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

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

黎业明

人们对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是十分关心的。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翻译尤为关心。2000年的《读书》杂志就发表了好几篇谈论《纯粹理性批判》汉译的短文。从这几篇短文以及其他一些讨论康德的文章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有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对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现冒昧将我们所了解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情况略为介绍。据我们所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现有四种汉译本：（1）胡仁源先生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2）蓝公武先生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1960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牟宗三先生译本，题为《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分为上、下两册，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4）韦卓民先生译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0年校订版。

对于这些译本的质量，人们时有评论，现摘要介绍如下：

在现有四种汉译中，以胡仁源先生的译本为最早。韦卓民先生说：“胡氏中译本，读来确甚晦涩，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从德文原本译出，而对于康德的哲学术语似乎没有深加留意，且对于康德的整个体系又好像未深入研究，况且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习惯。”（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顺便说一句，王若水先生认为胡译本并非从德文原本译出，而是根据F.Max Müller1896年的英译本转译。见王若水撰：《再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读书》，2000年第6期。）王太庆先生也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他读胡译本的感受。他说：“在翠湖中间的那所省立图书馆里，我一连几天借阅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可是尽管已经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做基础，我还是一点没有看懂。不懂的情况和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旧译本差不多，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后来看了Kemp Smith的英译本和Barni的法译本，才发现康德的写法尽管有些晦涩，却并不是那样绝对不能懂的。我怀疑汉译本的译者没有弄懂康德的意思，只是机械地照搬词句，所以不能表现论证过程。这说明不懂哲学和哲学史是无法传达哲学思想的，要想多了解一点康德靠读旧翻译还是不行。”（王太庆撰：《读懂康德》，《读书》，1999年第10期）依韦先生与王先

生的说法，胡先生并不懂康德哲学。不懂康德哲学，却去翻译康德著作中最难懂的《纯粹理性批判》，其译本质量如何，可想而知。

蓝公武先生的译本，据《译者后记》所说，是1933年开始翻译的，1935年秋天全部译完，但迟至1957年才出版发行。这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汉译本。韦卓民先生说：“蓝公武先生的中译本，据该译本的《译后记》所说，也是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译出的，但是我们与原英译本详细对照，许多地方像是不忠于英译原文，甚至误解英译的词句。原英译本的脚注不少是精辟之处，而蓝译不予译出，也似乎是不应该的。”（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然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蓝译本是流传最广、也是我们阅读与研究康德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译本。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著作等身。他早年即对康德有兴趣，希望把康德的思想融会到儒学当中来，晚年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以一人之力，把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与“三大批判”全部译为汉语。牟宗三先生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据他自己说，“是根据肯·士密斯之译而译成，但同时亦比对其他两译（即J.M.D.Meiklejohn与F.Max Müller的两种英译本）。„„有时吾亦查质康德原文，此则邝锦伦与胡以娴两同学帮忙甚大。吾于译文几乎每句每字皆予以考量，务使其皆通过吾之意识而能达至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若稍有模糊或我自己亦未能明者，吾必比对其他两译并最后查质原文而使之明。若有错误，必亦是清楚的错误。“（牟宗三撰：《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译者之言》，见所译《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上册）牟译不仅保留了Kemp Smith英译本里面的注解，而且还增加了大量的注解与案语。诚如其弟子蔡仁厚先生所说，此译本“上下两册，皆有‘译者之言’，以说明翻译之旨趣。书中并随文作注解、加案语，其嘉惠读者，实非浅鲜。”（蔡仁厚撰：《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90页。）

韦卓民先生的译本，是1962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而译的。据他自己所说，他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以英人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1929年出版的英译本为蓝本，而对照Benno Erdmann Leibzig 1878年的德文版和Ernst Cassirer柏林1922年的德文版，并参考穆勒尔（F.Max Müller）伦敦1881年的英译本，以及胡仁源、蓝公

武两先生的中译本，旨在于这次翻译中不失康德原书的本意。”韦先生懂德文，却根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转译，理由之一是他认为自己对于英语更有把握。他说：“我对于英语比较有把握。读德文本时，虽能理解，但稍不留意，便错误难免，而读英文本时则言从意顺，没有隔阂。依我的翻译经验，在我译外文时，如作者写作水平远远超过我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我的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康蒲·斯密所写的英文，我自感也勉强能写出，故不难翻译。”（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由此看来，韦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肃、十分认真的。可惜，译出初稿后，尚未修订定稿，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韦先生也在1976年就过世了。译稿是由曹方久先生等人整理、校订并于1991年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韦译本于2000年出了校订版，校订版由邓晓芒先生“根据德国费利克斯·迈纳（Felix Meiner）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丛书》第37a卷（汉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订正。”（《韦译〈纯粹理性批判〉校订版跋》，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2000年校订版，第735页）在新的、据德文版翻译、质量更好的译本出现以前，韦译本很有可能会成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另一个通行译本。

若王若水先生的说法属实，则《纯粹理性批判》的现有四种译本都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这样，中文读者与康德之间便隔了好几层（康德－英译者－中译者－读者）。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解与解释的过程。经过的中间环节越多，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正如李明辉先生所说：“无论如何，在学术著作底翻译工作中，透过第三种文字转译，究竟是不得已之事，不可视为常轨。”（李明辉撰：《康德〈道德底形上学基础〉译后记》，见所译《道德底形上学基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20页）

信与达、尤其是信常被人们视为翻译的基本准则。但是，译本与原本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距离，绝对的信是不存在的。其实，我国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这位所译佛学经论达三百余卷、对自己的翻译十分自信、临终之前当众发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烂”的佛学译经大师，便不相信会有绝对的信，便不相信译文与原文之间没有差距。他甚至认为翻译恰如嚼饭喂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当然，最理想的是直接使用原文来阅读与研究康德。然而，目前国内能够并有机会直接使用原文来阅读与研究康德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相信，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很多。因此，康德著

作的翻译还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们不应过分地苛求译者，但我们还是期望能有更多的、质量更高的、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出来的康德著作的汉译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