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话"闲聊"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话“闲聊”

我喜欢闲聊,也喜欢听别人闲聊。这是我业余小小的喜好,因为它不能与欣赏古典音乐、搜集富于意义的藏品等高雅的爱好相提并论,所以平常也很难向人表白,当然更不敢到处宣扬。特别是在“全面专政”（指文革时期）的时代,“闲聊”本身就被姚文元者流定为“和平演变”的手段、是一把“尽日家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因此更是要讳莫如深的。

幸逢盛世,好揪人小辫子的英雄们无用武之地,所以闲聊之风日渐兴盛。不过现在人们称之为“侃”(我不爱这个词,总觉得它有三分痞气),遂有“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谚，虽然它夸张太甚,但不是一点理由没有。有的社会学者认为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把审美趣味的重心牢固地放在语言之上,因之语言艺术就特别发达,所以爱聊是我们民族的遗传,喜欢闲聊还是不脱离民族本根的表现。而且,聊天不需要多少投入,只要一杯清茶(俭朴一些白开水也可以)、一点闲情就可以了。这一点是其他娱乐活动不能相比的,所以它十分适合我辈穷措大。只是要注意不要陷入魏晋南北朝时的“清谈”和张恨水小说《八十一梦》中“浑谈国”中的“浑谈”,也就是说不要陷入孔夫子所告诫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闲聊只是生活中的一种调剂。

古代文人也有许多喜欢闲聊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个十分健谈的人,敦诚在《寄怀曹雪芹》的诗中就有“高谈雄辩虱手扪”的句子。他还在《鹪鹩庵杂志》中说:“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又在于奇谐雄辩,逸趣横生；词文书史,供我挥霍,是谓之上乘。”他认为互相交流学问才是最有意义的闲聊。

我辈虽然不能方之于古人。但是同行、同事、老友相见,总是爱问最近又看什么好书了?目的不仅是想从友人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也有听他人海阔天空神聊一番的渴望。特别是那些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之士,听他们聊,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其间夹杂的机智、诙谐、幽默和应对的敏捷都是能给人审美享受的。可惜的是,日日为生计奔波,大家都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有时我感慨地说:“简直成了写作机器,很少有读书和闲聊的机会了。”不能闲聊不单纯是没有时间,更重要的是没有对手。整天在家里工作,面对的是笔和稿纸——现在是电脑屏幕。晚上妻子回家自有她的一摊事,没有时间陪我闲聊,孩子还太小,再说小孩子比大人更忙,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庭作业。有时有了些感慨,也就任其烟消雾散了。例如前天闲翻一本杂志,有篇文章谈良心问题。其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在法国某城市,一个歹徒劫持了一群儿童为人质,躲在一幢建筑物中。警方包围了该建筑物,用话筒和歹徒展开谈判。歹徒终于答应有条件地释放那些儿童,条件是用成年人一对一地交换。于是街头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开始走了进去,一个,又一个……直到把里面的儿童全部交换出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些走进建筑物的成年人与里面的儿童全都非亲非故。这件事给我很大震动,我想起周作人 30 年代所说过的一段话,西方思想家们 18 世纪发现了人,19 世纪发现了妇女,20 世纪发现了儿童。而且这种认识没有仅停留在思想家们的书里纸上,它已经深入普通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因此在那种生命攸关的时刻就能做出震撼我们心灵的选择。我想也许我不能带头第一个走进去。这件事没有机会和朋友们谈,写在这里,不是没有意义的。

有的时候感触来了,再勤谨一点拿起笔或打开电脑写出点心得感慨,等于跟电脑或稿纸闲聊。现在美其名曰“学术随笔”或“学术短论”,除了其中有些文章写得较认真外,大多是“闲聊”的产物。想起头两天看到的一位青年作者的文章——《面对眼前的空白稿纸》,不禁有些惭愧。他在文中说每当铺开空白的稿纸时不由得产生一种责任感,而自己则是闲适欲上占了上风。但因为是“聊”的产物,所以较为好读,所谈的问题也易于激起读者的兴趣。有时我也想,学术研究脱下艰涩的外衣是不是读者会更多一些。

“闲聊”不仅能使紧张的生活放松,也许会给人们的阅读和了解社会带来一点点启示。

在不违反党的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应言之有物、言之有味。“有物”指能阐明某个学理或生活准则；“有味”指写的生动、覃覃有味,读之令人忘倦。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很不易,但它是我奋力以求的。希望本文能像春天无声的细雨般去滋润渴望新知的心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似乎比“腾蛟起凤”“紫电清霜”更美丽,更温馨。

——从荆轲说起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是陶渊明《咏荆轲》中的最后两句,也可以说是两千年来人们读完荆轲故事(包括《战国策》《史记》《淮南子》中关于荆轲的种种记载)后的共同感受。古今游侠刺客,可谓众矣,而人们对荆轲这个不成功者却情有独钟,谁说中国人只以成败论英雄呢?秦汉之间就出现了两位古今传颂不衰的失败的英雄,一是项羽,一是荆轲。不难理解,两人获得千古同情有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反对秦朝的。短暂的秦朝在历史上不是“大一统”的象征,而是暴政的象征。

平心而论,如果拿秦王赢政(后来的秦始皇)与历代皇帝相比,并非属于下下,然而他所受的批评与否定却远远超过比他更为暴虐凶残的皇帝和与他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不成材的腐败皇帝。这也许是不公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赢政目标大,许多具有正面价值或负面价值的事,在历史上,他都是始作俑者。具有正面价值的,多离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十分杳远。如统一天下,对于秦始皇本人来说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快事；而平民百姓的感受未必如此。诸侯之间消除了“热战”,人民可以不必死于战乱了,这是好事!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无尽无休的徭役、兵役,多如牛毛的苛细的律令,繁重的剥削与沉重的压迫。平民所遭受的苦难未必就小于诸侯之间的战争。

如果天下分裂,诸侯对峙,百姓还可以用逃亡来躲避。可是当秦统一之后,“君臣之谊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们只有忍受,无法再像春秋以前那样“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诗经·硕鼠》)。另外,战国七雄交锋时,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有秦、齐、楚三国。齐、楚两国的经济文化皆比秦国发达(近年有人著文谈论如果齐或楚统一中国,中国发展走向的问题,其结论是两者皆比秦统一为佳。)秦统一后不仅不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反而消除百家文化的影响,焚书坑儒灭绝百家之言,以吏为师,只把文化限于耕、战二途。因此,这种统一,无论是从当时平民百姓的感受,还是从历史发展来看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进步意义,不宜估计过高。至于那些负面意义,则大多与平民百姓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例如秦统一中国后立即上马的四大工程(长城、驰道、骊山墓、阿房宫)所动用的劳动力有 300 万之众,如果再加上零散的徭役与谪戍人员,总共在 450 万以上。这样大规模地征发百姓服役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 2100万,这种超级规模的征发劳力对人民意味着什么,我想不必由动辄以进步或反动划线来评论历史人物的史学家来证明,何况在征发徭役的过程中伴随着残酷虐待与严刑峻法。用汉代政论家晁错的话来说,被征的役夫是“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汉书·晁错传》)。这使得平民百姓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陈涉就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既然怎么都是死,还不如武装起义,或许还会有条生路。天下的役夫们都抱着这种想法,那么秦王朝的垮台不是指日可待吗?

最为万世唾骂的是焚书坑儒。我们且不说焚民间书,其目的是愚化百姓,与民为仇,也不说杀一无辜,也属残暴,就从秦始皇首开风气的文化专制的示范效应来看也是极其恶劣的。后世的专制帝王都在明里暗里学习秦始皇的一套。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与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示范作用,不是毫无关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战国时期六国士人多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它统一中国后,马上就向被统治者展示了其锯齿利爪。最初还只是对“贫人贱民”,继而扩大到“富人吏家”,最终连“宗室大臣”也不能幸免。真如汉政论家贾谊所形容的“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公然与天下为敌。始皇曾幻想千秋万世永传其帝业,结果是二世而亡,从而显示出被压迫者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上述就是“刺客”荆轲悲壮行为的背景。荆轲行为的意义早已超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范畴,更不在于“尽反诸侯之侵地”；而在于抗暴,在于为伸张正义去赴汤蹈火。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吹始皇为“千古一帝”,是法家代表人物,是促进历史前进的英雄。那么,荆轲只能是反派角色了。所以,那时把《易水歌》改为“小丑一去兮不复还”,可惜未能如样板戏唱得那么红火。历史虽说是人写的,但公道自在人心。两千年来的良知不是一下子就能涂得漆黑的。一个孟姜女的传说(当时也考证出是为反动分子所编造)使秦始皇的“伟大”减色；同样,一个荆轲的故事也使秦王失去许多光辉。

当然,感情的向背与理性的评价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南辕北辙),也没有人为拔高荆轲的必要,行刺暗杀从来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燕太子丹想通过两个刺客劫持秦王,与其订立契约,使其放弃侵略计划更是极其可笑的。田光、樊於期、荆轲、高渐离等人前后赴死的献身精神,其中虽有对暴政的痛恨,但主要的还是出于那曾长期存在而又即将消失的武士精神。荆轲等人都是“士”。顾颉刚先生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身分,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史林杂识初编》)他们自幼在“庠、序、学、校”之中受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他们还要“养勇”(见《孟子》)以尽武士的职责、维护武士尊严。社会的尊重、人们的仰望使武士养成了尊礼重信的阶级道德。春秋中期以后,士阶层虽然逐渐分为文士、武士(武士流落民间者则为侠),但世世代代所养成的行为规范尚未完全沦丧。读西方与日本史籍,对中世纪骑士、日本的武士,常因一言不和仗剑相斗,或为了些许小事拔刀自裁,感到不可理解。其实,他们在主观上都是在维护武士的尊严与荣誉,否则生不如死。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这类记载也很多,只是我们没有重视或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罢了。如晏婴的“二桃杀三士”,过去读者嘲笑“三士”的愚蠢,其实“三士”之自杀是由于他们感到在分桃问题上无论是争还是让,皆有损于武士的荣誉。《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所写的刺客、游侠,《信陵君列传》中的侯赢等都表现出轻生死、重然诺的侠士风范。无论是侯赢的“临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还是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都给后世为正义而奋斗的人们极大的鼓舞,而在侯赢、荆轲们看来,这是极平常的,他们只是在履行传统的武士道德规范罢了。

荆轲的故事之所以影响深远,还在于《战国策》与《史记》对其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作者运用白描、烘托、对比等多种手法,展示荆轲性格的各个侧面,从而使一位深谋远虑、善于克制、明大义、重然诺的古代侠士栩栩如生地立在读者面前。文中重点描写了易水送别与秦庭行刺两个场景。行刺是故事的高潮,作者通过对荆轲一系列行为动作与表情神态的描写(以此与秦王的狼狈不堪作对比)完成其形象的塑造。然而在文学史上流传更为广泛的却是易水送别一场。送别者“白衣冠”、高渐离击筑、荆轲慷慨悲歌所造成的悲剧性氛围,深深地印在后世读者的心中。因此,人们便认定“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把易水送别视为古今最悲壮的离别。辛弃疾在一首《贺新郎》中曾写道:“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这就是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