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选调生
河北选调生:沙漠化问题
材料一
一场风雪过后,科尔沁沙地南部——辽宁省彰武县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连绵几十里的流动沙丘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苍凉。相邻不到五百步远,就是新开垦的粮田,地里剩下一些玉米秸秆,稀稀疏疏地站立着。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块地产量只有两百来斤,不到主产区的五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不出两年,这块粮田就会变成新的沙丘。
200年前,这里属满清王朝的“禁封”之地,长期的滋养呈现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然而,盲目开荒后,风沙干旱,土质瘠薄,植被稀疏,生态脆弱。
草场退化、风沙肆虐不独见于这一个彰武县。在辽宁西部地区,由于沙漠化的肆虐,粮食大幅减产,百姓苦不堪言。当地盛传这样一些顺口溜:“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每人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夜里补”。
彰武县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南缘接壤的部分村屯,面对步步逼进的风沙,人们只能是无奈地选择被动的逃离。在已新划入科尔沁沙地的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记者的吉普车都进不去,村中的许多人家已离去。
辽宁位于内蒙古高原向沿海的过渡带,属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草业发展优势。但如今,这里的草地受到严重破坏,全省90%的天然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场面积日益减少,尤其是辽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地带。盲目地开垦、放牧等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还有土地政策问题造成农民对土地的重种轻养,土壤沙化年年加剧,仅沙区草场牲畜超载率就高达50%以上。
辽宁省彰武县地方志的编写人员介绍,百年前的彰武县,人烟稀少,土地广阔,虽没有大的森林,但到处是低矮的树木和草地。直到上世纪初,随着大批开拓者的迁移并大肆开垦农田,才使境内有了大面积的粮田。同时,当地的沙漠化也日甚一日。遇雨则涝,无雨则旱,已基本丧失了自然生态环境调节功能。
辽宁省新闻发言人王海涛说,这里的土地只有薄薄的一层,有的地方一公尺半之下就是冻土层甚至白沙。如果不去碰触,这薄薄的一层土足以让青草存活。
2001年开始,辽宁以辽西草原区为重点,坚持天然草地建设和退耕还林种草并举,经济和生态效益显著。但自2005年以来,辽宁各地草业发展开始出现下滑趋势,人工草地面积明显减少。彰武县就是这一变化的明显例证。
2002年至2003年,彰武县农田种草1718公顷。通过招商引资建立了两家草业公司,“禾丰公司”和“天照金公司”,年加工牧草能力10万吨。2005年全县农田草场面积开始下降,目前仅有400多公顷。牧草资源减少,企业加工材料不足,设备长期闲置,两家公司相继转产。
无论实施退耕还林还是退牧还草,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但作为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国家给予还草的政策性补贴只有2年。辽宁省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会会员处处长刘大维认为,退耕还林的政策性补贴是5到8年,这样必然造成地方政府和农民倾向于还林而忽视还草。
辽宁行政学院教授鄂玉江表示,国家出台粮食直补政策后,将各种补贴计算在内,辽宁粮农平均每亩可得到50元左右的补贴,同退耕还草两年后停止补贴相比,很有吸引力。所以从眼前利益考虑,一些农民会选择毁草种粮,不仅退耕还草出现反弹,天然草场也遭遇开荒种粮的厄运。
“畜牧业的发展对草业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辽宁省黑山县副县长齐宝德说。据致公党辽宁省委调研组的调查显示,种植玉米、种植苜蓿、草畜结合的效益比为1:2.2:3.6。 齐宝德说,养殖业与种草同步发展、农牧紧密结合,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牧草供
不应求,经济效益有保证,农民种草的积极性就高,草地保存较好;反之,很多毁草种粮的地区,正是片面强调种草,没有相应地发展养殖业,种养脱节,没有需求,要农民承担市场风险,才造成了牧草面积的持续下降。致公党辽宁省委调研组的调查显示,由于产业化程度低,草地分散,很多鲜草不能及时收割,无法出售,造成农民对种草失去信心。
一些基层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退耕种草的土地,可以将使用期延长到50年,并可依法继承和转让;对利用荒山、荒坡或沙化土地建设生态草地的承包者,无偿拨划土地使用权,期限不少于50年。
专家建议,促进草业发展,首先是解决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政策不平等的问题。对退耕还草的补助年限由目前的2年延长到与退耕还林一致的5到8年,并允许农民在不影响生态效果的前提下割草养畜。
其次应解决种粮与种草政策不平等的问题,利用农田种草应享受与种粮同等的补贴;对统一规划的牧草种子基地,实行不低于粮食作物良种的政策性补贴;对购买牧草加工机械,实行与其他农业机械同样的政策性补贴。
目前,国际畜牧市场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牧草供应严重不足,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肖兴志表示,东北地区亟需提高牧草生产、加工的产业化程度,大力发展牧草加工龙头企业,实行订单生产,建立健全产销链,逐步形成“公司+农户”的稳固模式,保护农民种草的积极性,减轻生态负担。
材料二
蓝天、白云、阳光;绿树、青草、牛羊。置身于如诗如画的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顿时使人心旷神怡。
从“目极烟沙草带霜”到“无边绿色惹人爽”,短短3年,雁门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雁门关的山川地貌、生态环境上,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
大同市市长郭良孝说,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一次成功实践。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国富民”。大同市委副书记郭玉才说,为什么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短短3年时间,就取得了这样可喜的成绩,关键是这一战略性举措符合实际,顺乎民意,实现了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的有机结合,确确实实为老百姓找到了一条脱贫致富之路,因此群众迸发出极大的热情。
雁门关区域地广人稀,土地贫瘠。长期以来,当地老百姓以种植玉米、土豆、莜麦等作物为生。但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自然条件,以及盐渍化、沙漠化的土地状况使得当地农业广种薄收,农民长年累月辛勤劳作,挣扎在温饱线上。
2001年底,在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之初,很多人对退耕还林、种草养畜心存疑虑。
神池县畜牧局局长冀维新说,举事当先审民心。这些年来,植树种草养畜搞过许多次,由于干部的任务观念与老百姓的富裕愿望距离较大,多数群众嘴上喊口号,行动无热情。这次就不同了。这个县一个叫老满的农民以前也植过树,种过草,但穷家难富,几乎靠救济过日子,是县里出名的“灰人家”。3年前,县里帮他买回3只母羊,现在已繁殖到23只,年收入近2000元。他逢人便说:“这办法确实不赖。”
60多岁的农民何德仁,老两口体弱多病,穷得家徒四壁,一家年收入不足千元。2001年种了30亩草,又贷款买了80只羊,去年收入达到7000元。心里有了阳光,日子有了希望,老两口身体也好了。
如果说,在畜牧区建设初期,退耕还林、种草养畜还主要靠政府引导的话,那么,3年之后,畜牧致富的观念已在人们的心里牢牢扎下了根。这次采访,记者见到最多的是林草,听到最多的是农民们谈论的“牛经”、“羊经”。
山阴古城镇的一位农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种玉米,一亩地最多能收入300元,他家6亩地,除了肥料种子等生产资料开销,到年底能装进口袋的也就千把块钱。现在他养了18头奶牛,年收入3万元没问题。
朔城区何庄村,全村68户,280口人耕种着1150亩土地,正常年景产粮食5万公斤,加上其他人均年收入不足500元。2000年大旱,有100多人出去找饭吃。县畜牧局无偿给村里送去400公斤苜蓿籽,当年种了300亩,次年又种500亩。两年种草养羊,人均收入超过千元。
刘德,原先居住在平鲁区西水界乡榆家窑村,家里5口人,80多亩耕地种土豆、莜麦,一年人均收入不过500元。2002年土地退耕后,搬迁至北坪移民新村,除了国家退耕还林每年给的1600元钱和8000公斤粮食外,他去年养了10只羊,收入2000多元。今年,他又养了3头奶牛,一年下来,收入肯定达万元。
2003年腊月二十六。应县望岩村。村中央一台大戏唱得红红火火,与此同时,由鼓乐队引路的30头奶牛披红戴花,在主人的牵引下串街走巷,向人们炫耀着自己的光彩,它们中有“英雄母亲”、有“产奶冠军”、也有“最佳形体”……
类似的活动,记者听说不少。如山阴赛牛会、偏关赛羊会、神池展示会;还有母牛犊落地要请客、母牛犊满月要放炮等,不论什么名堂,目的都是把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的丰硕成果和农民找到脱贫之路的喜悦心情昭示天下。
朔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雷建国说:“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一种时新理念的形成,都缘于最广泛的经济活动基础,古代是这样,现在也一样。”在村中、在路边,记者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标语:“退耕种草,养畜增收”;“牧海弄潮搏激浪,立草为业建富乡”等。它是口号、是决心、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和观念。
采访中,记者感触最深的还有当地老百姓强烈的市场观念、经济意识。通常是聊不了几句,他们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经济账,哪一个品种什么市场价,成本支出多少,年纯收入能达到多少,一笔一笔了然于心,俨然一位经济专家。
忻州是养羊大区,许多农民不惜成本购买从国外引进的道赛特、德克塞尔和波尔山羊。记者曾就此询问神池县养殖户丁海林,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公羊用纯种波尔羊,母羊用产羔多的小尾寒羊,经过杂交,3年就能转化成纯种波尔羊。以一只波尔羊生两只小羊算,一年育成,一只杀20公斤,一公斤8元,两只波尔羊年收入就是640元。种羊的经济投入与回报是成正比的。旁边的乡干部打趣道,“几年前的老丁可没这经济头脑。”
卢兵是阳高县兴苑移民新村第一批移民,他告诉记者,现在养牛才知道科技知识的重要性,以前在偏远的长城乡,种地全靠老天照顾,村里哪有人知道科技能帮助发家致富呀!在山阴县,在大同市南郊区,记者两次看到当地奶牛养殖户认认真真坐在课堂听专家进行科技辅导和疫病防治知识讲座。在与农民交谈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他们最爱赶的就是“科技大集”,他们每次都早早赶去,去晚了,不但拿不到宣传资料,找人咨询也排不上队。
牛经纪人、羊经纪人的出现也成为了雁门关区域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随着奶牛和羊市场的形成,一批具有市场意识的人率先跨入了经纪人的队伍。目前,这一队伍的规模还在逐渐扩大。在总人口不到10万的岢岚县,羊经纪人竟达2000余人。
人的进步,体现的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了,全面小康还远吗?
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的建设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而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促进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当地的正确、迅速执行。两者互动最终的受益者还是当地百姓。 下面是一组统计数字:2003年雁门关区域农民人均牧业纯收入达到460元,比2000年的375元增加了22.7%。
忻州市畜牧总产值达到13亿元,占到农业总产值的38%,农民人均牧业纯收入37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
大同市畜牧业总收入达到16.5亿元,比2001年增长110%,农民人均牧业纯收入435元,比2001年增长104%。
朔州市畜牧业总产值达到15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44%,农民人均纯收入2521元,直接来自畜牧业的收入为720元。
吕梁兴县、岚县、方山三县农民人均牧业收入达297元,比2001年增加50元。
小草大产业,牛羊大文章,雁门关区域百姓从畜牧业中尝到了甜头,他们认准了这个理:种草养畜能脱贫,更能致富。
灼人眼目的成效表明,来自养殖业的收入已经成为雁门关区域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阳高县兴苑村农民马瑞介绍了他家的情况后,又向记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请给上边捎句话,种草种树,牛羊致富,是条好路子。希望能让俺们一直走下去。”
材料三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代代中国同胞,用血肉之躯捍卫了主权和领土完整。敌人的屠刀没有让我们屈服,但大自然的惩罚将可能使我们一败涂地。本文可谓一针见血,触目惊心。
由此,深感正光的生态治沙事业,决策英明,前景广阔,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勉,并充当与沙漠化决战的急先锋,为保卫中华家园尽显英雄本色吧。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13日文章题:中国正在输掉对不断扩张的沙漠的战争(作者: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
中国正在打一场艰苦的战争。其领土正在受到不断扩张的沙漠,而不是外国侵略者的侵蚀。原有的沙漠正在扩大,新的沙漠正在形成,这迫使中国同时在多条战线上作战。更为糟糕的是,日益扩大的沙漠势头越来越猛,每年都会侵蚀大量的中国领土。
自1950年以来,沙漠扩大的速度不断加快。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1份报告称,从1994年到1999年,戈壁滩的面积扩大了5.24万平方公里。由于日益扩大的戈壁现在已经推进到了距北京只有240公里的地方,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导致中国出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沙尘暴。由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冬末春初的大风一天内就可以将数百万吨的表层土吹跑。通常,这些土需要几个世纪才可以被完全代替掉。
沙尘暴的出现使得各国开始注意中国的沙漠化问题。2002年4月12日,一场来自中国的巨大沙尘暴席卷韩国,使得汉城人简直没法呼吸。日本也受到了源自中国的沙尘暴的影响。 北京和天津的居民每年在沙尘暴到来的时候,就会尽量呆到家里不出去。沙尘暴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呼吸系统还会对眼睛造成伤害。沙尘暴严重影响到了农民和牧民的生活。他们为此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2001年5月,一名美国使馆官员在参观了中国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后,发表一项报告称,尽管97%的土地被正式划定为草原,但现在,有1/3的土地已成为沙漠。报告说,这一地区的牧民数量从1977年的200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1800万人。
美国大使馆最近发表一项题为《沙漠的合并与扩大》的报告,报告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中北部的两个沙漠不断扩大,现已合并成为一个横跨内蒙古和甘肃两省的大沙漠。
全球经济发展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充当排头兵。13亿人口和4亿多牲畜使土地不堪重负。
尽管通过采取退耕还林等措施,过度开垦现象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过度放牧现象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的牛羊数量增加了三倍。美国的载畜能力与中国不相上下,美国有9700万头牛,中国有1.06亿头牛。但是,美国只有800万只羊,面中国却多达2.98亿只。中国西部和北部省份的绵羊和山羊将保护土地的植被
破坏殆尽,而后,在风的作用下,土地沙化。这使得中国西北部的经济濒临全线崩溃。 遏制沙漠化进程可能更多地还是要靠草原不是树。一方面要让现在的草原植被慢慢恢复,另一方面还要在裸露的土地上大量种草。
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努力阻止沙漠的不断扩张,政府鼓励牧民将他们的羊群数量削减40%,但是,在那些富裕与否并不看收入的多少,而是看你拥有多少头牛羊的地区,要想让他们削减40%的牲畜,不太容易做到。而且,那此地区的大多数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地方政府要求牧民们实行圈养,以期这些限制措施能够有助于草场的恢复。
中国正在采取一些正确的措施来阻止沙漠的前进,但是,在将牲畜数目减少到可以维持的水平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要,中国还没有制定出阻止沙漠前进的具体计划。
鉴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果中国在这场同沙漠展开的较量中获胜,整个世界都将因此而受益。
材料四
沙漠化指原由植物覆盖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的自然灾害现象。此处所指的“沙漠”多数强调土地不适合植物生长或发展农业,而非因为地域本身干燥所造成的沙漠气候。不过,没有植物生长的土地由于不能蒸散分配水分,结果也可能反而导致干燥气候。
沙漠化现象可能是自然的。作为自然现象的沙漠化是因为地球干燥带移动,所产生的气候变化导致局部地区沙漠化。不过,今日世界各地沙漠化原因,多数归咎于人为原因;人口急速增长,所居土地被过分耕种以及牧畜,导致土地枯渴不适合耕种。
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地区是世上最早发展农业的地域之一,从而发展成世上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本来甚为肥沃,不过由于过度的农业活动、人们不理会土地长期枯渴,更开发河段上流、采伐森林,上流土地从而不能吸收降雨,雨水一气流入河中造成水土流失以及洪水。
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于2006年6月17日的公布,中国沙漠化土地达到173万970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以上,影响全国30个一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
干地(定义为降水量低且降水通常由雨量小、不稳定、时间短、强度大的风暴造成的那些地区)覆盖了全球40%的陆地面积,供养着世界上1/5的人口。这些干地的沙漠化是由于植被和可利用的水减少、作物产量下降以及土壤侵蚀引起的土地退化,它起因于人口增长、人类需求增加或者政治、经济压力(例如,需要经济作物来增加外汇)造成的过度土地利用,通常由自然发生的干旱启动或加剧。目前,沙漠化的速率是每年6万平方千米或每年0.1%的总干地面积。这对于70%的干地(全球陆地面积的25%)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在干旱和亚干旱地区(也包括一部分亚湿润地区),在干旱多风和具有疏松沙质地表的情况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使原非砂质荒漠的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沙丘起伏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退化过程。地球上受到沙漠化影响的土地面积有3800多万平方公里,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600万公顷土地发生沙漠化。沙漠化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已引起全世界关注。产生沙漠化的自然因素主要是干旱、地表为松散砂质沉积物和大风的吹扬等;人为因素主要是过度放牧、过度垦殖、过度樵柴和不合理地利用水资源等。沙漠化是环境退化的现象,是一种逐步导致生物性生产力下降的过程,包括发生、发展和形成三个阶段。发生阶段(初期阶段)是潜在性沙漠化,仅存在发生沙漠化的基本条件,如气候干燥、地表植被开始被破坏,并形成小面积松散的流沙等;发展阶段,地面植被开始被破坏,出现风蚀,地表粗化、斑点状流沙和低矮灌丛沙堆,随着风沙活动的加剧,进一步出现流动沙丘或吹扬的灌丛沙堆;形成阶段地表广泛分布着密集的流动沙丘或吹扬的灌丛沙堆,其面积占土地面积50%以上。沙漠化的危害是破坏土地资源,使可供农牧的土地面积减少,土地滋生能力退化,植物量减少,土地载畜力下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降低。沙漠化已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牧业和人民生活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沙漠化,是对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威胁。沙漠化是一不境退化现象。它使土地滋生能力退化,农牧生产能力降生物产量下降,可供耕地及牧场面积减少。由于沙漠化而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贫瘠,已使不少国家遭致连年饥荒。全受沙漠化影响的土地以达3800万平方千米。因沙漠化而失的土地,每年都高达5~7平方千米,几乎每分钟就有11顷的土地被沙漠化。如果沙漠化继续下去而得不到有效抑制,本世纪末,预计损失的耕地将会达到目前耕地的1/3,这是么危险的信号!我国也是一个土地沙漠化严重的国家,沙漠与沙漠化的地已由1949年的66•7万平方千米扩大到1985年的130平方千米,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6%。沙化土地,每年还以60平方千米的速度增长。我国土地沙漠化的形成,除了因力作用而造成沙丘前移入侵的自然因素以外,由于过度农、过度放牧、过度砍伐、工业交通建设等破坏植被的人为因引起沙漠化的现象更为普遍。有一组统计数字很说明问题,臣我困土地沙漠化原因:森林过度采伐占32•4%•过度放占29•4%,土地过分使用占23•3%水资源利用不当占6%,沙丘移动占5•5%,城市、工矿建设占0.8%。由这些统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绝大部分(占95%)的土地沙漠化是人因素造成的。因此,保护和利用好土地,封沙育草,营造防风沙林,实行林、牧、水利等的综合开发治理•将会充分发挥植群体效应以达到退沙还土的目的。土壤是植物的母亲,是绿色家园繁荣昌盛的物质基础。保和利用好土地,就是保护了绿色家园,保护了人类自己。
所谓沙漠化指的就是土地上的生物。其生产力衰退甚至丧失,而会造成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沙漠化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侧的撒黑尔。此地的北部,以游牧或放牧的型态饲养着羊和骆驼,把整个地区的植物都吃光了,导致土地光秃秃的一片。 而较为湿阔的南部,则因家畜过度繁殖,再加上原本不过方寸小的耕地,禁不起接连不断的耕作,整个地区逐渐变成不毛之地。
再加上水源不足,人们开始挖掘井水,当人群因水源而聚集,豢养的家畜也就多了起来,又再次加速了环境的恶化,促成沙漠化,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该区人民生活普遍过得很困苦。 撒哈拉沙漠没有雨季,所以不会降雨,但只要是有任何一点点的水气,冗睡在地底下的植物就会争着冒出新芽,但很快的,又会过度放牧的家畜吃光了…所以沙漠化的土质现在仍在无声无息的扩大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与防治沙漠化有关的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目前又在制定《防沙治沙》,还制定了与这些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之所以称其为法律法规,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没有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本身就是非法,为法所不容。因此,任何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政府行为)都要依法进行惩处,并给予改正。否则,法不成法,只能助长行政腐败,扰乱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中,总有人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的特权,好像法律法规是给老百姓制定的,是专门用来管教老百姓的,而约束不了自己。凡符合自己和本部门利益的就依法行政;反之,则千方百计绕过“政策障碍”,甚至寻找种种借口,把法律法规撇到一边。应该说,正是这种执法部门的行政腐败,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我国保护天然林、在长江、黄河中上游首先禁伐天然林的决策是在1996年水灾后作出的;而禁止采挖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决策也是在2000年春季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灾害连续袭击北京地区后作出的。均系亡羊补牢,付出了惨痛代价后而痛下决心。事实上,无论是洪涝还是干旱,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学者和媒体发出了“长江有变成黄河的危险”、“风沙紧逼北京城”这样的警告。我国高层决策者也并非置若罔闻,只是由于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有限,难以当机立断。然而,凡属生态环境问题都有一种“叠加效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解决,只能事倍功半,
不可能遏制住环境加速恶化的步伐,而且将来一旦治理起来,费用也更加高昂,代价也会更加惨重,远远超过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取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利益。
中国治沙工程,国家长期投入不足。“八五”期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仅1亿多元,地方配套资金又很难落实,因为沙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地方财力有限。相当一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很难拿出钱来防沙治沙。1999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为3000多万元,主要用于治沙工程建设,按治理面积平均每亩投入2.26元,只够买两三棵小树苗,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有专家认为治沙经费每年需20亿元)。目前,在西北地区,造林一亩成本约100元,每亩治沙工程造林,则需500至600元。过去的办法是发动农民投工投劳,以弥补造林经费的不足。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投资水平加行政命令,硬性摊派,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何况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允许加大农民的负担,如果再不加大对治沙的投入,今后工作势必出现滑坡。事实上,由于缺乏经费,防沙治沙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节水技术推广、优良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得不到解决;许多治沙林场、苗圃、治沙站、保护站等基层防沙治沙单位、职工工资无保障,生产生活举步维艰、正常防治沙漠化的工作难以开展,同时也造成了工程建设速度慢、质量低、布局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管护力量薄弱,造林种草成果难以巩固等等问题。这些现状,与实现国家扶贫攻坚和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极不相称。
防沙治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它涉及了社会、经济、生态各个方面和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等各个政府部门。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往,沙漠化防治之所以不尽人意,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的各个部门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甚至一个部门治沙,其它部门却在造沙。凡属环境问题,都是跨行政区横向发展的,而解决环境问题的政府部门却又是纵向设计的。如果恪守于这种部门分割和地域分割的纵向的行政管理模式,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横向的环境问题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横向来设计我们的环境行政管理体系,避免部门之间工作中的扯皮,内耗,分散和重复,提高生态建设工程的整体效率。
任何经济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都要产生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一利带来一弊。然而,究竟是利大抑或弊大,如何趋利避害,则要通过对环境成本的评估,决定取舍。例如,近十年来,因挖发菜还使内蒙古2.2亿亩草场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6000万亩沦为荒漠,其余的也处于沙化的过程之中。为此每年对牧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亿元,生态破坏的损失不可估量,还引发了农牧民冲突,造成了影响民族团结的社会问题。因此,这种资源掠夺式的经济活动,理当在禁止之列。可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基层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中,只有发展经济的指标而无生态建设的指标,特别在脱贫目标上,一味强调增加牲畜的存栏数和粮食产量,从而助长了牧民过牧草场,农民毁林毁草开荒种地,而由此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则不在考核之列。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一些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不惜付出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任期内的“政绩”。这是导致急功近利,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决策短期化的根源。
环境对人口的容量是制定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我国西部生态极其脆弱,破坏易而恢复难,“地广人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环境容量十分有限,许多地区的人口已经超饱和。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北方荒漠化地区人口总数已达4亿人,比建国初增加了160‰。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可供人类生存繁衍的绿洲仅有4.5%,目前农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0-400人,同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已不相上下。20世纪初,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地区仅有15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含沙漠、戈壁)2人;到80年代,人口增至51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人,超过联合国制定的沙漠地区人口密度临界指标为7人的标准。青藏高原河谷合理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超过20人,而今在该地区却达90人,大大超出土地承载力。过垦过牧,造成风沙肆虐。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土壤瘠薄,植被破坏后石漠化
严重。石漠化使土地永久丧失生产力,因此比沙漠化问题更严重,也更难以治理。
沙漠化形成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态系统(包括沙漠、戈壁系统、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系统、森林系统和湿地系统)的人为破坏所致,是对该系统中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系统内部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失调的结果。以往,我们一手植树种草,通过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防治沙漠化,另一只手却破坏荒漠生态系统,制造新的沙漠化土地。事实上,正是由于荒漠生态系统的破坏,尽管我们营造了“三北”防护林,实施了防沙治沙工程,却仍然未能在整体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张的步伐。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沙暴频频的真正原因,并非人工植被营造太少,而是天然植被破坏过甚。小环境的局部改善,抵消不了大环境的整体逆变。
申论要求:
1、概括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250字,20分。
2、借鉴其他材料,针对材料一反映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800字,40分。
3、以全国政协文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身份,就全国沙漠化问题写一份提案或者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