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菡 那些年,非诚勿扰教会我们的事|特写

黄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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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工具和大众想象合谋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贤良淑德的、是传统端庄的、是幸福美满的……而在家从不做饭的、厨艺仅限于将阿姨做好的菜热一热的、并且对open marriage也愿意大投赞成票的黄菡本尊，对此深表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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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菡的个性，隐藏在貌似无个性中。她的幽默也是如此。“下午见一念六年级的小姑娘，她妈妈向她隆重介绍说：这就是黄老师啊。她认真看了我将近十秒钟，问：你们的节目是提前录制的吧？我说是啊。她再问：是提前好几年吗？”

她在微博上不带表情地这样自黑。

我见到的就是一个不施粉黛的、比电视上推迟了好几年的黄老师。从眼神到表情，从脸型到牙齿，她都神似《疯狂动物城》里那只可爱的兔子警官Judy，动画片有时比造物主更深谙相由心生的秘诀，拥有一双这样眼睛的兔子更容易相信秩序、责任和善意。她正在经受一轮严重的皮肤过敏，发消息对孟非说，幸亏她的录制已经全部结束了，不然以现在这个脸，还怎么上妆呢？孟非答: 如果还要录制节目，你就不会过敏了。

在坚持了6年之后，黄菡宣布离开《缘来非诚勿扰》（以下简称《非诚勿扰》）的舞台。长期以来，这档热门相亲节目的舞台上，流水的男女嘉宾，铁打的孟非黄菡，因此黄菡的离开，引起了最多的猜测。

“我说我早就想离开，想换一个方式，可是你们信吗？”网上各种解读中，流传的最广的是因为黄磊和黄菡的性格都过于温和，不够毒舌，节目组有意要找金星加盟，有心人甚至找出了孟非和金星在饭桌上的合影来力证此事。但这一切很快被证明是空穴来风，接替黄菡的是另一个“从相貌到性格都和黄老师有几分相似的另一个黄老师”，黄澜，《虎妈猫爸》的制片人。

“是范冰冰说的吧？‘我担得起怎样的诋毁，才配得上怎样的赞美’，反过来说也一样，天底下没有便宜可占，我从《非诚勿扰》里得到多少名和利，我就得相应地有多少付出和麻烦。”黄菡决定，统统不要了。

黄菡与黄磊搭档剖析情感

她列了一张长长的旅行心愿清单，在网上搜罗旅行信息是她对抗繁冗工作的一帖良药，节目录制的台本会开得越劳心，这张清单就越长，仿佛一个吃不到美食的人在默写菜谱。最初她罗列了最想抵达的40个国家，不过瘾，接着又罗列了国内所有的5A级景区，“列完发现5A级景区太多了，有两百多个，不现实，那我就换一个指标，世界遗产，世界遗产还比较可行，48个，而且也已经去过一半了。”这种集邮式的心愿，在从《非诚勿扰》的舞台上谢幕之后，眼看着都有了实现的可能。

给“党校女教授”上了一课

作为国内第一档入选哈佛商学院课程的综艺节目，《非诚勿扰》自2010年1月开播以后，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有人看见急需牵手的俊男和靓女，有人看见待价而沽的爱情与厮杀，但更长久的吸引力，来自节目里出现的复杂社会命题和多元价值冲突。在广电总局几次收紧对真人秀和相亲节目的管理之后，这档节目把自己定位在了“生活服务类”。

黄菡加盟《非诚勿扰》，就是在节目最初受到质疑的时候。当时，马诺等女嘉宾那些“宁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拜金言论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节目关注度空前高涨，鲜花和臭鸡蛋齐飞，广电总局等主管单位也不可能等闲视之。如果不积极应对，可能会直接影响节目的存续，“于是就需要这样一个点评嘉宾加入，包括男女嘉宾的遴选，场上话题的导向，都做了很多改变。”黄菡之前跟孟非在其他节目中有过合作，跟节目组上上下下都熟悉，跟那两枚光可鉴人的光头（孟非、乐嘉）比起来，气质上也大相径庭。“他们选择我倒未必是冲着我在党校，但确实是有一个所谓体制内的身份，是不是给主管部门看起来好接受一些？但是我想总体上来讲，肯定要是个女的，肯定得温和一点，然后要有婚姻和家庭这样一种经历，观念相对比较主流……”

这种选择给黄菡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当时的新闻出来，标题都是“党校女教授坐镇《非诚勿扰》”，民间反对的声音也很多，非诚勿扰贴吧里做过一次民意调查，支持黄菡在节目中露面的观众只有11%，接近90%的人都投了反对票，有些话甚至说得很难听。

“压力非常大，我没有想到人对另外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人可以那么狠，或者没有那些定语，就是一个人竟然可以对另外一个人有那么深的恶意，可以那样去表达，我真的很震惊，我女儿看了那些评论就哭了，她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甚至于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呢？”那是女教授黄菡第一次意识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意味着什么。虽然在博士阶段，黄菡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心理学，但这种狂热的、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大众舆论竟然可以产生如此汹涌的当量，还是让置身漩涡中的她无比震惊。

她不去看那些新闻和评论，选择性地遗忘那些恶言相向，第一次萌生去意就是在那个时候。但节目正在存续关头，且有诺在先，她也就责无旁贷地把压力扛了下来。事后回想，她承认，那个时候她确实心怀抵触，在节目中也不太爱说话，因为知道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恐怕都免不了被过度解读。

一个靠谱婚恋专家的靠谱学术问题

大众传播心理就是这么奇怪，半年之后，黄菡渐渐成为《非诚勿扰》里广受喜爱的一个人，一个温暖的存在。常常有男嘉宾一上场就弃24位佳丽不顾，直奔黄老师表白，“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爱人就是像黄老师这样的。”6年之后，黄菡要离开的消息一出来，就有人在网络上哭天抢地忿忿不平，“《非诚勿扰》如果让黄菡出局就是作死啊！”

2012年，孟非、黄菡、乐嘉在《非诚勿扰》录制现场

对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玩味的。即使在当事人没有伪装的情况下，传播工具和大众想象也合谋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贤良淑德的、是传统端庄的、是幸福美满的……而在家从不做饭的、厨艺仅限于将阿姨做好的菜热一热的、并且对open marriage也愿意大投赞成票的黄菡本尊，对此深表不以为然。

曾经有男嘉宾在场上抒情，“我觉得黄老师就是女性的典范、楷模、榜样，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黄菡当即打断他说，“我是不是另说了，但是我觉得你这话本身就有问题，我很难想象一个典范、一个榜样、一个站在第一的人能是最幸福的人。”

黄菡特烦别人臆断她的幸福，“我觉得很傻，那是他们的公众需要：幸福婚姻，幸福家庭，然后各方面都完美。讲起政治上的个人崇拜，大家都深恶痛绝，但是讲起男神、女神，大家都不反对，大众心理就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哪怕像我这种完全没有‘神’的素质的，他也非把你弄成完美的。”

另一个普遍的误解，是把黄菡当成了婚恋专家，媒体追上门来，向黄老师讨教夫妇相处之道、子女养育之法。从来不擅长拒绝别人的黄老师也常常耐心给出意见，虽然她对此话题压根没有太多志趣。还是她女儿在一次节目里说出了真相，“我妈妈才不会叮嘱我下雨天带伞，因为她比我更不记得带伞。”“我和妈妈常常用吵架来沟通，因为不吵架就不交心。”

1984年，黄菡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社会学是本科招生的第二届，是国内刚刚起步的新锐学科，全国高校有社会学专业的，也仅有中大、复旦、北大和南开四家而已。整个80年代的开放思潮对黄菡影响很大。她在学生时代所做的学术研究，到今天看来依旧不过时：研究生时期，她的研究方向是“经济发达地区女性的生育意愿”；博士时期，她将研究的视角投向更为广阔的中国问题，在西安农村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之后，她将“农村人口对城市的认知”作为论文选题。这两个研究方向放在人口政策严重影响经济指数、城市化成为中国几代人毕生命题的当下，依然具备前沿价值。这是黄菡不被娱乐化受众了解的学者的一面。如果一定要和爱情扯上关系，似乎可以一说的，就是她在怀孕期间还帮先生袁剑手工誊写了大量的政经书稿，大着肚子的时候，消遣读物是一套经济学家丛书。

久经考验的综艺节目客串主持人

让黄菡描述自己，她用的形容词是固执、离经叛道，但她确实长期以来都是别人心目中的温良恭俭让。她觉得这是因为自己天生愿意与人合作，害怕跟他人起冲突。有的时候，也许不是害怕，甚至是不屑，因为这个世界上99%的事情，是不值得一争的。她把这种温和带到了节目里，她甚至放大了这种温和。

“就是留有余地，与人为善，特别你在台上，处于一种比较有先天优势的地位，你是老师，是长辈，而且你还有一种专家的权威感，你面对的都是年轻的孩子。另外，我真的觉得，在公共表达当中，一定要支持少数和弱者。我特别讨厌那种一哄而上，仗着主流就要灭了谁。哪怕为大众所唾弃的亚文化、亚群体的东西，我都愿意宽容，或者表达一点支持。比如说我非常反对整容，但这可能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的年龄、我的见识、我的趣味所决定的，你确实不喜欢它，但是你能肯定它就那么的十恶不赦、不可以宽恕、不可以理解和接受吗？甚至不可以从中发现点积极和美好的东西吗？宁财神说，整容的原罪只在于欺骗，我一听就觉得豁然开朗了。”

她也因为说话过于坦白受到提点，某次一个男嘉宾是个退伍的士兵，他讲到自己特别勇敢，从小就有英雄梦，就是想要在危难时候救人于水火。“然后我讲我好钦佩你这种品质，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缺乏的就是勇敢。我小时候经常担心，长大了要成为一个革命者，然后被敌人抓住了，严刑拷打，然后我怕我叛节……结果就这样播出来了。主管部门就说，她是一个党校的老师，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怎么这么经不起考验？”

她所属的妇联、党校以及节目所在的宣传系统觉得她表述欠妥，纷纷要求她做出说明和检查，黄菡解释说，“第一这个话是有语境的，我说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又不是共产党员，我小时候又不是党校老师；第二，这不过是一种语言变通表达的艺术，我想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表现，来反衬男嘉宾的高尚和伟大。”

下一代青年人会有他们的非常烦恼

在综艺节目蹿红的榜单上，《非诚勿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的一个，无论是 《好声音》、《爸爸去哪儿》、《跑男》、《花儿与少年》，还是新近大热的《奇葩说》，所有这些受到热捧的综艺节目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成为了人性的试金石，那些激起观众强烈好奇以及强烈好恶的，也无非是基于，人无法永远在镜头前演戏。总有一部分的真实属性，透过重重棱镜，却依然被感知。而黄菡自己，也因为这种确凿可见的纯真善良，扭转局面，从一开始不被观众接受，一跃成为“中国直男择偶标准的最大公约数”。

作为1960年代生人，黄菡常常感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幸运：物质匮乏的时代在他们人生的早年留下一点残余的印象，在他们“刚刚懂得享受的时候，生活就好起来了，读书的时候，赶上了思想解放，而一进入工作，自己的职业发展刚好跟整个中国的经济起步是重合的，觉得真的挺好的”。他们经历过时代的复杂性，因此树立了比较健全的人格和世界观，但又整体走了一条上升曲线，是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人。相比之下，她觉得女儿这一代反而比较难过: 独生子女，从小在蜜罐子里生活，缺乏磨砺，读书赶上应试教育，思想和生活方式都很单一。至于未来，女儿想得简单，留学之后先在国外积攒工作经历，然后回国发展。而黄菡刚刚读完了陈文茜赠予的新书，里面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萎缩提出了相当令人担忧的见解。对未来全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困扰恐怕不是找不到对象，要成为剩男剩女或上相亲节目，而是在一个逐渐成熟的社会体制里，年轻人所能得到的上升空间和机会势必越来越少，他们终将在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模块化的人生面前低下头来。

如果你们还在试图讨要黄老师的婚恋家庭及子女养成大法，那么也许以下可以算得一个：她告诉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暂时莫提你的国际精英梦吧，做好准备，毕业后先去非洲待两年锻炼锻炼吧，没准儿未来全球的活跃经济体会迁徙去了那里……

本刊记者|蒯乐昊 发自南京 编辑|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