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中学生读的好散文

耳根的清静

王开岭 《 人民文摘 》（2015年第1期）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住，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 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一是音乐。

我一直认为，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寂静”，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音乐诞生前，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也是唯一的爱情。比喻，形象提出观点：想念清静

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巷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对人间美好之音，明人陈继儒曾历数：“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小窗幽记》）说理从不是什么说起，可以把道理说透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关节处一问，说理之一层：联系现实谈不清静

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机翼呼叫、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双手捂耳也没用。 耳朵，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帖。机械统治的年代，它粗大的喉结，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像磨砂，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

一朋友驾车时，总把“重金属”放到最大量，他并不关注谁在唱，按其说法，这是用一个声音覆盖一群声音，以毒攻毒，以暴制暴。

我们拿什么抵御噪声的进攻？关节处又一问，说理之又一层

耳塞？地下室？把窗户封得像砖厚？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风？当然还有，即麻木和迟钝，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有个词叫作“失聪”，就是这状态。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份静太陌生、太异常了，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

人体感官里，耳朵最被动、最无辜、最脆弱。它门户大开，不上锁、不设防、不拦截、不过滤，不像眼睛嘴巴可随意闭合。它永远露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我对朋友说，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精辟

有个说法叫“花开的声音”，一直，我当作一个比喻和诗意幻觉，直到遇一画家，她说从前在老家，中国最东北的荒野，夏天暴雨后，她去山坡上挖野菜，总能听见苕树梅绽放的声音，四下里噼啪响„„

苕树梅，我家旁的园子里就有，红、粉、白，水汪汪、亮莹莹，一盏盏像玻璃纸剪出的小太阳。我深信她没听错，那不是幻听和诗心的矫造，我深信那片野地的静，那个年代的静，还有少女耳膜的清澈——她有聆听物语的天赋，她有幅画，叫《你能让满山花开我就来》，那绝对是一种通灵境界„„我深信，一个野菜喂大的孩子，大自然向她敞开的就多。

我们听不见，或难以置信，是因为失聪日久，被磨出了茧子。

是的，你必须承认，世界已把寂静——这大自然的“原配”，弄丢了。 是的，你必须承认，耳朵——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

给生命一点“留白”

朱钟洋 《 人民文摘 》（2014年第11期）

少年时，执迷于国画之美，嚷嚷着要学国画。母亲拗不过我，把我送到了百里之外的县城，参加了国画培训班。初始，我喜欢用或淡或浓的色彩把整张宣纸画满，自以为“浓妆淡抹总相宜”才是美。可老师告诉我，国画之美，美在“留白”，“留白”可以使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浓淡协调，那些未曾着色的白，自然洒脱，恰如少女脸上的一抹绯红、一丝羞涩，有含蓄之美，相形之下，画里的色彩又有了大气之美。久而久之，我知道，“墨分五彩，计白当黑”才是书画的最高境界，正如诗歌讲究“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音乐讲究“无声胜有声”的余韵。

其实，“留白”在国画里是艺术，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人生里是生活，是空满的哲学。（由头之后提出观点）

曾经，看过一则禅理故事。一位富商总觉得自己不够快乐，希望禅师指点迷津，禅师拿起水壶，不停地向杯子里面倒水，水溢出了杯子，富商以为禅师老眼昏花，于是提醒道：“满了，满了，不要再倒了。”禅师说：“你的人生就像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什么东西也装不进了。”富商顿时醍醐灌顶，从此乐善好施，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例证

路过一座城，后来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往往不是高楼大厦，不是琳琅满目的店铺，而是一湾湖水、一座小山、一片林子，要不就是一座老式宅院。这是城市的“留白”。“留白”是城市的生命，决定了一座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只是，这样的“留白”太少太少。城市的留白

跻身在一座城里的你，又有多少人生的“留白”呢？寒窗苦读十载有余，后又混入喧嚣的社会摸爬滚打，当人生有了阅历，生活有了起色，已是人到中年。而后呢？事业小成，生活丰足，却是换了房子想换车子，更有甚者，还要换妻子、丈夫。当历尽悲欢离合，受尽苦乐，人生蓦然进入老年。再回首，往事如烟，自己只是日复一日地在填补人生的空白，到头来，满满当当的人生，反而成了人生的负担，弄不好，就是人生的灾难。

人，往往就是这样，得到的东西不懂得珍惜，得不到的东西又都想得到。结果是，得到的越多，越被生活所累。毕竟知足才能常乐，凡事适可而止，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其实，人生如画，出生那天，我们都是一张白纸，然后，在童年里涂鸦，在少年里布局，在中年里涂上淡彩，在老年里抹上浓妆，最后，老去的那一刻，画才算完工。人生要留白

不难想象，如画的人生，“留白”是常态，是给生命憧憬，给生命追求目标的乐趣。生命有了“留白”，便有了选择的余地，有了努力的方向，此时的生命，是积极向上的。反过来，生命没有了“留白”，看似十全十美，却不知道，这时候的生命正如极致绽放的花朵，下一刻是凋谢；正如人登上了巅峰，四面都是下坡路。

给生命一点“留白”吧，只有这样，人生才更加精彩、完美。联系开头，强调观点

顾准夫妻的大爱大痛

柴静 《 人民文摘 》（2014年第12期）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工作，顾准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商城后，日子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日记里的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他的母亲这时已经80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两人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条，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资料太多了，以致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身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知道死讯后，他写道：“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论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记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终于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顾准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但那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总有一些时刻属于自己

佚名

一家饭店有这样一副对联：为名忙，为利忙，忙中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斟两壶酒来。

那次晚饭后看到这副对联，我心中长期淤积的郁闷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常常感慨自已活得很苦，过得很累，因为眼睛总是紧紧盯着上面，常常以物质的丰足、名利的高低来衡量幸福。可是有了名利后并不一定能真正幸福快乐，我们仍然不断地忙碌、奔波、劳动。而真正能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当下那份实实在在的拥有，比如忙中偷闲的一杯茶，苦中作乐的两壶酒。

一位朋友风趣地给我讲过这样一件小事。他每天与没完没了又呆板枯燥的公文材料打交道，整日被官话、套话、空话和废话包围。上班时，每根弦都绷得紧紧的，没有一天不感到疲惫。有一次，他写材料写久了，感觉头皮发麻、四肢缰硬，便去上厕所。他随手拿了一张报纸，短短的几分钟内，他从报纸上浏览了轻松的幽默漫画，给人启迪的心灵小品，以及短小精焊的市井故事。他突然发现了工作的乐趣，上厕所的时间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闲适的收获。

从那天起，他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后来，他经常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看些自修的书和感兴趣的报刊，直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这种习惯。他说，这些时刻属于自己，是谁也无法剥夺的，尽管很短，却意味深长。

一天中午，我在菜市场门口看见一个蹬三轮车的老人，他把车停在路边的一片树荫下，自己斜躺在破旧的三轮车靠背上抽烟。抽着抽着，他竟然睡着了。他睡得很安详，脸上的倦容依稀可见，手里的卷烟燃尽，他浑然不知，被烟熏得发黄的手指夹着燃完了的烟蒂，烟灰悄然滑落在他洗得发白的衣襟上。

我驻足观望着这位老人，他紧闭眼睛的脸上露出了笑意，很真实，也很满足。闹市的吆喝和车辆行人的喧嚣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烈日的毒辣与盛夏的高温也仿佛与他无关。他在现实主义的生活中仍然做着浪漫主义的梦，这一幕让我非常感概。

总有一个角落属于我们，用来安放疲惫忙碌的心灵；总有一些时刻属于我们，用来换算触手可及的幸福。可经常地，它们都被我们向上的眼光忽略了，被我们功利的头脑放弃了。

莫让青春染暮气

白龙 《 人民文摘 》（2014年第10期）

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先是怀旧。他们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再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80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心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

是什么，让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

不可否认，那些看似“矫情”的吐槽，背后都有着一言难尽的青春滋味。和父辈们相比，青年一代有着无可比拟的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但时代也制造了新形式的磨练。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的童年拥有动画片和汽水，也有做不完的作业；他们比父辈拥有更加宽广的人生选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他们栖身上一代人从未经历过的网络时代和工业文明，也品尝着城市化带给个体的无助和压力；他们踏入了一个有着空前流动性的社会，也遭遇着精神上的迷茫和认同感的缺失„„

对身处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就像一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它代表了某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品质，但也意味着不提速就要被甩下来。更令人担心的是，你跑了半天，却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不断地奔跑，换来的只是显示屏上一连串的数字。在这样的处境中，不管是怀旧还是叹老，表达的都是一种面对压力时，对记忆中美好过去的忧思。

如果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和吐槽，那么精神上的“早衰”就值得警惕了。“早衰”的年轻人，有时会显得和“成熟”很像，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接人待物都恰如其分，说话谈吐都深思熟虑。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原来是少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锐气。年轻人不应该是敢想敢干吗？不应该是直抒胸臆吗？不应该是敢为风气先吗？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像是从少年直接迈入了中年？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回忆一战前太平时代的欧洲时，曾描写过一个颇堪玩味的现象：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胡须、戴上金丝边眼镜，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给患者留下“有经验”的印象。

对年轻人的不信任遍及了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人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和舒伯特都是在30多岁时就完成了奠定自己一生荣誉的作品。一股沉沉的暮气，笼罩在当时的社会之上。年轻人的扮老和早衰，无非是这一社会活力渐趋迟暮的表现。 年轻人有朝气，社会就有朝气；年轻人有光明的前途可奔，社会的未来就一片大好。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让年轻成为资本而不是不足，让锐意进取、活力四射的青年精神成为社会风尚。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青年在时代的召唤前应当奋起，更有担当和责任感。当代青年的父辈和兄长们，已经率先垂范，用枕戈待旦的奋斗精神，换来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时代转轮的指针已经落在当代青年人的身上，国家的命运也是青年的命运，担负起这一使命，青年人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