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悲观主义者的普遍论题是:停战后的世界重新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浪潮与态势中去,而这就导致了战时的那种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主义的希望与梦想化为幻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被视为两种相反的和互斥的运动或情绪,前者最明显的优势就是能经常被作为必要条件而无异议的接受,而后者若不是因为最后会被打败,就会被无限期的推迟。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人类的前景将必然是无望的。民族主义不仅在欧洲和美洲甚至在全世界都明显的成为一种上升力量。那种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不相容的认识,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正确的,但它却是建立在对人类和民族的无知与对这两种运动本身的误解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这种认识被广泛传播,并且它扮演了一个障碍物的角色,严重阻碍了对于民族间理解的加深与进步,因此对这种认识做一个简要的分析来检测它的正确与否是值得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幻想破灭的理想主义者与反民族主义者们在反对战后世界时的抱怨。人们对于欧洲的巴尔干化(将某地区分裂成敌对区域),如不可理喻的法国,商业主义化的英国,没有悔意的德国,有主见的小协约国和大英的统治版图,还有美国孤立主义与门罗主义的兴起等有着多种多样的抱怨,而这些抱怨的背后有潜伏着什么样的普遍性的控告呢?当提及这些问题时,我们知道整个世界以从有原则与标准的国际主义重新陷入到一种未被察觉和没有反映出的民族主义的状态中去。 但当我们体察事实时,这种解释又是明显不充分的。如果民族主义真的在中东欧地区如此泛滥,那么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小协约国是如何存在并保持了三年的?这三个国家和她们的邻国波兰都居住者多种多样的民族,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成功的完全保存它们的身份的呢?或者,如果民族主义是支配世界的强烈情感因素,那么有着多种多样民族的英联邦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法国又是如何保持它的帝国,或者甚至是他新统一的祖国的完整团结的?双语的比利时和三语的瑞士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最后,美国又是如何避免那些最近数以万计的新来者们未被同化的民族主义间的激烈冲突的?显而易见,我们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起作用的力量,但他却不是最有力且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我们对战后的衰败迹象做更进一步调查的话,我们真正发现的是,越是深入的考究那些针对战后诸国责难的原因,就越能发现人们对政策的埋怨之声是那么的强烈,这种强烈的程度不亚于各国虽然各自独立,但仍像一个统一的民族互相合作所产生的影响那
样。事实上真正糟糕之处不是民族主义,在任何多样形式中闲谈的活动都可以被假定,但却会用不那么浪漫和更容易理解的利己主义称号去描述。换句话说,这种控诉不应该是反民族而引起,而应该是反国家而引起的;不是由反对那些扮成民族群体发言人和民族主义传达者的政治家们引起,而是由反对那些扮成大的或小的,单一或多元的君主国的统治工具的政治家们所引起;不是反对乔治先生是一个威尔士人,而百里安先生是个布列塔尼人,马萨里克总统是一个斯洛伐克人,韦尼泽洛斯是一个克里特岛人,而是反对大英帝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联合国和希腊王国的政策。
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以及战时合作结束后上述这些又会不可避免的陷入到自私自利的政策中去。我们不会关注问题本身成为可能的细节与程度,而更明智和更有远见的治国之才才会努力避免钟摆重新摆回去。对我们来说,现在重要的目地是去注意那些世界上存在的政治问题的产生不在于民族情感,而在于国家政策,这是对政策的评判,而不是怀着极端民族情感,并且要在外交事务中考虑到积极的政治性工作。“国际主义”一词作为一种政治觉悟而被习惯性的应用。而他事实上考虑的是如何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不是控制或者甚至将民族自我表现情绪引向过分的程度。不幸的是这个重要的事实要被我们变化无常的政治术语所隐藏。国际联盟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它应该是一个国家间的联盟。如果他被看作是任何其他什么的时候就会永远的被误解下去。如果它们的成员延伸到爱尔兰而不是苏格兰,到海地而不是到美非民族,那是由于爱尔兰和海地都有着明显的政治地位,而这恰是由于苏格兰与美洲大陆的黑人所不能宣称的。
国际组织的工作,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国家间组织的的工作,是关于君主国实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工作,不论如何组成,都不会直接影响到民族间的关系。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相冲突的力量其实根本不会对彼此产生影响,而相反的表述至今还未形成。从原则和理论而言,两种运动殊途且不会发生冲突。但事实上它们却时常如此。欧洲与美洲都不能把民族主义情感运用到国家事务中去。为了去解释为何如此并在这个大熔炉中理解他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对民族主义运动仔细的考察一番。
欧洲人与美洲人很难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不仅仅是因为那已被提及到的流行的命名法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因为大西洋两岸的民族情感有完全不同的方向和过程而导致的。 美洲大陆的民族,北方与南方,不仅比欧洲民族要年轻很多,而且他们也产生于一个完全
不同的历史进程。然而,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在美洲和欧洲都有着同样的特点。两者间的相似性也会毫无疑问的变得更显著,就像正常的发展进程会将偶然性的起源慢慢磨平一样,而这两个大陆会变得在同一节奏上跳动。美洲的民族主义,或者不管怎样是美洲的美国,已经到了用凡 布鲁克斯先生来表明身份的时代了。个体生命的15岁与25岁之间的差异性是与一个民族的一百年和三四百年的差异是类似的。当年轻人从15岁到40岁与从25岁到50岁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中的共同因素将会变得更加显而易见。这就与世世代代的欧洲与美洲民族的内在经历是一样的。
什么是民族主义? 它是一种运动或是民族情感的表征。它常常被用作是种贬义的情感来象征暴利,不宽容,甚至是侵略性的显示,但它同时又被用作是一种稳定的气质的彰显。然而,它将会导致在讨论时将民族主义搁置一边而处理“民族身份”和”民族”的概念, 而不是探讨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者”们的运动的表现。“民族身份”是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外在表征的群体意识;而一个民族就是由一群人组合在一起的实体,而这群人有着特殊形式的群体意识,并且这种特殊形式的群体意识被描述为“民族身份”或“民族情感”。
什么样的特殊形式在群体意识中构成了民族?用什么来区分一个民族或一群有民族情感组成的人群和其他人类组织与合作体?要说明什么是民族不比要完全界定它容易。正如我们所知,它不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 英格兰民族是与英联邦民族不同的(尽管通常不被这样认可),而美国民族也是与美联邦不同的。 大英民族并不能表示是英国公民,亨利詹姆斯也不能因为战时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资格而否认自己是美国人。 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教堂或宗教团体。土耳其民族是有别于穆罕默德民族的, 而犹太人与犹太教也是有区别的。事实上所有的土耳其人都是穆斯林,还有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犹太人的民族情感也与犹太教的信仰是相互共享的。但是对于教会和民族的区分,尽管经常被犹太人所否认,还有被美国人否人的对联邦和民族的区分,都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领土上的统一。可能会有很多不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很多不在挪威的挪威人,很多不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许还有很多不在苏格兰的苏格兰人,不再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不再拉脱维亚的列托人,而这些可能比在与他们有民族情感联系的协议好的领土范围内的人更多。
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种族。现存的种族中,像犹太人,甚至都没有像人类学家们苛求将每一个祖先来
对应他们的种族分支和更进一步的分级。这种尝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复,如想反闪族的德国作家 斯图尔特秀斯特张伯伦,以及那些用更少的空想主义和更多的直接性的毁谤的美国作家们,他们会列举出那些由于不宽容的民族主义者们故弄玄虚从而导致种族偏见。
最后,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语言统一体。说英语的民族,不论是否在大英帝国统治之下,除了一个例外其他都不是英国人。同样的,讲德语的瑞士与奥地利的人都不是德国人,讲法语的瑞士和比利时以及加拿大讲法语的人们都不是法国人。相反的,就像在讲英语的北美和澳大利亚,发生这种情况的民族情感不仅没有一个民族的表达媒介,而且根本没有任何通常的表达媒介。比如威尔士人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懂威尔士语,还有更多的人不懂英语。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范围更大的爱尔兰。然而这两大人群,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每种人都有意识的参与到他们民族的深层次情感中去,但却无法口头上与其他人交流。举一个不太明显的例子,让我们来看整个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时事变迁都是用不充足的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的揭示。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犹太语,但犹太民族意识依然幸存。让希伯来语重新焕发生机并将其作为犹太人的祖国——巴勒斯坦的现代官方用语的努力的确是英雄式的努力。这种实验,与爱尔兰的实验一致,可能会获得成功;但是伴随成功而来的可能还有一种狭隘的和顽固的民族精神。从另一方米讲,它是失败的。但是它的失败在令人感到遗憾的同时,当然不会让犹太民族的个性的瓦解成为必要,而这种民族个性是在他的久远的兴衰事业的过程中那深远的失望中生存下来的。事实上就是我们处于对语言和个性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开始阶段,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学习语音学的学生与学习音乐的学生还有学习心理学的学生已经联手调查我们的潜意识区域是从何处进行大量的发音与语调活动的,还有习语暗喻和象征,以及手势与发音,对于学生来说,人类的这些表达方式就像是仅仅用语汇将裸露的骨头覆盖上鲜肉和鲜血一样。
如果一个民族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教会也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地区也不是一种语言结合体,那么民族到底是什么呢?没有一个很深刻的或无法预知的令人满意的定义。但以下的是由几年前的一位现代作家提出的定义至少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基础:一个民族是由一群与一个确定的祖国想想联系的,有着特殊强烈情感和亲密性,有自我身份的人联合而成的。
民族情感是一种热情:人们对于
他们民族的情感正如对他们人生和经历中占有很大分享的事情一样。这种热情可以被每一个正常组成人的感觉的那种喜悦来测试,当他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暂住一段时间后,不论他们是否在陌生的过度相聚或是返回到他的祖国时,他都会更迫切的想要联系接触他的民族,当英国人在离故土(无论是否在大英统治之下)一段时期后看到白色的多佛尔悬崖都会欣喜若狂,当美国人驾艇驶入纽约港时都会对着自由女神雕像脱帽行礼。而这两种表达方式不是为了表达爱国之情和国家的义务之责,而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民族情感。
民族情感是一种亲密感:不论他是否主要受遗传(如欧洲)影响还是环境影响(就像老一代的美国人),或者无论他是新获得的或有意珍存的东西(就像那些新来者们),她就是那种被放入到人类最深层次的东西。欧洲人认为民族就是一种不可习得的具有亲密感的东西。民族对于他们就像家庭之于他们一样,这是在他们遗传因素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习惯性的看法是习得民族情感,但也许经常不那么充分的认为亲密感如何被习得。欧洲的民族情感和现代美国的民族情感也许可以比照成一个人和他父母的关系以及他和他妻子的关系。这两种情感都很亲密,都比较合乎情理,个人关系的范围内,与一个更大范围的团体关系的民族情感。但其中一个是遗传,而另一个是选择。欧洲人与老一代的美国人是起源于他们的民族;而当今的美国人选择他们的民族并就像依恋他们的妻儿一样依恋它。一个人的出身和婚姻都形成了他完整的个性。因此民族(甚至在更古老的民族中)如果没有选择和刻意的因素在其中将不会是完整的,或者用一个更准确的词组-战争带给家庭的是牺牲。
民族情感是高尚的:人们对它的感情往往要比对一个国家或一个行政区,一个俱乐部过一个专业或其他亲密的东西更大且深远,不管这种感情如何温暖。旁观者无法去判断一个族群对他们那上升到尊重程度的那片确定领土的依恋之情是否可以被视作是民族的。马耳他是一个民族的家还是仅仅只是一个老殖民地?弗吉尼亚曾经是个国家吗?旧南曾经是一个国家吗?对于这种情感问题,每一个学生都有他自己的满意评价。通常,我们不仅可以说一个民族,无论其领土大小,只要他们感觉她是并作出相应的对待,她就是一个民族。很久以前一位希腊演讲家曾说过:“这不是一个有墙而是由人建成的城市。”“而且这不是空间与人口,而是感觉,这种感觉是经历过伟大的事情并有更伟大的事情在未来。”我们因此而挖掘雷南短语更深层次的意
思,因为它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意识。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家。民族情感不只是一种想法或一个记忆或一个程序或关于某些功能或地位,如司祭团或一种专职或一个土耳其军团的简单集合。这不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成员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领域中时,必须要包括那些居住在一个固定区域的居民或它们之间是通过访问和经济纽带来联系在一起。意识可以跨越障碍并忽略世界上那些独立国家的政治权威们所设定的资格。对从纽约移民到爱尔兰的移民的居民来说没有这样一个时代,要求他们要有爱米特相关的出身,或者巴勒斯坦要有特拉维夫的身份,或者由于最新到达她的海岸的那些全心全意贡献其思想及精神的人而不被美国所接受。但是如果没有环境因素,那些领土及组成人的基本物理因素而去形成构架和容器的话,就如民族理想那样,民族情感会失去去温暖与具体性,而这些构成了它的大部分取向,因此会在今后被无法触及的理想主义所吞没并消失在云中。
我们已经定义了民族,让我们现在去探究下世界各地的民族。
我们经常说19世纪见证了欧洲民族的萌芽。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在西欧和中欧经常用它来判断却是不对的。英国人是在乔叟和朗兰时代才成为英国人的,而法国人是在弗鲁瓦萨尔和维庸时代成为的法国人。同样的,但丁的意大利(尽管仍只是一个咬舌的意大利人)才是真正的意大利,还有,尽管又不令人愉快的兴衰史和德国政治使得落后状况,路德将《圣经》翻译过来已经成为德国的了。欧洲不同民族的崛起史,从西边的爱尔兰到东边的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各族人,都接受过一项有趣的学习。但是知道法国大革命,这些历史更广义的说是非政治性的。根据封建传统,政府到哪儿都几乎被认为是只关注一个特殊的阶段的,而人们,在民族意识的存在于形成过程中却没有关注他们自己以及现今被说成是“民族的”问题和政策。欧洲领土的贵族们,国王和议员们,还有大公们,主教们和男爵们,他们战争,阴谋和秘密策划,用征服,婚姻和交换来扩大他们的疆域到各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平衡权利并且没有个表现在向他们致敬的人们内心中那些成长的深刻的情感的原因来冠名(这些都经不起太详细的推敲)。民族在英格兰和荷兰第一次被列入政治领域,但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大爆发了,这个大爆发有两种潮流混合在一起,并且在世界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为恢复过来的状态中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困惑。
当威尔逊总统从那位伟大的搬弄是非的人——列宁那里选了一个词组,并将“自
治”作为口号并运用于世界的赛场中,他在使用的是一个有很多种翻译的词语。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都受到十九世纪那些流行口号的影响,都知道他以这样的准则来要求自己,那就是没一个民族都有成为一个君主国家的权利。约翰斯图尔密尔而曾经说过:“这是自由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边缘政府必须和他们的民族主流项符合”。密尔体积和论述的是作为一个最大限度的便利,(那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居民如何将它时间的更好的)这种便利被拥有信仰的热切的变革者们(他们坚信权利不可被废弃)提升的更高了。而这种规律的必然结果就是瓦解。正如列宁所遇见并愿想的那样,他所如此厌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社会的崩溃。
对政治民族主义和自治理论的探究式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那条普适性的准则以及对它的运用只能在欧洲和西亚的有限的区域内有所展现。但帮助瓦解奥匈帝国,他却让全瑞士无动于衷;它使俄国分裂,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曾经的却是这样,尽管在最深层次的意识中,是一个俄国。但它却没有给亚美尼亚和乌克兰带来独立。它将南爱尔兰从威斯敏斯特中剥离,但却将苏格兰,威尔士和阿尔斯特留在那儿。它将说德语的阿尔撒特从德意志帝国分离并在法国将其重建;它从他们入侵的同族人手中解救了弗兰德的德国农民并将它们与讲法语的市民们重新团结在一起。它打破了一个伊利里亚人的共和国之梦,并让一个联合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存在。最后它让无法形容的充满异类和多民族主导的英国伫立于定国主义的碎片中。换句话说,民族情感,尽管能为了批判政治腐败而结成一些不太有价值的联盟并进行抵制运动,如在奥匈帝国,或者去反对被误解的那些小问题,如在爱尔兰,但它仍通过无援的自我努力而将政治版图修改成更接近他们自己既定模式的设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在密尔的教条在北美与南美的运用中能发现什么?这不是重新去画一个政治版图来开创新的边疆以适应过去的和现存的民族问题。而是让民族适应现存的边疆,或者甚至是帮助民族发现自己,并在已建立的政治社会中所固定下来的框架中去做好自己。正如其所说,欧洲的弊病不是由民族主义而引起,其实在于一个更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坏的政府。欧洲人民必须进行更长时间的战斗,我们希望并相信最近的战争就是最后的阶段,他们反对独裁以及随之而发生的不公平,而不是反对要否认“民族”的“权力”,他们反对的是不承认人类的公平与民主。从另一方面讲,每一个美国学生都必须注意的那些不
断增长的不安与困惑,美国的弊病来自它本身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虽然这听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要说每一个大陆的弊病都被误诊倒是绝对正确的。从爱尔兰到波兰再到乌克兰,自治精神以及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为无法实现的愿望而进行一场无望的战斗,正是这样的原因让欧洲人不惜献出生命。在这三个国家,尽管它们现在的身份各异,密尔的民族与政治的一致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的提倡者到底在为什么而战?如果他们仅仅知道这些,市政府的条件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换句话说是为了最高级的政治产品——公平和民主。为了爱尔兰,乌克兰和波兰所有居民的公平和民主,而忽略种族,宗教和民族。
从另一方面来讲,那些最近将过多关注力投入到他们们社交生活的表象问题的美国人们,因为没有探索到民族不满的根基而已经开始心神不安的反思他们的那些八卦活动。的确,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留下很多渴望的东西,但是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民族认同,它属于上说所指的头脑和精神中不可侵犯的区域。让欧洲,从戈尔韦到伦贝尔,从阿尔赫西拉斯到赫尔辛基,稳固他们新建立的民主,在各国间建立相互保护的保证,减少它因不成熟而引起的失败,引进节省劳力的科技到他们家庭和工厂里,并加以改善。这些都是实际的和积极的任务,无论高尚还是卑微,对一个大陆来说,就像现在的欧洲那样,这些都是有自知之明的理想的民族主义的任务。美国的国内问题有着一个不同的指令。他们不是如此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这个地区的任务已受到明确的指导,对充满活力的和有组织的人们来说要完成她不是很困难),因为民族情感存在于他们最深层次的情感中——去深入研究环境的影响到遗传的无可改变的价值,去探索这些不同人群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结婚的质量与牢固性,去找寻那些已舒适且理所当然的接受了新的民族意识的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去探寻他们多种天性中的最深层次的区域,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抉择。
一旦理顺了民族的问题,独立国家的问题和公民的问题,他们就很同意被区别对待。这园子他们百年的困惑,那就是发生了如此多的灾难与流血事件,不论是疯狂的德国想要以“文化”奠定住在这世界的基础,那就是个体的相同性表达,还是那些狭隘的美国主义者们所做的无用的,自杀式的努力,如今都已败毁名声。这条路已经变得清晰,然后,在欧洲和美国,一个真实的国际主义,是这个词本身最真诚和纯粹的意思。
要正确理解国际主义,它既不是国家之间的触碰,也不是那些与他们民族树立的分支上的超
级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联系。在国内它既不是那些外交家们开圆桌会议,也不是少数人的“不再混战”的思想。真正的国际主义是那些民族间最高,最好和最出众的代表者们和他们杰作之间的接触。那令人不安的修民族三角之间的真正联系,世界必须是一个联系体,不是在那些建立互信的大官之间或工人领导者或甚至甚至是这三个国家元首之间的联系,而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莎士比亚,莫里哀和歌德之间的联系。民族文学中最出众的人同样也是最国际化的,理解可以通过他们来实现。今后我们在国际主义方面的努力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跟随最少努力的那条路走。任何傻瓜都可以订张国外的票,正如任何傻瓜都可以学习世界语。但如此建立起的联系却丝毫无济于事。他们告诉我们没有比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更能称之为一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工人和一个嗜酒或咖啡的人,正如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只有让那些因为被自己的民族所捆绑而造成视野被受到训练和感情受限制的男人和女人们对世界上的民族的无限财富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的享受,而后才会结成国际主义的网络,并且会在这个无可改变的多样性的世界中建立理解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