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

　　 刘素云,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时事专题部主任,2000年至2004年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耶路撒冷记者站首席记者,2009年荣获第十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 　　 　　 2000年至2004年,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耶路撒冷记者站做首席记者。以2000年的因蒂发达(intifada,巴勒斯坦起义)为标志,巴以关系在经过几年的蹒跚之后终于偏离了和平的轨道,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暴力冲突。我在耶路撒冷的4年,恰恰是冲突最激烈的一段时期。 　　 在战乱地区做记者,困难的不仅仅是面对爆炸、流血、死亡,更难面对的,恐怕是战争在人们内心留下的伤痛。那是一道渗血的、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它是那些逝去的生命留在生者心中永久的痛。 　　 　　 伤亡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世界上那些不太平的地方,一般被分为战争地区和战乱地区。战争地区,敌对双方公开对垒,界限分明;而战乱地区,却是一道看不见的战线。偷袭,冷枪,自杀式爆炸……是否会遭遇不测,就看你的运气了。 　　 2003年,巴以冲突进入第3个年头。在以色列一侧,是此起彼伏的自杀式爆炸,餐馆、咖啡厅、公共汽车,随时随处都潜藏着危机;在加沙、约旦河西岸一带,则是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行动,定点清除、空袭、坦克和军用推土机的地面军事行动。巴以之间的厮杀,正日趋激烈;双方的仇恨,在不断加深。巴以,再次陷入暴力循环的怪圈。 　　 而普通百姓,成为冲突的最直接最无辜的受害者。 　　 每天,打开报纸,头版上出现的常常是爆炸现场的大幅照片:坍塌的房屋,一片狼藉的咖啡厅,扭曲的公共汽车,死者的遗容,亲人的痛不欲生。打开电视,也是同样的画面和镜头。冲突3年,双方的伤亡数字不断攀升,100,200,300,500,1000,……一个个抽象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于是,一个选题在我们脑中浮现了:做一篇深度报道《巴以两个家庭的冲突悲剧》,深入采访巴以两个受害者家庭,通过他们的遭遇,展现冲突带给人们的内心创伤。 　　 这种深度专题性采访,不同于一般的事件报道,大量的前期工作要做。第一步是要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而最困难的,是要让他们再去回忆那痛苦的时刻,这无论对采访者还是被采访者,都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从寻找采访对象,到最终完成采访,我们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对以色列家庭的采访,颇费了一番周折。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600多万,最大城市人口也不过60万。因此朋友圈子都很小,很容易找到共同认识的人。而这,让人与人之间平添了一份亲近感。 　　 在以色列,每次爆炸过后,人们都会自发地在爆炸地点临时搭起一个祭坛,摆上鲜花,点上蜡烛,寄托哀思。其中有亲朋好友,更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在巴以地区,遭遇战争不幸的家庭有很多。尽管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没有直接遭遇意外的,但通过他们,却能比较容易联系到我们想要采访的人。问题是,人家是否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们的采访,最终是通过我们在以色列的老朋友萨拉联系成的。对此,我们真要好好感谢这位老太太。 　　 萨拉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她的身份应该是“哈尔滨犹太人”。她儿时随父母从沙俄移居中国,在哈尔滨长大,随后又在上海工作并结婚。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他们全家都移民到以色列。萨拉身上,有着太多的中国情结:家具完全是中式的,家里的收藏也都是中国的,爱穿唐装,爱喝中国茶。更重要的是,爱交中国朋友,视中国人为亲人。而且,她曾是以色列总统府的摄影师,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十几年来,我们的记者站不断换人,我们与萨拉的友谊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在耶路撒冷那几年,萨拉给过我们很多帮助。 　　 于是,我拿起电话,把采访意图告诉她。 　　 萨拉告诉我们,她认识一对犹太夫妇,几年前从俄罗斯移民到以色列,女儿在不久前的一次自杀式爆炸中遇难了。她很愿意帮我们联系一下。 　　 我们按照萨拉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天的报纸。那场悲剧是这样发生的:2002年11月的一个早晨,大约7点钟,在耶路撒冷东南部,一辆20路公交车正行驶在路上,车上搭载着上班的人们、上学的孩子,一个自杀爆炸者突然在车上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炸弹。由于炸药当量较大,乘客密度也较大,造成的伤亡很严重。爆炸中,共有11人丧生。这对俄罗斯夫妇的女儿玛丽娜也在其中。 　　 应该承认,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采访。 　　 很快,萨拉给我们答复了。她说,那对夫妇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也是老两口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萨拉在家里为我们安排了这次采访。 　　 当天,我们带好录音机、照相机,如约来到萨拉家。热情好客的萨拉准备了茶、咖啡、点心,及各种以色列的特色小食品。 　　 我们也深知,相比以往前往爆炸现场采访,这注定将是一次更艰难的采访。 　　 门铃响了,萨拉起身去开门,我们跟了过去。一对夫妇相互搀扶着,站在门口。至今,我仍能记得他们当时的表情:苍老,沉重,那种深切的痛,从心底涌出,凝固在脸上、眼睛里。老人很周到,还带来了女儿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笑得是那么灿烂。 　　 我们跟两位老人紧紧拥抱。尽管我们知道,任何言语,都不能给他们以安慰;任何行动,都无法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 　　 我们先作了自我介绍:我们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中国人很关注巴以地区,中国媒体有很多关于巴以的报道。您们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非常感谢。 　　 老人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是朝我们点点头,没有表情。自失去女儿,微笑就从他们生活中消失了。 　　 采访,艰难地开始了。 　　 “当时女儿是去上班吗?” 　　 “你们是如何获悉女儿出事的?” 　　 “你们当时在做什么?” 　　 “当时的情况咋样?” 　　 “女儿有孩子吗?” 　　 “孩子们是什么反应?” 　　 “你们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 　　 …… 　　 每一个问题,都像刀子一样划在我们的心上,更划在老人们的心上。萨拉的家,温馨柔和,却被深深的悲伤和凝重笼罩着。 　　 静谧中,传来哭泣声。我们与老人一起流泪,为他们的女儿,为那些逝去的生命。 　　 那天,老人的女儿玛丽娜应该是最后一次乘坐这趟公交车去上班。因为她刚刚换了一份工作,原来的公司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第二天她就要去新公司上班了。没想到,这却成为她最后一次公交车之旅。那一年,她46岁,留下了两个儿子。 　　 在巴以地区,感受到了太多生命的无常,生命的脆弱和偶然。如果那天玛丽娜没有出门,如果她乘坐的是下一辆公交车……但是,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如果”。 　　 　　他们,失去了年迈的老父 　　 　　 巴勒斯坦家庭的采访线索,来自美联社的一篇报道。 　　 “在战火纷飞的中东,每天都有令人心酸的故事上演。上周六(11月30日)晚,以军在加沙北部地区摧毁了一栋房屋,住在里面的一家人多数及时逃生,可他们68岁的老父亲因为耳聋没有听到以军的指令,惨遭活埋。 　　 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建筑前,马希尔・萨利姆向记者讲述了老父亲被活埋的经过。30日晚上,二十几辆坦克开进加沙北部地区,他们的目标是萨利姆的弟弟、杰哈德组织的一位高级成员。以军没有抓到萨利姆的弟弟,于是摧毁了他的家。”

　　 …… 　　 加沙正式称为“加沙地带”,是一个狭长区域,西临地中海,东与以色列接壤。加沙有3个对外关口,都由以色列控制。一旦实施封锁,加沙就成为了一个大监狱。加沙共有100多万人口,基本上都是巴勒斯坦难民。由于加沙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也是巴激进组织的根据地,哈马斯、杰哈德在这儿设有很多分支机构。因此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成为以军的打击重点,直升机、战斗机、坦克频繁进攻加沙。 　　 加沙距离耶路撒冷90公里。我们经常去那里采访,有时会住一夜,但多数情况下是当天往返。当时常驻加沙的唯一一名中国记者来自新华社,第一任记者是马晓霖,其后是周轶君。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常常义务担当我们在加沙的“地陪”。 　　 我们打电话给周轶君,请她帮忙联系到马希尔。巧得很,她告诉我们,嫁到加沙的那个北京女孩曲阳的丈夫家,与马希尔家很熟。曲阳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中国朋友,几年前远嫁加沙,丈夫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就这样,我们与马希尔联系上了。 　　 马希尔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天,我们开车到加沙以色列交界处的埃雷兹检查站,把车停在停车场。因为我们的车是以色列牌照,不能进入加沙。 　　 埃雷兹检查站是加沙通往以色列的唯一通道,冲突爆发以来经常关闭。不过多数情况下,都会对记者开放。检查站有两条通道,外国人和记者走VIP通道,旁边的一道简易通道则是供巴勒斯坦人出入的。 　　 递上记者证,登记,拿通行证,把背包放进X机安检。一切顺理成章,按部就班。这些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们,也不过是十八九岁兵娃子,少不更事,已扛枪保家卫国了,对我们中国人,他们倒也十分友好。穿过检查站,远远看到周轶君已驾车在等我们了。 　　 我们驱车直奔马希尔被摧毁的家。 　　 那曾是一幢漂亮的小楼,一共5层,住了全家50多口人。巴勒斯坦人家里孩子都比较多,又习惯整个家族住在一起。因此,全家几十口人很常见。 　　 马希尔是读书人,在欧洲受的教育。那天,他穿了一件暗绿色毛衣,卡叽色休闲裤,随意中透着品位。他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从家里跑出来时,大家都穿着睡衣。他这身衣服,是刚刚买的。 　　 马希尔向我们讲述了当天晚上发生的那场灾难。 　　 当时已经晚上11 点多,全家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以军士兵在外面喊话,说要马上炸掉房子,让楼里的人赶紧出来。马希尔家人来不及换衣服,迅速跑了出来,几分钟后,随着一声巨响,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曾经的家变成了一堆废墟。过后,家里清点人数,发现老父亲不在了,心中顿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全家人开始用手扒挖瓦砾堆,邻居们也过来帮忙。终于,找到了父亲的遗体。 　　 “父亲整个人都被挤扁了,鲜血渗和着泥土,像一块巧克力……” 　　 马希尔说不下去了。 　　 …… 　　 一大家子,50多口人,有的暂时借住到亲戚朋友家,有的暂时栖身在联合国捐助的帐篷里。 　　 马希尔带我们去他家的帐篷。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很凉。十几个孩子围坐在帐篷里,嬉笑玩耍。我们照相,他们马上坐正,冲着镜头微笑。对刚刚发生的不幸,年幼的孩子们还没有太多感觉。 　　 几年前,马希尔从欧洲完成学业回到加沙后,开了一家公司,生意还算过得去。但冲突爆发以来,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而这一次,以军不仅摧毁了他家的房屋,也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未来。 　　 至今,我还能想起马希尔那双忧伤的眼睛。 　　 马希尔的命运,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战地记者应成为和平使者 　　 　　 “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这是战地记者永远的格言,也是战地记者的使命。 　　 百度百科是这样描述战地记者的:“这是一群与死神经常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 　　 一个多世纪来,我们见识了优秀战地记者们的勇敢。 　　 威廉・拉塞尔,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同时也被认为是第一个战地记者。1853年,英、法两国与土耳其联手,同沙皇俄国打了一场持续3年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拉塞尔作为特派记者随皇家近卫军前往前线,他的报道让人悲伤而震惊。 　　 美国文坛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曾先后以士兵和记者身份参加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被炸成过重伤,身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多达230余块。 　　 罗伯特・卡帕,更是优秀战地记者的代表。“战地记者手中的赌注就是自己的性命,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卡帕的这句名言,一直被战地记者们奉为经典。 　　 然而,传递战争的残酷,恰恰是为了谴责战争,呼唤和平。正因为亲历了战争之痛,和平之声才会更强。 　　 所以,战地记者更应是和平的使者。正如卡帕所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 　　 时至今日,世界许多地方还在上演着大大小小的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巴以……规模不同,但却同样的血腥残酷。无数的记者正在那里出生入死,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掐指一算,我们那次采访已是7年以前的事了。巴以冲突还没有停息,还继续有玛丽娜和马希尔老父们在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在此,我从中国北京向远方的巴以人民送上真诚的祝福,愿和平早日降临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