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之精华

儒家思想之精华

儒家认为“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天地之行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是生育我们的恩人，要知恩报恩。凡为人子，孝当竭力，夙兴温请，这是天之经、地之义而民之用。所以孝是动物天性的光明，人间永恒之真理。

“师严道尊，人伦表率，养我蒙正，教我嘉谟。”老师是生我们法身慧命的恩人。人若没有智慧，与畜生无异。因人也是动物之一，人比动物高是人有智慧，有道德观念。智慧道德是老师教的，所以老师的恩德与父母是相同的。

父母跟老师对待子女、学生、子弟，可以说是爱护无微不至，期待更是殷切，教育也格外地认真。因此，做弟子的人要常常念着父母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尽心尽力地顺从。所以说，“孝亲尊师”是德性之根本。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仁者，爱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旁人同等的地位上，推己及人，充分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的意志和心愿，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破除一切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体现在政治治理上，就是要“为政以德”，“节用爱人”，主张重视教养，改善民生，增强国力。

“仁”也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准则。众所周知，孔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他认为，作为“仁者”的君子，一定要有人格，有志向，能明辨是非，能守死善道。他提出，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不善。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曾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原则真理的追求维护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不但教育了学生，对一个民族刚建进取心理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3．立身之本，处世之道——“诚”

诚信，是儒家所推崇的处世原则。《礼记·乐记》记载“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自古以来，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从商鞅辕门立木到曾子杀猪教子，“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以诚待人；要求我们要诚实，态度要诚恳，讲话要坦诚。待人以诚，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功利思想，是心与心的交流，一定能在彼此间建立深厚的情谊。如果有求于你，对你以诚，明日不求于你则弃之，长此以往，必成孤家寡人。所以，坚持以诚待人，萍水相逢可成知己，沦落天涯可觅知音；得意之时不冷落朋友，失意之日有贵人相助，唯有真心换真心，唯有真情换真情，才是处世之真谛。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之精华——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正是治疗现今人伦道德衰微，人情疏离，社会冲突的一剂良药。

儒家思想的糟粕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一个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会。君王不管多么荒唐，作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绝对不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估，更别说是批判了。这不但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还把全国的臣民变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为一个受气包而已。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理论还在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

划分是与生俱来的。中国搞的那些阶级成分划分，正是儒家思想的“革命版”。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孩子一出生就只能有农村户口，在医疗、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都远远不如有城市户口的孩子。至于那些高干子弟比普通民众的子弟有更多的机会在官场上发迹这一事实也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论出生、论血统的伦理思想从哪里来？从儒家思想来的！

儒家思想最窒息人性的，要数孔子的这个训条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没有统治者的允许，人民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话、去行动的。

在民主社会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所指明的条款，人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看他们想看得东西、说他们想说的话。如果人们做的某些事情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那么新的法律条款就必须因应而生。在新的法规出台之前，人们的行动应该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国家里的法律是对人们行动的具体制约，而不是指明人们如何行动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教条与此恰恰相反，它规定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皇家贵族们制定的行为规范，它是束缚人民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而历史上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这个思想。长期以来，全国人民只有统一思想的份儿，只有与上保持一致的份儿，只有按照上面规定说话做事的份儿，而绝对不允许人民怀疑和批评。孔子的这个思想，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

“忠孝”所包含的思想糟粕

再来说说儒家提倡的忠孝。如果是对国家的效忠，比如岳飞的事例，那当然比效忠一个政党或效忠某个“伟大领袖”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象岳飞这样的军人，在文明国家里都是要效忠国家的，这是军队国家化的结果，是便饭，是最基本的要求，根本就不值得大书特书。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军队往往都是效忠当朝皇上的，所以岳飞的故事才显得与众不同。

对于那个“孝”字，其中的糟粕路人皆知。儒家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今如果有个女人因为身体上的疾病不能生育，或者她根本就不想生育，你能指责她最为不孝吗？这儒家思想分明就是要将女人变为没有自尊又没有自决权的生育机器。其荒唐、反人性之意不言自明。

以期盼明君来麻痹人民

《大学》里有这么一段：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后人简述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在中国三千多年有史书记载的历史上，哪个帝王统治者是靠自己的修身养性来治理国家的？哪个帝王不是靠军队杀戮、血腥镇压、恐怖统治、甚至焚书坑儒来坐稳其帝王交椅的？

对于当权者而言，如果其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如果其权力不受限制，任何一个人去当权，不论其修身养性的层次有多高，结果一定是个独裁者，甚至是个暴君。

世界上也有不用靠血腥镇压、不用靠屠杀人民、不用靠恐怖统治而上台的政府，但这些政府多数出自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欧美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即使自身的涵养不太完美，象克林顿还乱搞男女关系，但是国家却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自由自在。

为何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单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是绝对不能造福于人民的。

不单单中国的历史，即使在世界历史上，在实施民主制度之前也没有哪个帝王是靠个人的修身养性来治理国家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把帝王的权利交给人民，让人民来决定谁当国家领导人，并有权更换不合格的领导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确保长治久安、天下太平、人民自由、社会进步。

儒家思想片面强调人的修身养性，极具欺骗性，而绝口不谈那些不受制约的皇权正是产生腐败和荼毒生灵的根源。其实，真正可以使天下太平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民主的社会制度，

不是个人的什么修行。正是与民主制度相对立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人的堕落、暴君的肆虐、人民的惶惶不可终日、以及对人民创造性的严重压制。

儒家思想一直提倡“君权天授”，而不是“君权民授”。为了让人民有个盼头，它告诉人民：如果君王也修身养性，天下就会太平，人民就会幸福。它的目的是麻痹人民，让人民整天做梦，永远期盼出一个修身养性层次极高的“明君”，却不让人民直接参政、不让人民选择心目中最佳的君王人选。可是中国历史上出过几个明君呢？确切地说：一个也没有！但是人民就这样在儒家思想麻醉之下期盼“明君”期盼了几千年。儒家思想是中国最成功的精神鸦片

专制制度不但充分利用儒家思想，还篡改歪曲儒家的部分论述来为其服务

对于帝王而言，任何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思想都是求之不得的。既然儒家思想有浓重的奴才意识，历代帝王崇尚儒学也就顺理成章了。非但崇尚儒学，更有把儒学断章取义者，如把《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的一句牢骚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变成这样一个集权统治的理论依据而流传千百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是催生奴性的思想根源，对中国千百年来专制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被儒家思想深重毒害的中国，正是产生邪教和发展邪教的温床。社会在形式上虽然也批判过儒家思想，但是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许多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奴才意识。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儒家思想，毕竟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精华部分。至于如何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这里只想强调，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现代文明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在儒家思想里几乎找不到。我们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一代人，学习外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人类社会总要要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也是一样要向前发展。中国人当了几千年的奴隶，如今也已经厌烦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他们体现着中国的希望。

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近年来，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东亚滋生和蔓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重建精神价值。韩国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和台湾的读经教育等相继出现。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找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的精神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正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了“为政以德”这一治国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把它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上。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

一直以来，在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各层关系之间的问题上，在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问题上，东亚与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而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就强调了儒家伦理的作用。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这种经济形式叫做“儒学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说：“《论语》加算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确实，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

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企业如此，日本经济怎能不繁荣？ 此外，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也是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新主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他说：“儒家人文主义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繁荣的灵感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面临严重的危机，解救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夏威夷大学的安哲乐也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求助于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由此可见，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也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十一世纪将是智慧的世纪。无论是人工智慧的科技产品，还是人脑智慧的开发，都将极为兴盛。但是对人类来讲，是福是祸还难以断言，因为人性若不能向善，即使拥有尖端科技和人脑智慧，也只会将犯罪升级。因此，未雨绸缪之计：正视看似不起眼的儒家思想，并使之回到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开创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续它的光辉传统。

儒家思想反面教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孟子·离娄上》。原文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

下面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 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孝有三个层面:其一,"生,事之以礼";其二,"死,葬之以礼";其三,在死后的漫长岁月,子子孙孙"祭之以礼".并进而得出结论,"不孝有三"应该是:生不敬顺,一不孝也;死不礼葬,二不孝也;无后绝祀,三不孝也!

听书讲古，经常能听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上》篇，原文是：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并没有解释此“三”究竟是哪些。

虽然孟子没有明示，但是汉朝的经学家赵岐在注释这一篇的时候，给出了起码是他自己认为合理的答案，《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赵岐注云：

“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用白话文来解释就是：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

虽然孔孟是一道，但是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已经较孔子时代的有一些进步了。从不孝的第一条“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就可以看出：在孔子时代，孝和忠的表现，就是表面上的顺从、唯唯诺诺，哪怕明知道长辈有错，也要认可，不能指出。

孔子《孝经》上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而到了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反思，对于这种情况，孟子的儒家思想认为这就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即不孝。

对于第二条，也是与孔子时代的思想相背道。孔子的思想是认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如此看来，“无后”反而排在第三位，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为大”。我们可以通过孔、孟儒家思想的发展，看出“不孝”定义的发展。当然，孟子的 《离娄上》也好，孔子的《孝经》也好，其所宣扬的孝道，是中国历来所宣扬的崇高思想品德之一。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美国次贷危机 一、为推动经济增长，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

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历来重视通过消费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亚当斯密称“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导源于一种以城市享乐生活为特征的高度世俗化”，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奢侈消费在表面上促进了生产。

二、社会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广大中产阶级收入不升反降。

近三十年来，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国老百姓超前消费，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收入却一直呈下降态势。据统计，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美国的平均小时工资仅仅与35年前持平，而一名30多岁男人的收入则比30年前同样年纪的人，低了12%。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的流入到富人的腰包，统计表明，这几十年来美国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收入却不见增长，与80年代初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

三、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超前消费、入市投机。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除管制，其中包括金融管制。自80年代初里根政府执政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例如，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加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给与储蓄机构与银行相似的业务范围，但却不受美联储的管制。根据该法，储蓄机构可以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放商业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甚至购买垃圾债券。

。《孟子》中虽有记载孔子的话“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3]但孤证殊难成立，只能存而不论了。首先勾通战争与道德两大领域，直接阐明战争与“仁”的关系的儒家大师是孟子。

．前面已提到孔、孟战争思想因其现实政治层面“礼制”与“仁政”的核心主张不同，而显出“君本位”与“民本位”倾向之差异。在用武力推翻暴君的问题上，这开初之分道扬镳酿成互为水火的两种观点。这充分表现在孔、孟对历史上“汤武革命”的不同态度上。孔子把“君为臣纲”、“臣事军以忠”奉若贤明，因而同“陈恒弑君”态度一样，从根本上，孔子对名“鸣条之战”和“牡野之战”所谓“汤武革命”战争持否定的态度（古代文献表明，孔子一直持一种不寻常的缄默，笔者推测夫子崇尚周礼，故想否定，却有难言之隐），他曾通过对古代音乐和其他人物的评价，委婉地批评过周武王“以臣弑君”。“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0]。为何武王未尽善？笔者同意宋人邢所发之微言大义：“以臣弑君虽曰应天顺人,不若揖让而受,故为尽善也”[11]。反之，周武王已具取殷商之天下而代之的实力，仍君事商纣，孔子大为赞扬，“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适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2]，足见其不赞成以武力推翻暴君之态度。孟子的战争思想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立足于“仁政”，表现出与“君本位”相反的“民本位”倾向。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发，进而从道义上

阐述了“汤武革命”战争的合理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13]这一评价与孔子“以臣弑君”看法宛如水火，是儒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盖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复曲意回护‘汤武革命’，说终难圆，义不免堕”[14]。然而，这“说终难圆”的矛盾却使儒家内部从此繁衍出两种不同的战争的道德评价尺度。一为“君本位”倾向的“礼制”；一为“民本位”倾向的“仁政”。责两种经常对立的道德评价始终贯穿于漫长的战争史上，呈现出永远之生命力。

历史现实中的战争发动者，哪怕是“诛乱除暴”性质（客观上）的战争发动者大都未经修炼以达到儒家“内圣”境界，便匆匆发动“诛乱除暴”的战争去解民倒悬了。以秦末战争为例：陈胜起兵的直接原因是失期当斩，出于求生的本能。就其“鸿鹄之志”而言，不过是“苟富贵，无相忘”以及“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帝王将相宁有种乎”[17]而已，与儒家“内圣”境界相去甚远。刘邦可从其观秦始皇赫然之仪仗的喟然太息中，窥见其动机之一斑：“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18]！而项羽则曰：“彼可取而代之”[19]。再看元末朱元璋从军过程，“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戊朔入濠见子兴”[20]，以今人之见，此殊为滑稽。这些“诛乱除暴”的战争风云人物远没经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程序而升华到“内圣”的境界。可见，一旦进入历史现实，儒家理想的战争发动者——道德圣人轻而易举地被凡夫俗子所取代了。

，儒家战争思想在历史过程中还遭到无法摆脱的、被现实彻底功利化的悲剧命运。这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从儒家战争观本身来看，“仁者无敌”、“以至仁伐至不仁”等虽属战争道德命题，然而孟子在论证过程中含有功用性因素。“仁者无敌”其内在演绎是这样的：仁者政治上必然“实仁政”、“行王道”，代表广大民众最根本的利益；所以民心向背决定战争根本力量的消长，战争中若做到“效死而民弗去”，那么“则事可为也”；军事力量暂时弱小是可以改善的，“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21]关键在于施仁政，得人心，行王道，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22]是故“仁者无敌”。概而言之，仁者行仁政，仁政得民心，赢得民心即从根本上赢得军事力量的优势，从而摘取胜利之果。这一推演无意中把一个战争的秘密毫无掩饰地公诸世人：在汉民族农业社会里，战争的道义性与军事力量的消长存在一种正比关系。这就为儒家战争思想彻底功利化的历史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现实的战争领域是实用主义的天堂，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胜利，任何高尚的、卑鄙的东西一旦进入则生死存亡的领域，便身不由己地沦为夺取胜利的手段。战争实践者们仅仅感兴趣的是如何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使之有利于己方。于是他们欣喜地发现，儒家所强调的战争的道义性一旦被社会民众所认可，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从而赢得优势。儒家的观点为战争是道义的工具，战争实践者们却把道义连同儒家这一思想一古脑儿变为战争的工具。于是，在中国战争史上，反反复复出现了一种笔者暂且称之为“儒文化的战争仪式”现象：战争双方必先通过“传檄四方”、“布昭天下”的方式，将对方置于不仁不义的地位，同时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道义的解释，以便“师出有名”。纵观中国战争史这种争取战争道义合理性的做法几乎成为战争舞台上双方开打前必不可少的一幕过场戏。这与其说是一种战争现象，毋宁说是战争领域的文化仪式更妥。这种“战争仪式”的形式是“传檄海内”、“昭谕天下”；内容是宣称己方“替天行道”、“吊民伐罪”，因而是“仁义之师”。而对方则是“暴虐天下”、“残害生民”的“虎狼之师”；功能是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目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至于谁是真正的“仁义之师”，那就天晓得了，也无关宏旨。因此，无论从举行这一“战争仪式”的动机和目的来看，都属急功近利的性质。就这样，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非功利性质的儒家战争思想在历史现实中非但没有实施和到位的可能性，反而被彻底功利化，沦为战争史舞台上一件必不可少、得心应手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