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骐:关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评论与反思
发布时间:2013-02-04 16:24 作者:陆宗骐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96次
——张光明、罗传芳《马克思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8月）选摘
最近读了张光明、罗传芳撰写的传记作品《马克思传》，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很受启发。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写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马克思学说看上去地位至高无上，流传普及甚广，几乎人人都是马克思学家，人人都可以对它发表一通评论和见解，但事实上透彻了解者极少。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说，往往不过是建立在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甚至任意猜测的层面而已。时至今日，在各式各样的解释发挥和层出不穷的赞扬或责难中，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本人的形象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了，真正认真地去研究原著并按照文本原意而不是自己的臆造去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鉴于此，独立地研究马克思的原著，在今天是更加必要的。”[Z2]
现状确实如此，作者是这方面的专家，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书中所述基本上可以代表当今理论界的部分主流观点，选摘于此以供参考。
为了提高可读性，“拔出萝卜带点泥”，除了对著作的评论和反思外附带了一些相关的写作过程、实际影响及花絮轶事。
（所摘段落后面的数字是其所在页的页号，Z表示作者张光明、罗传芳。）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
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了马克思这一时期写下的一部内容丰富的手稿，编者给它加的标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手稿后来在世界上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许多研究者对它评价极高，甚至认为这才是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马克思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这部手稿曾经掀起过热烈的讨论，尽管后来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一致的结论。[Z47]
“手稿”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它是从“异化”和“人的本性的复归”这样一些概念出发，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的。而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这种论证方式就很少看到了。[Z47]
“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是广泛使用的概念。黑格尔讲异化，是指“绝对观念”在发展中的自我异化、“外在化”；费尔巴哈讲异化，是指人在宗教幻想中对自身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里，则是人们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违背了人的本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异化的。[Z47、48]
依照作者（注：指传记作者）的看法，如果把“手稿”当做仅仅只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不成熟著作”去看待，忽略它的理论意义，那是不恰当的，因为，即使对后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仅仅是历史和经济的必然性，它同时还是迈向“人性”的全面彻底的实现的伟大道德进步。“手稿”高度强调了这一点，而后来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则主要是从历史和经济的必然性出发去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就决定了“1844年手稿”有其独立的理论价值。但是，如果从马克思后来成熟时期的观点看，这一手稿是有不小缺陷的。除了在用语上还受到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它不像马克思后来的著作那样以生产力发展为尺度去评判特定社会形态，而是把“人的本质”当做这种尺度，这就不能不使自己带有某种超历史的抽象的性质。因此，不能把这部手稿说成是比《资本论》还重要的著作。我们认为，不论人们怎样评价马克思学说，只要还尊重事实，就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的真正特点不是以某些固定不变的“本性”为基础，而是把马克思仅仅当做一位好心肠的理想家去颂扬，而是要像他本人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作为一位力求科学地解释和预见历史的科学家去评判。从这点来看，如果马克思一生没有写出《资本论》而是只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他早就湮没在历史上众多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中了。[Z48、49]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
他们（注：马克思与恩格斯）兴致勃勃地谈起上次两人分手以后各自的思想进展和研究工作，并欣喜地发现，在指定新的历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方面，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马克思用清晰无误的语言，向恩格斯说明了这个历史观的基本要点，这就是：人们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它的样式必须能满足特定的生产力状态的需要。这样，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态中居于决定性地位，社会的所有政治和精神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这种决定性力量的制约。[Z59、60]
相对以前的历史观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革命，它使得以往被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事件遮蔽了的真实历史，能够按照严格科学的方法得到解释；尤其运用于当前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意义更是重大，因为它要求从现代社会已获得的生产力出发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能够看出，资本主义不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起过多么巨大的历史作用，它仍然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形态，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必然要求有更高的社会形态来替代它。
两位朋友都充分意识到了他们这一新的发现的重要价值，现在需要的是在著作中阐明它和应用它，使它成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Z60]
为此，这部著作的目的应当是：一、批判以往的和现在流行德国哲学与社会主义；二、也包含有自我反省的意思。书名定为《德意志意识形态》。[Z62]
两位朋友立即行动起来。他俩都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工作起来连轴转，彻夜不眠。琳蘅（注：马克思家女仆）当时听到书房里夜间经常爆发出哈哈大笑声，使得全家人都不能入睡，她感到十分疑惑不解。几十年后，恩格斯向她解释，那是他和马克思正在为写批判论敌的佳句而纵情欢笑，她方才恍然大悟。恩格斯愉快地回忆说：“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Z62]
在这样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下写书，速度极快，短短几个月工夫，已经写成了两大卷50印张。从文字看，这部著作虽然显得有些拖沓冗长，有些部分对一般读者来说似乎过于枯燥，但仍然充满了论战的机智、热情，显示出两位作者的深厚文学功底和幽默文风。[Z62]
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只发表过个别章节，全文直到1932年才发表，以致人们在很长时间里对这部书了解甚少。弗兰茨.梅林在他那本有名的《马克思传》（1919年出版）中对这部著作评价不高，说书里虽然“也有时出现沙漠中的绿洲，但比起《神圣家族》来要少得多。而当辩证法的锋芒在个别地方显现的时候，它也很快就被琐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争论所代替了”。[Z62、63]
当我们有机会读到这部书的全文时，发现，上述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但不是沙漠，而且应当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进入成熟期的第一株理论大树，在这上面，初次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丰满果实。[Z63]
三、《哲学的贫困》（1847年）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简洁明快的阐述。被蒲鲁东视为永恒的那些经济范畴，实际上只是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为首的社会”。[Z77]
《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并没有能够消灭蒲鲁东的影响。这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当时在罗曼语系国家里，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工业化浪潮的无可阻挡的力量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因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如蒲鲁东很可以设想用保存小生产的办法来抵御资本主义的“祸害”，消除阶级斗争的尖锐对立，这种落后的空想也很容易得到不少人的呼应。这使得马克思不得不长期与蒲鲁东主义作斗争。但这并不能降低《哲学的贫困》的意义。这本书第一次正式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都还未能出版），并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出色地继承了辩证法。几年前，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走向唯物主义起了重要作用，现在，马克思表明自己借辩证法之助又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Z77]
四、《共产党宣言》（1848年）
正像弗兰茨.梅林所说，《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以前的著作中表述过的。但是，《宣言》以简洁浓缩的叙述把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宗旨完整地展现出来了。这便使得《宣言》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都非常紧凑，足可以扩展成许多大文章和大书。[Z85]
今天，确实应该承认，《宣言》的若干重大预测没有成为现实，它的一些主要结论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反而逐渐失去了19世纪的革命性，愈来愈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同化了。而东方一些落后国家在20世纪上半期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并宣布它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若拿这些社会与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比，不能不承认有巨大的差别。总之，实际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宣言》的预测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宣言》所遇到的种种责难，也正是由这些历史情况中产生的。[Z88、89]
但我们觉得，所有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否定《宣言》的基本思想。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说：《宣言》中所贯彻的一般基本方法整个说来还是正确的。
关键在于，贯穿在《宣言》中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这个历史观要求以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是平等正义之类的道德信条为出发点，去考察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方法今天在我们看来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分析《宣言》以来的历史进程的基本依据。《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宣判至今并未实现，根源不在别的，正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经过一再调整和改变，至今仍能使自己容纳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得以成功地避免革命。而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复杂矛盾的产物，其本身在发展中出现种种与《宣言》的预测完全相违的畸变甚至倒退，也正是由于缺少资本主义大生产物质前提的充分发展。对于所有这些情况，都应该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意识，从世界历史进程中各个不同地区的交互作用中去加以细致的研究，从而找出原因。而这不就意味着，我们仍然离不开《宣言》的方法吗？总之，如果不是仅仅抓住《宣言》的一些过时结论不放，而是把眼光放在它的根本方法上，则《宣言》至今仍是具有极大启发性的伟大文献。[Z89]
五、《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了后来非常有名的“不断革命”口号：[Z129]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一切的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Z129]
要了解这个口号，就应当先了解作者当时的政治认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在1848年革命刚刚失败的时候，马克思作为离开战场不久的士兵，以满腔战斗激情写下的。他和恩格斯当时都相信，革命将在短期内再度崛起，这种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心情下，他们两人当时对欧洲革命即将发生的经济条件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他们在写于1850年3-4月的一篇“国际述评”中就认为，一场“双重危机”即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正在向英国逼近，“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将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联系到刚刚失败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恶劣表现，他们确信未来的革命将是由无产阶级推动的、由民主革命不断向前迈进、一直达到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连续过程，就是毫不奇怪的了。这种战略设想在逻辑上固然是无懈可击的，但证之以事实却是有不小偏差的，这偏差就在于，它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及其矛盾的尖锐性的过高估计为基础的。[Z129、130]
仅仅在几个月后，他们就根据最新的经济材料，放弃了近期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45年后即1895年，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问世之际回顾了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当时的急躁想法后承认，他们当时都是不对的，因为历史已经表明，那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Z130]
这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作者经历着同样的情绪。他们耳中回响着刚刚过去的战斗号角，胸中燃烧着继续战斗的火焰，因而“不断革命”成为他们这时唯一可能提出的战斗号召。这种号召也反映着当时大部分革命者的共同情绪。[Z134]
然而应当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有着同样的弱点：高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对革命的可能性做了不切实际的预测。今天我们应当根据这种背景去评价“不断革命”的思想，对其错误有清晰的认识。[Z134]
1850年6月，马克思设法弄到了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证。他不顾流亡者中间种种的麻烦、纠纷和自己家中的困难，开始勤奋地读书。他认真研究了近十年来的经济史，首先读了许多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对时局的一种新的判断在他头脑中形成了。
这种新的判断就是：危机已经过去，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了新的繁荣，革命在近期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对于这种新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第三篇国际述评作了详细论证。
述评从对40年代前期的经济分析开始，全面回顾了多年间的繁荣与危机，证明：革命的爆发与危机之间有着直接联系，经济危机造成革命的条件，反之，经济繁荣将使革命迟滞。
对1848年之后的经济分析表明，当危机大规模影响大陆，引起革命时，英国却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商业部门情况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1848年和1849年工业大量增产，这在英国和美国都很明显。英美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从1849年底起，德国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目前这里正经历着工商业的繁荣。结论是：“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Z135]
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于是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Z171]
这是一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手稿，其中包括对政治经济学对象与方法的阐述；对政治经济学史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的评析；对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发现的详细论述和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经济形态的极有价值的研究。它还不是一部像后来《资本论》那样精心修饰、条分缕析的艺术品般的著作，但却是一座堆满了珍贵财富的皇皇宝库。[Z171、172]
仅仅《导言》这部分手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导言》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所作的一个总说明，但他后来却把它压下来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是具有高度学术素养的作者对读者提出的高要求，为此他不惜把这篇内容极为丰富深刻的导言放弃，这也体现作者对科学研究的严格性。[Z172]
1857-1858年手稿的主要部分，是密密写满了七大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其篇幅达到五十多个印张。马克思自己说这个草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说明这还只是个供作者自己“把基本问题搞清楚”的初稿，并不准备照这样子拿去出版。实际上，它是后来《资本论》的初稿。但它里面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却又有很多是《资本论》中所未收入的，因此这部《资本论》初稿和《资本论》相比，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存在。[Z173]
七、《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对后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最重要的可能是它的序言，因为那里面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字字金石，落地有声，与其转述，不如引用：[Z175]
“…”[Z175、176]
马克思对于自己这部凝聚15年心血的扛鼎之作是非常重视的。书一出版，他就开始留意各种反应。那篇出色的序言最先在伦敦德国流亡者的《人民报》上刊登，随后，美国的许多德国侨民报纸纷纷转载，并加上了种种按语。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值得欣慰的。但在欧洲方面，情况很是让人沮丧，不仅学院派的著作界对这部书毫无反应，而且马克思自己的密友们也都对书表示出大感不解。李卜克内西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使他这样失望过；另一个朋友比斯康普直接对马克思说，他不明白写这本书“有什么用处”。马克思曾经密切注意德国经济学界刊物的评论，他并不期望得到赞扬，而是期望“攻击或批评”，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得到的只是“完全不理”。在一片沉寂中，只有恩格斯出来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了两篇书评，…尽管如此，仍然没能打破欧洲这边的沉默。[Z177、178]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时受到冷遇是不奇怪的。马克思曾把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用“沉默”来抵制他的“阴谋”，这种愤激之语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但很可能夸大了他的敌人的恶意。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部著作的全新方法和深刻分析大大超出了一般学术界的理解力，教授们和学者们面对它，不能不感到茫然不知所对。马克思的研究高出于他的一切同时代人之上，无论他的敌手还是朋友。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历来都是如此。[Z178]
八、《资本论》（1867年）
从今天的角度看，《资本论》这样的伟大著作也有自己的局限。依我们的看法其关键局限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尽管深刻透彻，细致入微，但还是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对生产力的适应能力。这样，简单地沿用《资本论》的结论，就没有办法解释后来资本主义能够长期延续和发展，并且直至今天还能够表现出强劲生命力的事实。这也就是《资本论》和整个马克思学说迄今遭到大量责难的根本原因。然而这部未完成的里程碑式著作，仍然给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营养，无论是经济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能够从中发现智慧的启迪，而这样的启迪，对于了解现代世界是不可缺少的。但遗憾的是，真正懂得《资本论》，能够摆脱各种偏见、歪曲和庸俗化，独立地去理解它、特别是理解它的方法论精髓的人，至今还是太少了。我们确信，发展《资本论》的方法，超出《资本论》的时代局限，以深入而又远大的眼光批判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仍然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有志向的思想者们引向新的境界。[Z258]
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法兰西内战》，按照弗兰茨.梅林的评价，是出自马克思手笔的“最辉煌的文件之一，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从梅林写下这些话（约90年前）以来，又有更多的关于巴黎公社的作品问世，但仍然没有一部能够超过《法兰西内战》。[Z278]
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正是他心目中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应当立即实行的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措施。他认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目标，最终建立起由生产者自己管理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巴黎公社的工人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是“终于发现的”、唯一适宜的政治手段，因为这种政治形式一开始就组织得使国家具有消亡的性质了。[Z281]
这样看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名言，不只意味着要抛弃旧的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要用完全不同于以往国家形式的全新政权形式——人民自我管理——去替代国家机器，而不是在“无产阶级”招牌下由一批新人把“打碎”了的官僚机构再重建起来，因为那样仍然不能避免旧国家的弊病，仍然不能导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点，后来却往往被人严重忽视了。苏联的实践建立起来的还是新形式的全能官僚体制，而马克思的上述名言被解释成对旧的国家机器实施“打碎”并建立新的更加严厉的集权制，因此这句本来与民主自由相联系的名言也就变得阴森可怖了。[Z281]
有人说，巴黎公社的哲学经验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是必定不能成功的。我们认为，在行政职能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古代希腊小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制确实无法简单移用，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对于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怎样保证国家管理机构不致脱离劳动人民的监督而重新凌驾于社会之上，换句话说，怎样保证劳动者大众能够在国家管理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法兰西内战》所揭示的巴黎公社经验——抛弃官僚机构，人民的自我管理——始终是有着极宝贵的意义的。[Z281、282]
十、《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60年后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拉萨尔派和更接近马克思的爱森纳赫派。随着普法战争后德国的统一，这两派先前的政治分歧减少了，合作增加了，在实际行动中愈来愈多地采取了联合行动。两派共同在议会中组成反对力量，在1874年1月的选举中一起取得了胜利。它们越来越接近了。
这样一来，两派联合的问题自然就要提到日程上来。联合将会使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加强，使活动更加协调统一，联合比分裂好。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的。
分歧在于：怎么统一？用什么方式统一？在什么时候统一？
对于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来说，组织上的统一是头等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扩大起来，得到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至于理论上的差别，这些一向惯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并不怎么特别看重，更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怎么弄得清楚。因为在这个时期——70年代前期——党内成员们大都对理论问题还不甚了了，只是到了70年代晚期以后，靠了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更通俗的著作，马克思的学说才逐渐被人们弄懂。[Z312]
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组织的联合应当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知道，他们两人对拉萨尔的一整套理论信条持强烈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时期的思想准备，便贸然同拉萨尔派合在一起，就会在好不容易才刚刚获得成果的运动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拉萨尔派的处境将越来越不妙，那时失去工人支持的他们将会不得不跑过来，主动寻求联合，用恩格斯1873年6月20日给倍倍尔的信中的话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Z312、313]
可是党的领导出于实际考虑，已经不愿意等到那个“将来”了。在联合问题上，他们，特别是李卜克内西，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了解德国的现实情况；他们认为拉萨尔派远没有走到山穷水尽，而是正在和爱森纳赫派并驾齐驱。两派现在已经合作得很愉快，为什么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合并成一个党呢？于是当拉萨尔派领导人提出合并时，出狱不久的李卜克内西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10月28日前后，他简略地向马克思吹了一点风，十余天后，党的另一领导人奥古斯特.盖布通知马克思说，两派的合并谈判正在顺利进行，即将召开一次合并的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国际纲领的基本条例”。12月中旬，马克思从爱森纳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看到了关于两派合并的通告。
直到这时，一切看来都还正常，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没有说什么。而在德国方面，合并的活动正在进行。1875年3月7日，合并的党的纲领草案在《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几天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读到了这个草案。
这个草案让他俩震惊、恼怒，他们的担心全都被证实了。用恩格斯的话说，“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恩格斯激愤地给还在狱中的倍倍尔写去一封信，详细地谈了他和马克思对这个纲领草案的否定性意见，认为它是对拉萨尔派的全面投降，并且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
恩格斯这封尖锐的信投出不久，5月初，马克思又拿出了他对纲领草案的一份理论批判。这是对拉萨尔的思想的一个全面清算。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多年中，马克思尽量在公开场合避免对拉萨尔的观点进行批评，那么在现在，积蓄已久的炮弹就全部倾泻而出了。[Z313]
这就是那篇“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老年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马克思把这篇“批注”和一封说明性的短信在5月5日一起寄给了爱森纳赫派领袖之一威廉.白拉克，请他阅后转交其他领袖——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Z313、314]
大概，马克思对这个糟糕的纲领草案已经愤慨之至，完全不抱希望了，所以他在给白拉克的信中简单地声明，写这份“批注”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个步骤就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纲领草案让马克思确信，合并本身只不过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一时的成功”而已。[Z314]
然而这篇重要的文献，不但没有对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们产生影响，反而被他们隐匿了足足16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急于与拉萨尔派合并，顾不上考虑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意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他们根本不理解它。他们想必认为，伦敦的两个老头过于吹毛求疵了，于是他们没怎么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只对纲领草案做了不大的修改，就在1875年5月的哥达合并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此后这个纲领就作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沿用了16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马克思的“批注”当然以秘而不宣为好。[Z317、318]
马克思事后也没有公布这份批判，而且并没有和恩格斯发表那份宣布与哥达纲领毫不相干的声明。他们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政治上一贯的毫不含糊，这次怎么居然不声不响地让步了呢？[Z318]
因为据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可笑现象：在德国，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都郑重其事地把这个荒唐的纲领当成一份严肃的社会主义纲领看，从里面领会出其实并不存在的思想来，谁也不懂得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去分析纲领条文中的谬误。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可以“将错就错”，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后来在1875年10月11日给白拉克的信中对这一点作了说明。[Z318]
于是一场本来在所难免的决裂在不声不响中避免了。伦敦“二老”方面和德国党方面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中，让那份纲领供公众去“领会”，而把针对它的“批注”压了下来。直到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制订新的纲领时，恩格斯才不顾各方面压力，以《哥达纲领批判》的标题把马克思的这一“批注”发表出来。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八年了。[Z318]
（陆宗骐摘录，2013年2月）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02-04 | 责任编辑：王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