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

作者：陈峰君

国际社会与经济 1995年02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二百年，世界处在西方列强统治的时代，整个东方在世界历史上表现不出重要的份量，中国更是处在“东亚病夫”的悲惨境地。但即使那个时候，就有西方的战略家预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这个狮子醒来，全世界将会为之发抖。”这种说法无疑表现出一种对中国未来地位与作用的重视和远见卓识，但同时也反映他们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偏见。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真的醒来，由“东亚病夫”一跃而成长为“亚太强人”之时，西方人的这种特殊偏见似乎显得更为明显，而且不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时而竭力贬低中国的振兴与崛起，散布中国前途悲观论调；时而又夸大中国的实力，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调。因此，如何恰如其份的界定中国在亚太和世界的份量与确切位置，就不能不成为当前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一、中国地处亚太西中部，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国地大、海阔，由南至北，横跨30多条纬度线，即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区域，有北起辽宁的大连南至海南岛的绵延1.8万公里海岸线。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同时又是一个海洋大国。我国沿海从北到南分布着大小港口135个和150多个码头，分布着众多的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已经形成了面向太平洋的全线开放的战略格局，不仅与东北亚各国、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地区，也与美洲及欧洲、非洲各国形成畅通八达的贸易航道。据统计，我国对外贸易海上运输线计27条，其中一多半是面向亚太地区。与此同时，中国铁路运输，将对亚太地区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联系与贸易往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的鹿特丹的欧亚大陆桥将太平洋与大西洋联接起来，中经七个国家，全程1万多公里，辐射30多个欧亚国家和地区，构成欧亚两洲之间运距最短、运时最快的铁路运输网，开辟了亚洲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通往欧洲海陆国际联运捷径。

　　

　　 二、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政治大国，在现在和未来的亚太与世界格局中是重要的一级。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政治大国的地位与作用表现在：第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的面貌；它大大鼓舞了广大亚太地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与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和平，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中国作为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唯一一个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国家，与其它四个大国平起平坐，参与一切重大国际事务的讨论与决定，这是整个东方和亚洲人民的荣誉，它标志着东方和亚洲人民政治上的崛起，其历史意义非同一般。第二，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人口和面积在亚太地区的比重，其自身的稳定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德国总理科尔曾在欢迎李鹏总理的宴会上说：“中国对世界政治的稳定的意义是无论怎么突出强调也是不够的”第三，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亚太地区诸多冲突问题上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三、在正在形成中的美日中三角格局中，中方已非过去仅仅是被美国利用来抗苏联的一个筹码，而是新三角格局中的对等的一边，它对美、日两极均有非同小可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而且将与年俱增。

　　 从美国方面说，一些头脑简单的美国政治家曾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但这种观点很快遭到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战略家们的反驳，他们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战略重要性。在经济上克林顿已将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是其亚太经贸战略的一个重点。今后美日之间将围绕亚太主导权问题展开激烈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谁赢得了中国的支持，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政治上美国需要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以维护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国际事务中特别在军控、地区热点等诸多问题上，均需中国的合作。没有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美国的战略将很难兑现。正如德国总理科尔所说：“今天已没有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能在没有中国的参与下得到解决。”军事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从长远上看，美国期望中国能与它共同牵制俄国，防止中俄出现过份密切的军事合作。此外，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多边安全机制，没有中国的参与，亚太安全合作体制是不健全的，美国的影响力将受到很大限制。基辛格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在全球战略上，特别是在亚洲的战略上必须与中国“进行心照不宣的合作”。德国总理科尔也强调说，中美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中的两个”，“中美关系的均衡状态是确保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根本前提”。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更非比一般，这一点日本朋友比我们有更多的发言权。目前，日本政府已将日中关系提到与日美关系等量齐观的战略高度，作为日本亚太外交的“两大车轮”或“两大支柱”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卡迪斯教授对此评论说：“中国在亚洲以及世界的作用今后必将越来越大。而且，冷点的结束能否导致亚洲永久的和平与繁荣，关键在于日中关系能否发展。”

　　

　　 四、中国经济上既是大国、强国，又是小国、穷国。二是既矛盾又统一。

　　 说中国是大国、强国的主要依据是：按美国克莱因的“国力方程”计算，199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分别名列第8位和第10位，在亚太地区则分别名列第5位和第3位（美、日、中）。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综合指标（总产量增长速度和人均产值等）和规模也名列亚太和世界的前茅。在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中叶，中国GNP按人均计算将分别成为小康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GNP和发展水平推算，中国可分别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和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说中国是小国、穷国的依据在于：目前，中国仍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还属于发展中国家。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官方的平均汇率大约为4586亿美元（人民币23938亿元），居世界第10位，可按人均计算还不足400美元，即使剔出汇率换算法的不合理因素，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很低，居世界和亚太的后列。据统计，在亚太15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孟加拉、斐济、中国、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马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香港）中，中国人均GNP居第12位（另一说法居第14位）。即使到2000年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中国也只可望进入世界各国的第100位之内，仍将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国际上一些夸大中国实力的说法，如中国现今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21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等，根据是不充分的。

　　

　　 五、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大推动和提高了亚太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和亚太地区的贸易增长率，为世界重心向亚太转移发挥着显著作用，成为90年代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角或火车头。

　　 中国经济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迅速发展，从1979年至1993年的15年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78倍，平均每年增长9.3%（其中1991－1993增长13%左右），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给东亚地区带来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来华投资的数额也大幅度增长，从而也大大促进了亚太地区的内部贸易的增长。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建立在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基础上，美国作为东亚产品的主要买家，对东亚经济的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后，由于美国市场相对收缩，促使东亚开始走上自主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日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时，东亚地区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为“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即日本作为领头大雁带领群雁向前飞行。日本成为本地区产品重要吸纳者，资金、生产设备技术主要供应者，故而在东亚地区扮演着领头大雁的重要角色。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则大幅度放慢，日本已失去带领本地区继续发展的唯一领头大雁的作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已从“雁行模式”转向“双车头”模式，即日本和中国共同牵引着东亚这一列车向新世纪飞奔。

　　

　　 六、中国改革成就将为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新型模式，并将产生多方面的“示范性效应”。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已为东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树立了一种所谓“东亚模式”。这种模式以及它们的经验无疑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日本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经验可望而不可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面积较少，其成功也有许多特殊条件，对大多数亚洲和世界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经验也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而中国的改革经验则可弥补它们的不足，而且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亚洲和世界以农业人口为主而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人民衣食温饱做出了示范，也为亚洲和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而由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转轨做出了示范。第二，为某些亚洲和欧洲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通过改革由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模式。

　　 当然就市场经济而言，中国是不成熟的转轨型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刚刚起步或处后发育阶段，它既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更要借鉴东方国家的各类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模式、韩国模式等），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中国模式”。但笔者相信，“中国模式”必将为“东亚模式”增添新的光彩和丰富内容，并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七、中国是一个军事大国，其军队与武器数量以及拥有的核武器，均优于亚洲其它国家，但是，中国却是一个和平的大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稳定、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军备的发展始终是属于防御性的，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事现代化装备程度在亚洲和世界上均属较低水平。

　　 这几年，中国的军费确有增加，但极为有限。1991年为325亿元人民币（约合61亿美元），1992年为370亿元（约合67亿美元），1993年为425亿元（约合73亿美元）。但其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却在逐步降低，1985年占2.2%，1992年为1.6%，1993年则降至1.5%。同外国相比，中国的国防开支尤显低微。1993年，美国的军事预算高达2700多亿美元，日本为377.3亿美元，西欧的法、英、德分别是360亿美元、357亿美元、302亿美元。连韩国（113亿美元）、印度的军费（74亿美元）也高于中国。中国的国防开支仅有美国的1／37、日本的1／6。日本官房长官河野明确表示：“中国增加军费并未超出防卫需要。”东京国立大学教授冈部达味也撰文说，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在亚洲占有军事优势地位，这一地区不仅无‘力量真空’而言，而且中日两国也不可能“填补真空”，仅从技术落后这一点看，中国要“填补真空”就将遇到比日本更多的制约。美国太平洋部队司令在美国和菲律宾一次防御委员会会议之后也说，“我看不出有更多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他们加强军事力量是军队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因此某些西方国家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或填补真空”等论调是毫无事实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