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白的政治理想及其成因

浅析李白的政治理想及其成因

摘 要： 李白的政治理想非常复杂，其中关于个人的部分清晰明确，即以成为辅弼之臣为主要目标，而关于国家、社会的部分则只有“寰区大定”之类笼统、模糊的表述，缺乏明确、具体的内容。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社会错位的人才标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李白庞杂的思想体系有关。

关键词： 李白 政治理想 成因

在李唐时代的大诗人中，李白无疑是最复杂的，对李白的研究也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李白毕生热衷于政治，因而研究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很有必要，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论述。［1］Ｐ１５０［２］［３］但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往往关注于具体政治事件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李白有为李唐王朝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并终身求仕，虽然遭受过很多打击和挫折，却矢志不渝，若无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李白的政治理想究竟是什么？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李白的政治理想做过很多研究并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已有的研究也多是根据李白作品中的只言片语，认为李白的政治理想就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以下简称为《代》）、“济苍生”（《梁园吟》）。［４］但如果综合分析李白的有关作品，并结合李白一生所为，则会发现，李白的政治理想可能要复杂得多。简而言之，李白可能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具体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可能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本文力图在揭示李白政治理想本质的基础上，探讨这种政治理想的成因，从而进一步理解李白人生的悲剧性与文学创作的成功之间的巨大反差。由于李白是中国古代悲剧性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本研究也期望能对其他悲剧性文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一、李白的政治理想

所谓理想，是指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对未来政治生活的美好想象即为政治理想，一般而言，政治理想当包括两个方面：个人理想，即期待自己在政治上的作为；社会理想，即向往的理想社会或治国方略。

（一）个人理想

李白在很多诗文中都表达了个人的政治理想，如“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梁园吟》）①、“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五古·读诸葛武侯传书》）、“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赠何七判官昌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不难发现，李白对出仕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可以说，进仕是李白政治

理想的重要内容。李白在《代》中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具体目标：“愿为辅弼”。 „„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申管仲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可见，李白期待的不是一般意义的进仕，他要做的是辅弼之臣——宰相一类的重臣。这一点已是很多学者的共识。如陈贻焮认为：“（李白）最大最主要、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目标）则只有一个——想做宰相。”［４］余恕诚认为李白向往着“由布衣跃升为帝王之师”。［1］（Ｐ１５１）

（二）社会理想

与“愿为辅弼”这样清晰明确的个人理想相比，李白的社会理想则显得复杂、隐晦得多，我们需要对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有所收获。

1.理想社会

我们首先分析李白向往的理想社会。同样是在《代》中，李白也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他以“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来概括。这种描述与儒家类似，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李白追求儒家理想的社会，即天下大同，施行王道仁政。如葛景春认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杜甫类似，就是“致吾君于尧舜”与“再复鲁道”。［1５］（Ｐ１９）“鲁道”指的正是儒家理念中的理想社会。然而，“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毕竟只是一种天下太平的笼统概念，在未发现更明确表述之前，武断地将其等同于儒家的理想社会，未免显得草率。

李白在另一篇作品《明堂赋》里赞美唐玄宗努力寻找治理天下之至道，要实现“几华婿之故乡”的理想。“华胥国”出自道家典籍《列子·黄帝》篇，其特点是“自然而已”。华胥国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是有区别的，它是道家所推崇的另一种“天下大治”的社会。然而，若根据“华胥国”认定李白推崇道家的理想社会，则会面临很尴尬的局面。比如道家经典中的“华胥国”平等自然，否定君权（“其国无帅长”），这显然与李白多处表现出的忠君思想（如“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相矛盾。因此简单地认为李白追求的是道家理念中的理想社会同样显得草率。

事实上，李白关于理想社会的表述，不管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还是“几华胥之故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一种笼统概念上的太平盛世。李白对此概念并无进一步的描述或诠释。因此，李白的理想社会是模糊不清的。

2.治国方略

李白所期待的治国方略通常认为更倾向于儒家的治国理念。这是因为在《代》文中，李白表现出“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思想（类似的表述很多，如《梁园吟》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这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精神相符；同时，为“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期望能“奋其智能”，这无疑符合儒家积极作为的行事原则。但事实上李白作品中积极进取的态度并不能作为其儒家治国理念的依据。对此，徐中玉在为

《李白思想研究》所作的序文中有专门论述，他认为一个人即使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其人生态度也是“处于积极进取与消沉止足两者之间的若干状态之中”。［６］（Ｐ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儒家治国的精髓在于施行仁政、王道，李白所推崇的却是王霸之术，“申管仲之谈，谋帝王之术”，这与儒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儒家对管仲的“术”是很不以为然的（《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就有“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的表述）。因此李白不太可能完全认可儒家的治国理念。

而在《明堂赋》里，李白一面以“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赞许自然无为，另一面又大肆颂扬唐玄宗励精图治的作为，如“乃目极于天，耳下于泉，飞聪驰明，无所不察。考鬼神之奥，推阴阳之荒”、“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建翠华兮萋萋，鸣玉銮之鉠鉠”。可见，李白并不认可道家自然无为的治国理念。

事实上，李白向往的治国方略并不符合任何一家一派的主张，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李白在诗文作品中也未对其进行明确表述。

综上所述，李白的政治理想具有很鲜明的特色：一方面，李白有很明确的个人理想，即成为辅弼之臣。另一方面，李白的社会理想显得复杂且模糊，表述笼统，缺乏具体、明确的内容。

二、李白政治理想的成因

影响李白政治理想形成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错位的人才标准

错位的人才标准是导致李白的强烈求仕愿望和过高政治自许的重要因素。李白的文学才华备受称赞，比如杜甫就评价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②、“敏捷诗千首，飘然思不群”（《不见》）、“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对自己的文采也颇自负，《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就记载了别人问他“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霞散？”时他很开心地“抚掌大笑，扬眉当之”。但中国古代文人普遍要面对一个很奇怪的人才标准，他们的遇与不遇不以文学上的成就，反而根据政治上的穷通为标准，文人的价值实际上是错位了，他们可以通过文学之才获得政治上的待遇。盛唐时期，帝王喜好诗文，明经地位下落，科举时有关儒家经典的考试可以诗代替，谓之“赎帖”，［７］（Ｐ１７２）文人以诗取仕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这种“开口成文，挥翰霞散”的天才自然对政治生活充满期待。将文学才华等同于政治才能不只是李白一个人的误解，可能是整个时代文人的普遍观点，如李阳冰也通过“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草堂集序》③）来表达对李白政治上失意的惋惜与遗憾。可以说，这种错位的人才标准为李白的积极入仕提供了动力。

（二）错综复杂的思想体系

李白思想的复杂性可能是其社会理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李白受儒、道、纵横等诸家思想影响，这些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李白社会理想的思想来源。

李白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但他对儒生却很不屑，他在《嘲鲁叟》中直接以“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讽刺鲁叟只知章句之学。李白的言行也不符合儒家仪规，后世儒家学者对他多不认可，如宋人赵次元认为李白的之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无助于“教化”。（《杜工部草堂记》）［８］（Ｐ１５６）罗大经也认为李白“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间耳”，对社稷苍生，“曾不亲其心膂”。［９］（Ｐ３４１）大儒苏辙更是直接批评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璘将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1０］（Ｐ１２２８）

在苏辙看来，李白根本就不是儒家信徒，在人格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其行为更与儒家相悖。由此可见，儒家绝非李白的主导思想。

道家对李白的影响也很大，集中表现在山林之隐上，但“我们只要回顾李白的一生，就会发现他在不同阶段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而选择遁隐山林”，［1１］这与道家所追求的清静无为是大不相同的，而其一生执著于仕途、追求有为的做法更与道家的思想相悖。所以，从李白的现实动机和生活实践来看，他也不是一个道家思想的实践者。

很多学者还认为主导李白的思想是道教或者说是仙家思想，如“李白的向往山林，与其说是崇慕道家的自然境界，不如说是向往仙家的自由和长生”。［1２］然而，从李白《代》文来看，李白其实是不满足于这种求仙问道的生活：“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方未可也。”由此可见，仙道不过是李白落魄无助时的一种寄托，不是可以指导其社会实践的思想。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白的主导思想是纵横家。［1３］纵横家形成于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后世所谓“纵横术”，不外乎称雄图霸的权谋韬略，其方法是在争战不已的群雄中驰说逞辩，择主而从。李白有很多关于纵横思想的宣示，如“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六印虽未佩，轩车若飞龙”（《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除此以外，李白还有类似于纵横家的游说行为，如其所作的《与韩荆州书》，行文夸张，对韩朝宗极尽恭维。在说到自己时，也毫不谦虚，自比平原君门下的毛遂，“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这和纵横家游说群雄的方式几乎同出一辙。

尽管如此，李白却很难称为纵横思想的践行者。纵横之学以经世治时的王霸之道为主要内容，纵横家也以辅佐帝王成就宏图大业为主要目标。李白对文学侍臣司马相如颇为钦慕，“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十五

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待诏翰林时，李白无任何政治上的建树，做的只是“文学侍臣”的事，［1１］李白也欣然接受文学侍臣的身份，自云在翰林时“既润色于鸿业，亦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代宋中丞自荐表》），同时还很得意地表示：“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缓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可见，李白更看重的可能是纵横家飞黄腾达后的荣耀，而非成就宏图大业的作为，意在其“位”而非其“为”。因此，纵横也不是李白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