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地域结构研究的综述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地域结构研究的综述

摘要：近阶段城市化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专家学者关于）城市地域结构的内涵、动力机制、水平以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从而为进一步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城市化内涵；动力机制；城市化水平；发展模式

1 关于城市化内涵的研究

1.1 城市化概念的提出

卡尔﹒马克思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及城乡分离和城市发展时使用了“乡村城市化”一词。随后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赛达在他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城市化的概念。城市化由此也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老课题

[1]。

1.2 我国学者对城市化内涵的理解

纵观学者们对当今城市化的研究，由于研究目标、角度和领域的不同，不同学者对城市化一词又各种各样的理解，至今还未形成一个世界公认的城市化定义。我国学者对城市化的关注始于80年代初的经济学界。他们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和探讨城市化的丰富内涵。廖丹清认为，城市化的内涵体现了五大过程，即城市化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城市化是经济集聚的过程，城市化是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极的形成过程，城市化是城市体系形成、发展、结构优化的过

程，城市化是现代文明产生、沉淀的过程[2]。洪银兴认为，城市化的含义是以广大农村为背景的城市化，是指农村居民在城镇能够享受到城市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而城市的本来面目乃是“市场中心”，因此，衡量城市化水准就不能仅仅依靠人口比重，还应纳入城市化的质量指标，特别是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的指标

[3]。王红杨等学者对城市化进行“结构性定义”，以表述不同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等要素与“纯粹”的城市化要素加人口在城市地区的集聚之间的关系[4]。赵燕青则直接将城市化的内涵定义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认为农业向工业转化只不过是分工从简单向高级发展的一个过程，分工链的加长会使现在的工业也成为新的传统部门，因此认为城市化从本质上讲是分工和专业化成为社会发展主流阶段时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现象[5]。

有些学者认为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人口城市化。林国先通过研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6]。郭书田、刘纯斌以及杨重光、刘维新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既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增加，也表现为城镇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充。一些学者从分析城市化的经济实质出发，认为城市化就是各种非农产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学者叶裕民认为城市化是非农产业在城市集聚的过程[7]。许成安、戴枫认为人口的转移和人口的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现形式，而经济活动的集聚才是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这种集聚包括要素、生产、交换和消费的集聚[8]。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蔡孝箴、赵宝江、沈立人、巩前文、

冯兰瑞等。也有学者对传统城市化的定义进行补充和修正，提出综合的观点。刘英群认为城市化的内容包括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社会生活方式城市化、文化的城市化等[9]。也有学者独辟蹊径，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定义城市和城市化问题。李宝江指出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重组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

[10]。窦金波则认为城市化这一结构变迁所表述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及其生存社会制度安排由传统的制度安排向新型的安排转变的过程[11]。

纵观各位学者提出的城市化的定义，尽管分歧很多，但却揭示了城市化内涵的复杂性。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一种由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的人类社会经济物质和思想演变的过程，其内涵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即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城市化的质量过程，即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就是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12]。

2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我国城

市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从而为加速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多种动力的结果。

2.1 经济增长——城市化的宏观动力

由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即为城市化[13]。首先，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需求层次、消费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反映在产品结构上；需求的变化在诱导某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的控展，促成了产业结构的演化。而产业结构的演化要求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中，这一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城市化逐渐形成的过程。即：经济增长——收入提高——需求、消费模式的变化——产业结构演化——要素流动——城市化。其次，经济增长的地域性从另一个侧面促进着城市化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最终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化，进而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因此，经济增长只是城市化的宏观背景或宏观动力[13]。

2.2 制度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上的创新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王伟等用城乡人口迁移系统分析方法，对我国建国后户籍制度、城镇建制与城乡划分标准、城镇发展方针与政策、农村发展政策发展演变等展开历史梳理分析与制度成因解释，最后针对向“和谐”城乡关系转型的实践需求，从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14]。叶裕民从中观层次研究了目前城市化的动力结

构。他认为从中观发展的层次来看，经济、制度、农村与农业、科技与人才、资源与环境及城镇发展共同构成中国21世纪城市化的支持系统，缺一不可。其中经济支持系统和制度支持系统是核心系统，它们构成中国城市化最直接、最关键的发展条件[15]。路永忠等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制度创新、第三产业、国际贸易等方面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认为制度创新使城市化势能得以释放，第三产业是劳动力转移的产业支撑，而国际贸易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小视[16]。

2.3 动力主体多元化

城市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企业、个人都是城市化的推动主体。不少研究者认为，城市化动力机制已由计划经济时代单纯的自上而下城市化，经1980年代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二元城市化道路，向多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转变，政府、企业、个人都积极参与了城市化的进程。2000年以来，推动城市化的主题仍然是市场和政府，而市场力量成为最重要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发展迅猛，市场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决定力量，企业的主体地位迅猛上升，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了。外资企业推动城市化进程最早出现在珠江三角洲，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蔓延到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开放地区。以上海郊区为例，自1990年以来，“三资”企业迅速增加，在县域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1995年底，上海郊区累计有外资企业6180家，占乡镇企业总数

的40％，协议吸收外资96.17亿美元，占全市协议吸收外资的28％

[17]。陈波翀等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始于1996年，中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作为流的城市化速度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很明显推动流的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认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18]。朱磊提出“城市行为者”概念，认为城市化是城市行为者居民、企业和政府空间行为的结果。而企业是现阶段城市化的行为主体，但政府对企业行为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依然很大[19]。

2.4 产业转换和发展

农业发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业发展的“推力”主要来自于通过技术改造带来的农业自身的快速发展，集中体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13]。农业的发展为城市提供丰富的剩余产品，如工业所需的大量原材料的供应；为城市贡献剩余要素，使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这些生产要素是实现城市化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农村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农产品出口可换回进口国外技术所必须的外汇，从而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化则是推动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实践表明，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工业化的出现而发展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给城市化以后续动力。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的发

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态势，尤其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之后，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第三产业的崛起成为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后续力量。

2.5 要素流动——城市化的微观动力

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产业转换与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地域空间布局的变化，并通过生产力要素在不同地理空间的转移与整合来实现。要素的流动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系统框架中的直接动力。最普遍的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劳动力的流动会增加社会对城市的需求。其次，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需要城市为其提供生活条件。劳动力的流动也增加了城市的供给能力。资金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也日益增加。任何一个城市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最初原始资本积累，并且在城市化进程中，资金流入集中地容易形成新的城市，资金的充裕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活动总体规模、就业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企业空间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更加广泛的经济协作体系，技术“溢出”的辐射效益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13]。

3 关于城市化水平的研究

3.1 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的选择

从现象上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数目增加或城市规模增大，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但在本质上，城市

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化的过程[20]。由于不同学者所研究的地域不同，获取指标数据的难易程度不同，因而选取的指标也各不相同；具体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也多种多样。比较科学合理的是孙锦，刘俊娥等从广义城市化的内涵出发，并考虑到指标选取的针对性、层次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及动态性原则，确定的以下12项指标，如图1[21]。

图1 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

3.2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近十多年，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还是超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讨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理解。但很多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城市化发展的取向不清，道路不明。因此。回顾我国城市化水平问题的已有研究，分析得出基本认识．以期为制定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有它的现实性与紧迫性。针对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主流观点有三种。

3.2.1 城市化水平滞后

学者胡爱华通过比较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五个国家的城市化率、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以及就业结构等，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经济发展水平[22]。程治中从国内现实情形、横向国际经验、自身发展历史三个角度进行对比，结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依据是：从国内现

实情形来看，7500万的农民工滞留在各级城镇；其次，横向国际经验显示，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大约要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14-26个百分点；第三，从纵向自身发展历史来看，构建城市化偏离系数。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现象十分严重国，且改革开放20多年中的后半期城市化滞后现象更加严重[23]。

3.2.2 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工业化；通过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低，而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相关性较强；中国的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

[24]。

李林杰等人采用世界银行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关系模型，表明在总体上我国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的发展基本适度[25]。安虎森等人研究也表明以人均gnp 为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工业化，结论是目前城市化水平并不滞后于工业化，但存在着城市化过程中就业结构没有随着工业化而相应高度化以及城市化质量不高的问题，而这是由于长期工业政策的偏差所引起的[26]。张颖、赵民等在重新研究了钱纳里有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钱纳里模型的应用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问是有效的，但是在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的人口数量下该模型的方程应该重新修正。修正后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并非严重滞后，应是稍低于“正常区间”值[27]。

3.2.3 城市化水平超前

也有少数学者持与滞后派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二是存在隐性超城市化。邓宇鹏等少数学者认为如果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应该把乡镇工业职工，外出打工者及他们相应的家庭人口也算人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依据这个观点，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全国3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提供的劳动力数据，以1997年为例，计算结果表明全国存在隐性城市人口为3.76亿，占当年总人口的30.4%；于是，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应是隐性城市化率加政府公开承认的城市化率，即为60.32%[28]。

4 关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战略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有关实际工作者争论的一个热点，在有关中国城市化战略模式问题上，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从城市规模和结构角度分类主要有：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均衡发展模式、多元化模式等。

4.1 小城镇发展论

这种观点出现较早，至今仍占主导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国情出发，反对集中型城市化道路，认为在现阶段大中城市还不能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依托，发展小城镇才是更为现实的选择。持这种观点的有费孝通、赵燕菁等。他们认为小城镇建设费用低，人城门槛低，小城镇的发展便于把城乡两个市场很好地连接起来，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便于农村劳动力

的就地转移，便于按照“自上而下”的模式加速城镇化进程，而且小城镇生活费用低，管理成本低，生活环境却可能比较高。因此，在中国经济实力较差，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发展小城镇是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农村小城镇是解决中国城市化短缺的根本出路[29-31]。

4.2 中等城市发展论

肖金成等学者认为，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应以适中为佳。因为，中等城市便于发挥大城市和小城镇两类城镇的优点，同时便于克服或避免大城市和小城镇两类城镇的缺点。同时，我国中等城市正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缓解大城市压力、推动工业化和区域繁荣的增长极。因此，以中等城市为战略重点，是中国城镇化的最佳选择[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