忘或抛弃根本的长远利益；九是一部分被边缘化的社会集团因缺乏“终极关怀”而转向厌世和异端邪说；十是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官方宣传“报喜不报忧”、各种形式主义和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值得重视的是，美国战略界是把上述中国内部的离心倾向、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上升和中国经济的隐患等因素增长的时间表放在一起，以此来判断中美战略力量对比和中国对突发危机的应付能力。可见，软力量已经直接在战略竞争中产生决定性作用。
即使我们的经济实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明显改善和富裕，也不会自然地带来软力量增强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经济结构的初步确立时，文化等非物质享受将上升为人民的主要生活需求。这时软力量的弱点将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中国在未来10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是完全可能的。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3个国内领先发达地区可能达到人均6000-7000美元，整个沿海地区可能达到3500-4000美元。届时，人们对文化等非物质生活的需求将成倍增长。然而非物质产品的增长速度远不及物质产品，而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塑需更为长远的努力。这样在一段时期就可能出现无法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真空”，而西方国家强大文化竞争力则可能填补这个“真空”。如果出现这种前景，则将对中国崛起的成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的再造，在文化软力量的建设方面必须提前投入更大的力量和资源。这并不是否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反这是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和市场结构的稳定性和持续发展。
可见，在今后20年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将更多地具有文化因素。文化竞争不仅成为市场争夺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由于网络和多媒体的普及，外来文化可以超越国界进入各个家庭。没有强大的文化竞争力，就会失去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屏障，也就失去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失去我们民族的下一代和未来，失去国家统一的人心向背。因此，建设文化竞争力同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样重要。WTO开放后，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可能不是农业和金融产业，而是文化、教育和传媒。大力投入文化产业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我们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遗产，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市场手段结合，完全可以形成为世界上最有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这需要我们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调动新的手段，运用新的方式，创造新的文化和价值观。这种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必定是民族化和国际化的高度结合，同市场竞争意识、效益和效率意识、团队意识、全球意识紧密结合。尤其是对新一代国家建设者，从最初阶段就必须进行全面的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培养，使他们成为具有高度民族主义意识的国际主义者和具有全球意识的爱国主义者。在这方面，韩国和日本是相当成功的，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七、军事实力、战略威慑力和总体实力的关系
我们在讨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时，不能不涉及军事力量和战略威慑力的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各国相互依存并没有消除相互冲突的根源，也没有改变大国的实力政策，更没有使霸权国家放弃冷战思维。同时，全球化的极不平衡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安全威胁和冲突根源。新旧两种冲突交织在一起，对于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提出了如何以军事实力保障安全和发展的课题。我们提出“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并不是否认国际环境中存在着紧张的根源和冲突的危险，而是通过建立新的利益结构和安全结构，把严重威胁和大规模冲突降到最低限度。但是，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特别是多极格局取代单极世界的过程相当漫长。在此过程中，霸权国家在世界上展开军事行动甚至战争的制约因素在减少而不是增加。当代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使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得到飞跃式的发展。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反恐战争，美国付出的人员伤亡几乎等于零。这就使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在发动军事攻势以至战争时大大减少顾忌，而美国国内舆论对战争行为的谴责和牵制与越南战争时相比也微弱得多。因此，只要霸权存在，只要各种安全威胁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因此，必须保持我国必要的战略威慑力量，确保我们的军事实力与国家的经济总量同步增长，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这同建立共同利益框架一样，是将冲突危险降到最低点的必要条件。只有这两个方面保持平衡，才有完整的国家安全，才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避免大起大落甚至出现历史性的灾难。
21世纪的军事竞争已经拉开序幕，这是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的全面竞赛。美国的新军事革命是这场军事竞赛的发动机。美国在这次军事革命中，重点是强化远距离投放能力、精确打击能力、指挥控制通讯情报一体化（C4I系统）、电子侦察能力、导弹防御能力、太空遥感能力等，目标是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平衡的、快速反应的防务体系。在“911”事件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又增加了本土防御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内容。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对全球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世界所有大国军费的总和，在装备水平上拉大了美国与其盟国的距离；美国从根本上改变核安全政策，可能触发一轮更大的核扩散；美国在“911”以来大幅度提高防务和安全开支，军事工业集团在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中的决策影响力明显上升，使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强化。这势必引发全球范围的军备竞赛。尤其是美国经济的长周期繁荣结束后，可能出现经济军事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上述趋势，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不能不深感忧虑并有所准备。
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是高科技制造业的核心，是大国甚至象以色列这样的小国的国力象征。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为了长期保持其霸主地位，防止任何大国对它构成挑战，必然严格控制军民两用技术向外转移。为了防止中国在军事技术上进行赶超，美国尽一切可能加快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与美国的军事科技距离可能继续拉大。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将影响到我们的战略威慑力。不仅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将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可持续性也将发生问题，特别是代表国家综合实力最突出标记的高新技术，将降为二流甚至三流水平。过去的军事工业主要与钢铁、能源、机械工业相关，今后主要与电子通讯、光学设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相关。我们应在10年左右时间里建立一批军民兼用、科工贸结合、金融实力雄厚的军事-工业综合体。
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军事实力，不能用封闭的系统来培植战略威慑力。必须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优势，利用民用工业的强大基础和军民转移能力，利用国内外的教育科研体制，利用全社会的人才培养来源。因此，发展战略威慑力实际上是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和科技研发能力的过程，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发展有限的战略威慑力，只能是有重点地突破，针对未来突发危机和局部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防御与进攻平衡的“积极防御”体系。有效运用这种战略威慑力，最终取决于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国内体制各方面的优势组合，取决于使用威慑力的人力资源的高素质，取决于战略决策和形势判断的科学性。所有这些都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战争”，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和平竞赛”。只有当我们在这种竞赛中积累了相对优势，霸权国家惧于战略代价，才有可能放弃非理性的战略选择，重新调整战略构思，甚至可能与我们达成战略利益上的妥协。在这种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就为中国的崛起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作者介绍：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上海 20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