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

　　摘 要：《春秋》是以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顺序编年记事的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春秋》绝不只是一部简单的记事之书，而是孔子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的，有微言大义存于其中，《公羊传》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 　　关键词：《春秋》；《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 　　作者简介：李佳静，女，1990年5月19日生，汉族，四川南充人。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2 　　《春秋》是以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顺序编年记事的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春秋》绝不只是一部简单的记事之书，而是孔子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的，有微言大义存于其中。 　　《春秋》之义，主要是正名。孔子目睹整个社会礼崩乐坏，于是采用修《春秋》的方式，拨乱反正，进行“正名”，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局面。《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要通过“正名”，改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局面，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春秋》通过强调尊王、寓褒贬、定名分等来正名。《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大义，主要可分为大一统、尊尊亲亲、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几类。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公羊传》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 　　一、尊王与大一统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大一统并不等于后世皇帝的一统天下。秦以前实行的是封建制，是一种天下共主，诸侯分封领地的社会秩序。周王的势力是强大的，但是他也不能对诸侯国绝对统治。之所以要强调大一统，强调尊王，主要是为了维护华夏地区的相对稳定，维护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随着原来较落后国家的强大，原来的社会平衡被打破，但是在中原地区毕竟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所以晋国、齐国等就借助尊王攘夷，把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国家和民族称为诸夏，来承认自己的合理合法性，提高自己的地位，保持当时中原华夏地区相对稳定和平。后来又有由夷变夏，体现了社会发展进化观。 　　《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提出了五个问题，一步一步地来解释其大义：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记事四时不脱空，即使整个季度无事，也必首书月以记时。王正月就是指周历法的正月。《公羊传》解释王是指周文王，是把周文王看作改正朔的代表。夏商周三代不同历，《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夏以寅月（近通行阴历之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阴历前一年之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子月（阴历前一年之十一月）为正月。当时各国历法不一，民间多习惯用夏历，但是《春秋》记时，仍然用周历，就是要用历法之划一表明天下诸侯应一统于周天子，大在这里应该作强调、肯定之意解，强调天下一统。这又是和《春秋》的尊王攘夷思想相连系的。《春秋》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这种思想，《公羊传》对其作出了详尽地阐释，我们现举几个例子以加说明。 　　隐公五年. 初献六羽 　　九月，为仲子的庙举行落成典礼。古时宗庙宫室或重要的器物初成，必举行祭礼。仲子是惠公夫人，桓公的生母，此时桓公还没有成为国君，为什么要祭祀仲子呢？《公羊传》解释为“成公意也。”是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是为了桓公才即位的，是代桓公执政，实奉桓公为君，所以为桓公尊异其母，为别立一庙。考宫之礼不用乐舞。而下文初献六羽，是仲子神主入庙，献六羽乐舞。六羽就是规格为六佾的羽籥舞。古代乐舞分文舞和武舞两种。文舞舞人执翟，翟一般是雉羽，执之而舞，故亦称为羽。武舞则手执干戚。此处献给仲子的是文舞，所以叫六羽。六则是说明舞的规模。古代乐舞，以八人为一列，为一佾。六佾就是四十八人。乐舞都应按本分用该用的规格，六羽是诸公的规格，用于仲子就是僭越了。春秋时期，社会礼崩乐坏，周天王名存实亡，各种僭越现象相继发生，孔子贬绝这些僭越现象，通过尊王尊尊来表明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所以《公羊传》认为《春秋》书此意欲在“讥”，体现了其尊尊的方面。 　　二、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孔子通过寓褒贬讳书等即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来表明其王道观念，匡扶现实政治，达到“正名”的目的。我们看以下几个例子：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厩。 　　新延厩者何？修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於郎。 　　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 　　筑台於薛。 　　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 　　秋，筑台於秦。 　　何以书？讥。何讥尔？临国也。 　　我们来看这一组材料，庄公二十八年冬，周历相当於夏历的仲秋。大无麦禾，麦子、穀子都已严重歉收，所以是荒年。然而在二十九年的春天却新延厩。新為翻新，延厩是马厩。《公羊传》认為，孔子特意记下这件事是為了讥刺在荒年修旧為新这种劳民伤财的行為。上面列举的三十一年的三次筑台，每一次《公羊传》都阐释為讥，究其原因，则為“临民之所漱浣也”“ 远也”“ 临国也”，其所筑之高台分别靠近了人民的生活用水之所，太远，临国的意思在这里当是临近里社土地庙、五穀庙。《解詁》：言国者，社稷、宗庙、朝廷皆為国，明皆不当临也。临社稷宗庙则不敬，临朝廷则泄慢也。”秦邑地远，不可能临朝廷，也未见得建有宗庙，当是里社之类祭祀社神、稷神之所。妨碍民眾生活饮水，劳民伤财，妨碍民眾祭祀，这些都是害民的，所以《公羊传》在阐释它们时认為这是春秋经对它们的贬抑讥讽，在恶恶的同时，体现了主张爱民的仁政思想。 　　又如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败绩之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復曰：“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復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公羊传》对此事大加赞扬，说这里把初一讲出来是為了突出正道。宋襄公和楚人交战，楚人渡水而来，宋襄公拒绝了有司提前出击攻其不备的提议，一定要等到对方渡河完毕、阵势排开之后才肯攻击，结果宋军大败。今天很多人以此嘲笑宋襄公，《左传》借子鱼的话来批评他“不知战”，《穀梁传》也认為“不顾其力之不足”“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其实《公羊传》大力赞扬宋襄公，是着眼於其尊礼的层面，“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是贵族精神的体现。儒家强调人心向善，对宋襄公的赞扬也是基於此的。再如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这里《公羊传》与《左传》释经出现了差异，《公羊传》是说杀之，而《左传》则是太叔段后来出奔到了共国，并没有被杀。《公羊传》认為郑伯是有过错的，大就是强调的意思，要强调郑伯之恶，那麼，郑伯何恶之有呢？《通义》认為，庄公把京给段就是要迎合其母的心意，从而滋长段的恶，最后达到了逆谋的程度，然后正借此讨伐。认為郑伯是别有居心要陷弟於罪的。在大郑伯之恶的同时，又用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表示对段的贬斥，段因為让西鄙北鄙两属於己等行為所以可以算是与国為敌，不像一个弟弟应有的样子，所以不言弟，以示贬绝之意。 　　孔子要通过《春秋》“正名”，改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局面，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尽好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公羊传》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后还形成了公羊学，并被康有为等人糅合资產阶级民主学说，使之成為社会改革变法的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2009. 　　[2]刘平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学术思想研究 [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