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剖析]

《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剖析》

1、新风正气必定压倒歪风邪气

【案情背景】

党员干部的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制定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和求真务实、转变作风的坚定决心。各地区各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求，切实采取措施，努力转变作风，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无视规定，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这是党的纪律决不允许的。海南、广东等地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对群众反映的几起典型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确保新风正气压倒歪风邪气。

【案情简介】

海南省琼中县财政局局长公款大吃大喝问题。2013年1月，琼中县财政局局长在海口市壹号华府酒楼2次宴请个人朋友，1次宴请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共花费公款1.5万元。海南省纪委对琼中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财政的负责同志进行诫勉谈话。琼中县、县人大常委会分别免去该财政局局长党内和行政职务，并责令其个人上缴招待费用。

广东省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银企合作交流座谈会公款大吃大喝问题。2013年1月4日晚，国有企业珠海金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人以晚餐会形式，邀请珠海金融界有关负责人在横琴召开银企合作交流座谈会。晚餐共17人参加，酒水、菜品共消费37517元。其中红酒12瓶，共23706元；菜品、饮品共13811元。珠海市委、市纪委给予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职务，责令参会者自负晚餐超标费用。

陕西省白河县县委书记违规借用越野车问题。2012年2月中旬，经白河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同意，白河县委办公室向兴达公司借用大众途锐越野车1台，供县委书记使用，直至2013年1月15日媒体曝光后，才将借用车辆退还公司，借用时间近一年。安康市纪委给予白河县县委书记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党内警告处分。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新区鸿山街道赴厦门开务虚会问题。2012年12月，鸿山街道80余名干部花费38万余元赴厦门召开务虚会，期间参观了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5A级景区云水谣。这是一起鸿山街道集体违规行为，街道党工委书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无锡市纪委给予鸿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责令参会人员全额承担外出费用。

湖北省赤壁市地税局春节期间乱发钱物问题。2012年12月5日，赤壁市地税局局长主持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为全局干部职工发放春节物资补助每人4000元，在福利费科目中列支。湖北省地税局和咸宁市纪委分别给予赤壁市地税局局长行政记过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赤壁市纪委给予赤壁市地税局分管副局长党内警告处分，对赤壁市地税局其他党组成员进行诫勉谈话。所发春节物资补助全额清退收回。

江西上饶县清水乡前汪村新建村部乔迁庆典问题。2013年1月20日，上饶县清水乡前汪村利用村委会新办公场所搬迁之机，摆宴席52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上饶县委研究决定：对负有责任的清水乡党委书记、乡长予以免职处理，给予前汪村党支部书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2、一起自杀事件引发的群众性事件

【事件背景】

瓮安县，地处贵州省中部，面积约1974平方公里，总人口4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4.3％。2000年至2007年，瓮安县GDP从11.4亿余元增加到21.9亿余元，翻了一番，财政收入增长3倍。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6月28日，瓮安县发生了大规模突发群众性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台车辆被焚。

【事件经过】

2008年6月22日，瓮安县三中初二女生李某某在县城西门河跳河身亡。当地公安机关对死者进行尸检后作出溺水死亡的结论。但死者家属认为死者有被奸杀的嫌疑，坚持将尸体停放在事发地大堰桥头的玉米地边，不予安葬并不断上访。6月26日，黔南州公安局法医再次对死者进行尸检，鉴定系溺水死亡，但家属对此结论仍然不服。与此同时，瓮安县城谣言四起，许多群众对李某某的死因和公安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6月28日，县公安局向死者家属送达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死者家属必须于当天下午5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为防止公安局强制处理，死者亲属、同学和当地群众约300余人从停尸地点出发，进城“喊冤”，为李某某的死因“讨说法”。当日正值周六，街上人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游行队伍抵达县政府时，已达上千人规模，但县政府没有人出来接待。游行人员在砸坏县政府公示牌后，又转到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大楼聚集。

当日下午4时30分，游行人群开始向警方投掷矿泉水瓶和泥块，一些人开始打砸警车，并焚烧停靠在公安局门口的警车。随后又有人冲进附近的县政府、县财政局、县委办公楼打砸。

当晚8时至11时，公安局办公楼、县政府办公楼、财政局办公楼、县委办

公楼相继被点燃。整个打砸抢烧事件持续近7小时。

事发当天，贵州省委就立即指派有关领导同志赶赴瓮安，靠前指挥处臵工作。6月29日凌晨3时许，聚集的近万名群众散去，事态暂时平息。30日，县城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3、漠视群众正当利益和合理诉求的后果

【事件背景】

乌坎村是位于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的一个边陲渔村，毗邻乌坎港，富甲一方，有“汕尾第一村”之称，曾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并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单位”。2011年9月，广东省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财务、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因有关部门处臵不当，一些村民发生打砸行为，矛盾随即升级，部分村民被拘捕，其中1人在押期间突然死亡。随后矛盾进一步激化，村民设臵路障阻止当地公安干警进入，而当地公安部门则封锁该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由此引发了国内外舆论聚焦的“乌坎事件”。

【事件经过】

2011年9月21日，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财务、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下午和第二天，一些村民发生打砸行为。

11月21日，400名左右村民打出标语再次上访。当天下午及第二天发生几次数百人在村内聚集活动。11月24日，村民薛某、张某、洪某、庄某等，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妨碍公务罪拘捕。11月27日，村民设臵路障阻止警方进入，而警方则封锁该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12月11日，被羁押在汕尾市看守所的薛某突然死亡，围绕死因与尸体处臵，矛盾进一步激化。

12月21日，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带领工作组进驻乌坎村，做了深入细致有效的工作。乌坎村民的过激行为和情绪逐渐缓和平息。

2011年12月28日起，广东省委工作组在乌坎村先后召开群众通报会，承诺解决土地问题的时间表，对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作出整体无效的认定，并尽快组织村委会重新选举。汕尾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并充分保障村民的利益。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数十名代表同意取消原定的上访游行活动，撤掉村内的横幅标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12年3月4日，乌坎村进行投票选举，村民们用手中的选票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

4、利民项目为何不得人心

【事件背景】

四川宏达钼铜有限公司的“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是四川地震灾后发展振兴重点项目和“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什邡市历史上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年产钼4万吨、阴极铜40万吨、硫酸180万吨，每年伴生回收黄金10吨、白银500吨，预计年销售收入达500亿元，利税超过40亿元，届时什邡市将成为全国第一大钼生产基地、第四大铜生产基地。但是，当地部分群众因担心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到什邡市委、市政府聚集，并逐步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事件经过】

2011年10月，四川宏达钼铜有限公司计划在什邡市投资建设的“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向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2012年2月21日，

“什邡之窗”称该项目已通过环保部的技术评审，进入环保部行政审批程序，处于尚未动工建设阶段。3月26日，钼铜项目通过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6月29日，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在什邡市举办。

2012年6月30日上午，十几名市民到什邡市委集体上访，在工作人员劝解解疑后离开。7月1日晚，数十名学生和数百名市民分别聚集在什邡市委门口和宏达广场两地上访示威，要求停建项目，部分聚集群众还在横幅标语上签名。7月2日上午，一些市民陆续在什邡市委、市政府门口聚集，反对钼铜项目建设，其中部分市民不听劝阻，强行冲破警戒进入市委机关。当天下午，在部分人的怂恿、煽动下，聚集的市民强行冲进市委机关院内和办公楼，打砸公共设施和车辆，踩踏市委牌匾，并用花盆、矿泉水瓶、杂物等扔砸在场的民警和机关工作人员，致10多名民警和机关工作人员受伤，7辆公务用车受到不通过程度损坏，严重影响了机关正常办公秩序和社会稳定。为防止事态继续升级，公安民警对过激人群进行驱散，并将受伤群众送院救治。

事件发生后，德阳、什邡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控制事态发展，全力维护社会稳定。7月2日，什邡市政府发出停止钼铜项目建设的通知。7月3日上午，“活力什邡”微博发布《什邡市公安局关于严禁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通告》。当天下午，什邡市委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群众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钼铜项目不再建设。3日当晚，什邡市公安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对在宏达广场打砸、推翻警车的钟某、李某、刘某等3人予以刑事拘留；对强行冲击警戒线，向执勤民警投掷花盆、砖头、石块等杂物的洪某、周某、钟某等3人予以行政拘留；其余21人经批评教育，认清所犯错误具结悔过后，全部予以释放。至此，事态逐步得到平息。

5、鹿之死，奶之殇

【案情背景】

三鹿集团在毒奶粉事件之前几乎家喻户晓。该集团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曾是我国最大的奶粉制造商，其产品产销量自1993年起连续15年居全国第一，市场份额达18％，是我国乳业界名副其实的“老大”。而在事件曝光之前，除了专业人士，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过三聚氰胺的名字。三聚氰胺俗称密胺，是一种有机化工中间体，对身体有害，不可用于食品加工或食品添加物，日常主要用途是甲醛缩合生成树脂，用于制作涂料、模塑料、黏合剂等。2008年，当寂寂无闻的三聚氰胺和赫赫有名的三鹿集团相遇时，爆发了近年来我国影响最大的食品安全事件。

【案情简介】

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的爆发，源于一些不法鲜奶供应商为了增加原奶的重量和蛋白质含量，偷偷地在供应三鹿集团的原奶里添加了三聚氰胺。三鹿集团虽然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却也决非无辜者。

2007年12月起，三鹿集团陆续接到反映部分婴儿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现肾结石等病症的投诉。或许出于经济效益上的考虑，该集团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自己组织技术攻关、自行排查。2008年7月底，经自查，三鹿集团确认其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相关指标不正常，怀疑含有三聚氰胺，这才将产品送权威部门检测。2008年8月1日，检测部门很快就反馈了结果：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个批次检出三聚氰胺。

检测结果对于三鹿集团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将其侥幸心理击得粉碎。但令人惋惜的是，三鹿集团却没有采取断然措施防止危害扩大。

2008年8月13日，三鹿集团召开了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库

存产品三聚氰胺含量10mg/kg以下的产品继续销售；调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产品换回市场上含量更高的产品。而此前，在得知检测结果后，该集团决定将加工三厂检测不合格的原奶转送本集体其他加工厂。就这样，三鹿集团在明知其婴幼儿系列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下，却没有停止奶粉的生产、销售，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2008年9月12日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

三鹿奶粉事件代价十分惨重，后果极其严重。作为我国乳业界的龙头企业，三鹿集团在事业中轰然倒地，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乳业全行业因此减产或停产，数万职工下岗，许多奶农杀牛、倒奶，大量城乡居民的就业、收入受到影响；国产乳业元气大伤，乳产品出口量一度锐减9成多，其中奶粉下降99％以上，而进口奶粉趁机涨价，国内消费者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更严重的是，截至2009年1月8日，全国累计报告食用三鹿奶粉和其他个别奶粉异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达29.6万人，6例死亡病例不能排除与食用问题奶粉有关，这些患儿的康复将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而且此事件对他们人生的影响还难以评估，多少个家庭的幸福和未来被蒙上了阴影。

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三鹿奶粉事件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不法分子唯利是图，在原料奶中违法添加三聚氰胺（司法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119人）；主要原因是相关部门对奶制品等食品安全问题监管不力，重视和协调配合不够，也是事件发生的重压原因。2009年1月，三鹿集团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法院判处罚金4900余万元，该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副总裁王玉良、杭志奇以及相关职工被判处从五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月，三鹿集团被法院宣布破产。此外，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及质检总局、农业部、卫生部、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单

位的30余名责任人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6、严防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溃坝”

【案情背景】

生活在山西省襄汾县的群众，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2008年9月8日，该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大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619万元。这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事故。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事故背后的腐败和渎职问题。事故发生后，因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判刑的党员干部达28人，其中副厅级4人，县处级10人。

【案情简介】

2007年9月，新塔矿业有限公司擅自在停用的980沟尾矿库筑坝放矿。2008年年初以来，该坝脚多次出现渗水现象，新塔矿业有限公司采取措施阻止尾矿水外渗，但收效甚微，库内水边线直逼坝前。

当地村民发现渗漏后，认为存在溃坝危险，立即向乡党委、政府作了报告，省、市、县三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多次在检查中发现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然而，当时当地的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落实监管责任。

2008年9月8日7时58分许，尾矿库左岸的坝顶下方约10米处，坝坡出现向外拱动现象，伴随连续的几声巨响，数十秒内坝体绝大部分溃塌，库内约19万立方米尾砂浆体汹涌而下，吞没了下游的宿舍区、集贸市场和办公楼等设施，波及范围约35公顷，最远影响距离约2.5公里。

9月8日上午8时许，襄汾县陶寺乡党委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上报襄汾县政府。

上午9时许，时任襄汾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学俊接到报告到达现场。当时，现场已惨不忍睹，昔日美好的家园和众多老百姓都被淹没在泥浆之内。李学俊明知当时没有降暴雨，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但仍指示县政府工作人员向临汾市委、市政府报告，称“因暴雨发生泥石流，致使新塔矿废弃尾矿库坝被冲垮，造成1死1伤”。

上午11时许，时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到达事故现场。陶寺乡党委书记向他介绍，溃坝泥浆下面有好几十个人，李学俊已向市里报了“因暴雨发生泥石流，造成1死1伤”的情况。亢银海听了以后，微微点头，未予纠正。随后，县委宣传部长将一篇新闻稿件报给亢海银，描述的事故情况也是“因暴雨发生泥石流”，亢海银看后同意以此发布新闻。

下午4时许，亢海银在明知现场已发现33具尸体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决定按“死亡26人、受伤22人”上报，李学俊等人表示同意。

事故发生后，新华社记者到事故现场采访。提起这场惨剧，人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地群众还说：“这座尾矿库的安全隐患，连一个普通村民都能看得出来，但他们就是臵之不理。”

他们为什么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臵之不理？随着调查的深入，隐藏在事故背后的严重腐败问题逐渐显现：当地一些领导干部或滥用职权，或收受贿赂，是公权力沦为不法商人的保护伞。例如，山西省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任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和执法权力影响，为新塔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佩亮等人购买红星煤矿接替井经营权提供帮助，并为该矿非法生产经营提供支持保护，收受张佩亮贿赂2000万元。

7、背离人民的人终将被人民抛弃

【案情背景】

郑筱萸出生于普通家庭，自幼丧母，在组织的关心培养下，从一名药厂技术员成长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任局长。2006年12月，到龄离职一年半后的郑筱萸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立案调查，2007年3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07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郑筱萸死刑。此后，郑筱萸提出上诉被驳回。同年7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案情简介】

1988年3月，伴随机构改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成立，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对这个新的机构，人民寄予莫大期待。

200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依据该法，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对于按地方标准生产的药品，经审查批准，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药品，即“地标升级国标”；不符合标准的则必须淘汰。对国家药监局而言，这是一项涉及全国范围内药品审查、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密切的重大全局性工作，也是加强药品监管的重大契机，但由于郑筱萸等人的“一错再错”，最终酿成严重后果。

调查发现，郑筱萸严重违反规定，在未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未召开局党组会、局务会议研究的情况下，擅自签发文件，决定启动全国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专项工作，且仅指定一名副司长担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具体成员大多临时抽调，更换频繁。

由于部署不周，专项工作无法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郑筱萸擅自签发文件，将原规定“国家药监局专项小组对上报材料进行复核”改为“专项小组仅对上

报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并对原始档案抽查核对”，降低了对药品的审核标准，致使大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药品通过原始资料造假等方式获得了批准文号。

在仅进行形式审核和抽查的情况下，专项小组还是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条件、不应换发的药品。按照有关行政法规规定，这些药品应该以假药论处或撤销批准文号。然而，郑筱萸又一次擅自签批同意有关司局的请示，以相关企业是否已经取得《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为标准，决定是否同意换发文号，使得审批底线被再次突破，一批依法应予撤销的药品得以继续生产、销售和使用。对此，郑筱萸在法庭上也承认，这是把违规的药品变成了合法的药品。

此外，调查发现，郑筱萸还违反立法程序，两次签批对以生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行改动，导致该规章先后有4个内容不同的正式版本向社会公布，造成药品注册管理秩序混乱。

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导致国家药品管理失序，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风险，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为消除郑筱萸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隐患，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6年9月起对已换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进行全面清理，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

失职渎职往往与权钱交易相伴而生，郑筱萸利用药品审批权大肆收受贿赂的行为同样令人扼腕！从任职国家药监局局长伊始，郑筱萸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为8家医药企业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等方面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本人及其妻、其子收受这些企业支付的“感谢费”、“顾问费”、“干股分红”、汽车等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49万余元。在郑筱萸与非法药商罪恶利益链的背后，被忽视和抛弃的是13亿人民的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

8、隐藏在“政绩工程”背后的腐败

【案情简介】

李大伦，湖南省桃源县人，1999年2月至2006年5月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根据法院判决，李大伦在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受贿1360余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他帮助企业主承揽建筑工程后受贿得来的。

在向李大伦行贿的人中，邢某是数额最大、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为李大伦早年的下属，曾因喜欢舞文弄墨而与李大伦志趣相投。在李大伦到郴州担任市委书记的次月，邢某便嗅到商机，随之到郴州经商。此后数年，邢某如愿获得了郴州市国土局办公楼装修工程、鲁永公路路面硬化工程、王仙岭景区改造工程、郴电国际万国大厦装修工程、苏仙区瀑布景区开发工程等一系列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均由李大伦向有关部门打招呼获得，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标投标程序，有的甚至系李大伦直接指定邢某承揽。邢某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为了感谢李大伦的帮助，邢某以送现金、装修住房等方式送给李大伦及其家人巨额贿赂。随着两人的“利益联盟”越来越紧密，李大伦依仗职权为邢某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甚至不惜肆意侵害群众利益。

2005年5月，郴州市永兴县委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该县包括党政机关、乡镇一级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必须按公务员指标比例购买“幸福花园”住房，且购房者需在半个月内将购房定金打入指定银行账户。这个强买强卖的红头文件在当地引发舆论强烈不满。直至李大伦案发后人们才得知，原理开发“幸福花园”项目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是邢某，而李大伦的妻子陈某某（因共同受贿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则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从工程项目建设中获取了实际的“好处”，李大伦更加热衷于大建“政绩工程”。李大伦在郴州任职期间，先后主持开发了五岭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且鼓励各县大搞此类工程，要求每个县搞一个

试点。这些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从建设开始就引起当地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郴州市嘉禾县的珠泉商贸城项目，因强迫拆迁酿成“嘉禾拆迁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大量的“政绩工程”对郴州遗祸甚巨。郴州市当时的党政领导班子部分成员在李大伦的“言传身教”下，纷纷插手各项工程谋取私利，多人因腐败锒铛入狱，其中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判处死刑。因“政绩工程”引发的增加群众负担、强迫拆迁、强迫集资等各种恶性事件此起彼伏。李大伦在大搞“政绩工程”中喊出的“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等口号，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政绩工程”也给郴州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建设过程中甚至还挪用退耕还林资金和下岗工人基本生活费，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

9、副市长梦断“生意经”

【案情简介】

1959年1月，许迈永出生在杭州市萧山农村。通过努力1975年考入萧山湘湖师范大专班，毕业后分配到萧山一中学当物理老师。1984年，县城所在地拟招一位分管文教的副镇长，时年25岁的许迈永刚好符合条件，就此走上了从政道路。

在担任杭州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港公司董事长期间，许迈永开始在企业经营方面崭露头角，从白手起家到把企业经营的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却越来越不平衡，他觉得自己给国家赚取了那么多利润，工作那么辛苦，还要承担很大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却那么少。于是，许迈永开始动起了在企业经营中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念头。

但是，许迈永的手段去不是什么真正的经营管理，二是想方设法掏空国有

企业，贪污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1988年底，许迈永在经营金港公司时，向高某某的香港某公司借款1400万余元。当许迈永看到金港公司经营利润较高后，就与高某某商定，把原先的借款说成是投资，这样金港公司不仅要返还对方本金和利息，还要支付对方“投资”应得的高额利润，而这些所谓“利润”自然归许迈永个人所有。于是在许迈永精心安排下，双方签订了虚假协议。2005年5月，许迈永安排金港公司将1400万余元归还某制衣有限公司。同时，以投资收益款的名义，将金港公司开发利润1500万余元转至某制衣有限公司，然后将该款据为己有。

2000年12月至2002年2月，为实现贪污公款的目的，许迈永设立瑞博公司，金港公司出资100万元占10％股份，剩余90％股份由他人代许迈永持有，实际上并未出资。2002年2月，许迈永指示他人仅向金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200多万元，便将瑞博公司全部股权占为己有。经评估，当时瑞博公司资产增值3900多万元，扣除金港公司收回的10％股权转让溢价款，许迈永将剩余的3700多万元占为己有。

除了大肆侵吞公款外，许迈永还大搞权钱交易。2002年8月，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100多亩土地用于开发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但因资金问题一直没有启动。此后，许迈永向坤和房产公司董事长李某某推荐这个项目。2007年11月许迈永用召开区委书记办公会议“协调”的方式，最终使得坤和房产公司中标。李某某为表感谢，先后8次送给许迈永钱款达830万美元。更有甚者，2005年许迈永帮助高某某的公司取得西湖区三墩镇29号地块后，以炒股为名，一次就向高某某索要2000万元。

许迈永的疯狂敛财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他的不归之路令人深思，发人惊醒。

10、权力是柄“双刃剑”

【案情简介】

董永安是陕西省西安市人，1982年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进入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工作。他从技术员做起，直至2002年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8年3月，董永安任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在从政之初，董永安曾用三句话概括自己的从政原则：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己之心。截至2010年12月底，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016公里，连续5年保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全国第一。董永安经手成百上千亿的高速公路建设资金，这让他在大展宏图的同时，也飘飘然起来。

2008年9月的一天，董永安在“一拖”的老同事邵某和生意伙伴倪某来拜访他。寒暄之后二人说明了来意。原来二人从小道消息得知，交通厅下属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某省投资承建了一台哦高速公路。因眼看好多人承揽高速公路项目发财，二人也眼红想拉董永安“入伙”一起在高速公路项目上“揩揩油”，先将项目承包到手再转卖出去，无本万利事后三人平分。于是董永安贪从心起，帮助邵某、倪某使其挂靠的公司获得投标资质并通过“陪标”方式中标，标的额达3.1亿元。邵、倪二人倒手将项目卖掉，从中收取标的额3％的好处费。就这样，这笔钱成了董、邵、倪三人的“私人财产”。

业务能力超群的正厅级领导干部，最终没能经得起利益的考验。交通厅厅长手中建设项目多、权力大、风险高，如果认识不到权力是柄“双刃剑”，做不到廉洁自律，那么陷入腐败泥潭、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也就为期不远了。

11、被错误“规划”的人生

【案情简介】

2005年，重庆瑜然公司找到重庆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请求合作开发重庆市江北区花果小区地块。双方约定项目建成后瑜然公司可分配49白费的利润。该公司所以给如此优厚条件，是因为他们知道瑜然公司法人代表唐某是蒋勇的情妇，而瑜然公司真正的幕后老板是蒋勇。于是蒋勇利用市规划局局长职务便利，使瑜然公司、某公司联建经济适用房“瑜然星座”项目。并使该项目取得建设经济适用房工程土地使用权，将用地性质调整为居民用地，容积率调整为6。至2008年12月，仅该项目一期工程净利润便达到1486万元，其中，唐某分得653万余元。经查，2004年4月至2007年3月，蒋、唐二人通过上述方式共同收受数家房地产商所送贿赂达1615万元，蒋勇还单独收受贿赂181万余元。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2002年至2008年，梁晓琦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规划选址、调整容积率等事项为多家房地产商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589万余元。2002年至2008年，查红利用职权，在数家房地产商办理建设项目手续时给予“关照”，收受贿赂109万余元。

蒋勇曾留学英国威尔士大学，长期从事规划建设工作，是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专家；梁晓琦，原在重庆某大学任教后转而从政，并迅速成长为重庆市规划系统的专家型领导干部；查红，这为获得硕士学位的副厅级女官员，也曾在重庆某高校任教。这些中青年干部，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正处于干事创业的黄金期，然而，他们却没能抵住开发商的糖衣炮弹，错误的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最终落得锒铛入狱。

12、知法犯法的法院院长

【案情简介】

1948年，郭生贵出生在北京市密云县一个小山村，后来进入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始了30余年的法官生涯。1998年10月，郭生贵调任西城区人民法院，在西城区法院的这8年却成为郭生贵大肆敛财的8年。

1999年2月至2006年12月，郭生贵通过为4名案件代理人介绍案源、承揽案件收取的“介绍费”就多达367万元。为规避风险，郭生贵一段时期只和一个律师合作，于是他和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的张某某成为了“老搭档”。后经郭生贵介绍，没有律师资格的张某某代理了多起西城区法院受理的各类诉讼案件。事后，张某某先后10余次以现金、支票、存折等形式，从赚取的代理费中给予郭生贵“中介费”200万元。

这之后，郭生贵并没有收敛，反而胃口越来越大。2002年4月至2005年11月，郭生贵先后介绍律师邬某代理了21起案件。至2005年年底，邬某已送给郭生贵35万元，尚需支付73万元。郭、邬二人写下了“尚有73在邬某处”的字据为凭，从而暴露了其收受贿赂的本质。2005年9月，郭生贵经人介绍认识女律师马某某。这次，郭生贵的分成比例大大提高，先后在马某某处收取了54万元。

除了收受代理人的贿赂，郭生贵还在西城区法院审判大楼建设工程中捞取了大量好处。郭生贵安排其弟为大楼的信息工程和装修寻找目标。随后，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盛某某接受了郭生贵兄弟开出的15％回扣的条件。由于盛某某“懂事”，在做完第一期工程后，他又如愿以偿得到了第二期工程。期间，郭生贵兄弟从盛某某手中拿到300万元。

贪腐成性的郭生贵，连法院门口的石狮子也不放过。西城区法院办公楼落成之际，郭生贵决定在门前后放臵两对石狮子。通过采用低定、高付、侵吞差

价的手段，郭生贵从中侵吞公款30万余元。

13、“刑侦剑客”的双面人生

【案情简介】

1951年出生的许晓刚当过兵、进过工厂，1980年正式成为一名警察。他从基层派出所侦查员干起，工作一路得心应手。1994年10月被提升为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主管刑侦工作，时年43岁。在他的领导下省内许多大案要案都是他组织侦破的，因此，他在江西警界被称为“刑侦剑客”。

2000年左右，许晓刚在查办案件时与熊新兴相识。熊新兴抓住机遇，处心积虑的同许晓刚搞好关系。仅2001年，熊新兴便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多次送给许晓刚5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被攻破心理防线的许晓刚胃口不断调高，2002年至2003年间，许晓刚为满足其情妇的各种要求，先后分多次向熊新兴索取80万元。

熊新兴的苦心经营，终于获得许晓刚的“回报”。2002年至2004年间，当地群众多次向公安等有关部门举报熊新兴涉嫌犯罪问题。许晓刚作为分管刑侦、经侦的副厅长，刚接到举报信便将内容透露给熊新兴，使其做好准备应对调查。不但如此，许晓刚还充当熊新兴的“掮客”，先后介绍熊新兴与抚州市公安局几任局长、抚州市基层公安局领导认识，致使相关举报未能得到及时公正的查处。在许晓刚的庇护下，熊新兴更加肆无忌惮。他以公司为依托，吸收了一些骨干成员横行抚州，通过开设赌场、诈骗银行资金、强迫交易等非法手段，疯狂敛财，并购买枪支弹药，其累累罪行是当地百姓深受其害。2004年9月，上级有关部门通过江西省公安厅要对熊新兴采取强制措施，许晓刚得知情况后罔顾警察职责，将消息告诉熊新兴，熊新兴如惶惶之犬连夜逃匿，致使抓捕未能成功。

直至2005年2月，熊新兴才被刑事拘留。

许晓刚案庭审中，辩护律师提出，许晓刚在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有过突出贡献，屡获嘉奖，请求法庭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然而过去的辉煌只能属于过去，律师的辩护意见因无法律规定，法院未予采纳。

14、受贿频率最高的县级“一把手”

【案情简介】

2002年8月，43岁的李荫奎被任命为封丘县委副书记、县长，从长期担任部门副职到地方行政首长的角色转变，使他初尝了权利的滋味。就在这年中秋节，一个熟人走进了李荫奎办公室，将一个信封随手扔到了沙发上，说：“快过节了，李县长，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李荫奎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着几千元钱。自此直到2007年1月李荫奎担任封丘县委书记后，来他办公室和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简直门庭若市。

经调查认定，2002年中秋节至2009年春节，李荫奎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1575次收受142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200余万元。每次少则2000元，多则数万元不等，谋利事项涉及干部人事、编制调整以及项目工程等各个领域，行贿人员中除少数企业老板外，更多的则是县直机关、乡镇主要领导。李荫奎作为封丘县主要领导，不仅没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起到应有的带头和表率作用，反而大肆收受下属党政干部及企业人员贿赂，直接带坏了队伍、败坏了风气，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李荫奎绞尽脑汁。在任7年，他一方面不断的想“廉

政账户”上缴资金63万余元，努力打造“廉政典型”形象；另一方面又和妻子刘某某商量，将上千万元受贿所得存在多个亲戚朋友名下，精心绘制了一副“藏宝图”，以备不时之需。

2010年5月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李荫奎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5、被贪欲毁掉的“博导副校长”

【案情简介】

李海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从小就立志以父亲为榜样，做革命的接班人。2000年5月，李海婴担任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分管招生、基建、学校后勤等工作，并当选湖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担任副校长后，繁忙的业务工作和人际交往，使李海婴慢慢放松了学习，直接导致其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李海婴当时分管的武汉理工大学新校园建设，涉及资金达20多亿元。有的老板为了见他，在他宿舍前守候到半夜。这些老板经常陪他吃喝玩乐，李海婴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其心态也逐渐失去平衡。

思想滑坡的直接后果是自律能力的全面丧失，贪心膨胀，私欲横流，完全不能自制，李海婴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接受一瓶酒、一顿饭开始，慢慢地就有了第一次的1000元、第一次的1万元，直到20万元、30万元。从开始的面红耳赤到后来的心安理得，走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变为肆无忌惮。在李海婴担任副校长期间，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分管招生、基建、后勤大权，相继30余次接受招生中介人、工程开发商送给的“好处费”，总计受贿人

民币214.5万元、港元4万元、美元2万元。在大肆受贿的同时，李海婴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疯狂敛财。2000年7月武汉理工大学决定对招生中的线下考生、定向生、专升本学生等加收费用。为规避检查，招生结束后，有4400余万元转入李海婴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李海婴利用机会将其中的811.5万元收费款采取不入账的手段隐瞒贪污，并将其中的440万元挪给武汉市某公司用于开发房地产。

2006年，湖北省纪委、监察厅依法查处了李海婴案，查实李海婴收受贿赂、贪污和挪用公款问题，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国家教育部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

16、啃食“民生”的民政干部

【案情简介】

王坤在澄江县本乡本土长大，初中毕业后曾在家务农12年，又在镇里做了8年临时工，才转为事业单位工勤编制人员，并于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7月，王坤调到龙街镇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从事民政工作。龙街镇的优抚安臵、救灾救济、五保供养、乡镇低保及老年人、残疾人、孤儿权益保障等各项民生事务，都有其具体经办。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工作，王坤本应严格遵章守纪、尽职尽责的为群众服务，然而法律意识的淡薄、责任意识的缺失，使其疏忽于提高个人修养，渐渐失去了抵挡金钱诱惑的能力，逐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2005年2月，王坤第一次将违法犯罪之手伸向其经管的民政专项资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至2011年案发时，王坤利用管理龙街敬老院的职务便利，伙

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罗某某，以侵吞、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敬老院集中供养的五保人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五保供养资金、廉租房补助款及低保人员春节慰问补助费等民政专项资金，合计20.6万余元，其中王坤个人分得9.5万余元。2009年，王坤负责为龙街农村低保对象发放春节一次性慰问补助，根据标准该市农村低保对象每人一次性发放100元，而低保对象实际上仅签字领取了50元，余款被王坤伙同罗某某侵吞。由于低保对象和五保户并不了解具体发放标准，导致王坤等人的犯罪行为长达6年多未被察觉。

王坤不仅同他人贪占公款，还在2010年10月利用职务之便，以重复造册、虚报冒领的方式，骗取龙街敬老院13名五保人员当年4月至6月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合计近8000元，并占为己有。

2012年9月，澄江县纪委给予王坤开除党籍处分；同年10月，澄江县人民政府龙街街道办事处给予王坤开除处分。

要得群众好评 先听群众批评

——四川营山县城南镇“有奖批评”凝聚党心民心

“走马村不少老百姓连干净水都喝不上，还不赶紧修个集中供水站，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东门市场入口摆满了摊子，万一着火，跑都没得跑！”

……

这是四川省营山县城南镇“有奖批评大会”的现场，镇党委书记文建明和其他镇干部在台下认真地听边记；25名群众代表轮流上台“炮轰”镇党委和领导，内容涉及交通、安全、卫生、教育等方面；10人评审团对批评的内容现场打分评

奖。最终，景阳社区的李莲英获得了一等奖，领到300元奖金。李莲英说，每次参加“批评大会”，他都提前到社区居民中去听牢骚话，然后整理出来给镇党委和领导提意见，回去再给居民交账。

2009年以来，城南镇每半年组织一次“有奖批评”，换来上百条建议和意见，整改率达100%。“有奖批评”就像给群众意见修一条水渠，把意见引导出来、集中起来，让干部了解群众对什么问题最关心、最不满意，并作为改进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干部为民服务的决心和诚心。

下访“寻问题”——让群众给干部“挑刺”。每月1-5日，乡镇、村（社区）干部带上《寻问题解决表》和《开门纳谏表》，进村入户寻问题、找批评，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分类建立《批评台账》。如今的营山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有一本“寻问题、找批评”登记册，群众有牢骚、有困难随时可以来登记，登记了，干部就得受理。连县委书记也有两本《群众批评日记》，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批评意见、解决进展等，记得密密麻麻。他说：“这些批评意见和问题，就是群众给我们下的任务，我们的工作就得围绕解决这些问题转。”

集中“啃骨头”——促干部为群众解难。每月6-10日，村（社区）党支部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和批评意见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解决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报镇党委；每月中旬固定一天，镇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对收集到的所有意见集体“会诊”，提出处理方案，实行“台账式”管理，明确责任人和办结时限，由分管领导逐一落实。在县城南北两河综合整治工程中，设计城南镇化育桥社区和东城社区180余户居民房屋拆迁。面对“烫手山芋”，全镇50多名党员干部，分片建立责任区，挨家挨户听意见，苦口婆心做工作，仅用两个月就顺利完成拆迁，无一上访和强拆。过去人们怨声载道的臭水沟，如今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花钱“买批评”——让群众向干部“开炮”。每半年开展一次“有奖批评”活动。提前一周发布“有奖批评”公告，每个支部推举6-7名党员、群众代表组成“批评代表队”，每个村、居、单位推选30人左右的各界代表组成“监督队”，从镇、村（居）干部、群众代表中推选10人组成评审团，按“批得准、批得狠、批得有方向”的评判标准，对“批评代表队”进行现场无记名打分，最终评定名次，并给予奖励。2012年7月，火烽村“批评队”，提出环形公路管养维护不好的批评，镇党委、政府及时研究，设立了管委会，通过村民“一事一议”，按人均5元的标准落实了管养维护资金。

倒逼追责任——促干部为群众尽心。对批评会上群众提出的问题，要求责任人15天内作出回复，由镇督察考核办跟踪督办，一个月后进行回访评价，整改不满意不得销号。把解决问题成效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与奖惩任用挂钩，对不认真办理群众批评意见的干部，采取谈话诫勉、调整岗位、降职免职等方式进行问责。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在防治稻瘟病关键时期，没及时送药到农户，群众通过联络员把这个问题反映上来。镇党委立即派农业服务中心干部到村统防统治，避免让农民受损失。同时，对这个村党支部书记作出停职一个月的处分，并让其在全镇党员干部大会上作检讨。对干部的跟踪追责、“逗硬”问责，保证了群众批评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群众打心眼儿里赞叹：“有奖批评”是转变干部作风的好药方！

干部上门解难题 群众签字才算数

——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实行干部上门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原来我们黄河畔畔的红泥路呀，晴天就像个刀，赶上那个下雨天呀，脚底

板板像踩上个大年糕，自从村里来了王局长呀，筹措资金帮我们来修水泥板板路，拉上车玉茭茭我们撒上欢地跑…”听着八里湾村民自编自演的“二人台”小戏，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交通运输局局长王高乐欣慰地在《民情日记》上画个对钩销了号，这一页上已经横七竖八签满了村民的名字。

群众心中有杆秤，“干部上门办事、办好了群众签字”的制度，就是土默特右旗农牧民手中的“秤砣”。

干部上门——群众不用自己跑。全旗党员干部通过“一户一卡”上门结对子、征集问题，群众想办的事情由上门干部跟踪落实。旗直各部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业务，在乡镇民生服务大厅即可办理。各乡镇设立村级民生服务代办点，便民服务车每周巡回进村服务。旗委每月梳理民情民意，组织党员干部服务队进村上门服务。干部上门和服务平台下移，让居住分散的农牧民在家门口就把事办了。

记账管理——事情办得咋样群众说了算。党员干部上门走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拟为群众办理的事项，实行记账管理，普通干部台账在本单位党组织记账管理，科级干部台账在旗委组织部记账管理，单位台账在旗委记账管理，每季度督查通报，每年专项考核，与干部和领导班子实际考核挂钩。个人和单位台账落实情况，由当事农牧民签字和村“两委”签章核实后才能销号。

分级专办——谁的责任谁负责到底。个人和单位可以自行解决或协调落实的事项，由干部或帮扶单位负责专办。需多个单位统筹解决的问题，由旗委统筹责成职能部门专办。难以在本级解决的问题，提交政府常务会议或者旗委常委会议研究解决。旗委成立由部分调研员、巡视组、督查室和“两代表一委员”组成督查组，不定期督查落实情况。工作落实不力的，普通党员干部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约谈，科技干部由旗委组织部长约谈，县级干部由旗委书记约谈，

把责任主体具体化，一对一抓落实，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入档考评——制度追着干部跑、干部围着群众转。建立党员干部《民情档案》，将干部所记《民情日记》复印件和《帮扶台账》定期入档，作为认识档案“附件”，纳入干部管理使用考察内容。普通干部在本单位党组织建档，科级干部在旗委组织部建档，每季度审核入档一次，每年量化通报一次，没有群众签字的《民情日记》、《帮扶台账》不得入档。出现“空挡”及排名靠后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逼着干部想办法去讨群众的“好”。

2012年，旗委将干部上门服务群众的做法总结概括为“四五六”工作法，就是以群众评议、解决问题、政策宣讲、帮困带富“四进家门”为主题，突出抓好发卡征集问题、日记分析问题、建账梳理问题、专办解决问题、入档考核解决问题成效的“五步梯次推进”措施，坚持每月走访一遍村（居）“两委”班子、每季度走访一遍帮困对象、每季度走访一遍特殊群体、每半年走访一遍模范人物、每半年走访一百年个体工商户、每季度梳理一遍民生政策落实情况的“六个一遍”制度，保障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化、常态化。一年来党员干部进村上门落实帮扶项目112项，一大批水、电、路、活动场所等民生项目顺利实施，一些信访缠访问题妥善解决。拉萨齐镇党委书记郭茂深有感触地说：“党员干部知道群众想啥、知道自己该干啥，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事情就办好了，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