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中期京师诗学活动对于元诗发展及诗风熔炼的理论意义

　　内容摘要：元代中期京师大都的诗学活动对于改变宋金余习、熔炼元代自身诗学品格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履职京师的馆阁文人和一些游处此间的乡邦诗人都融汇到元诗发展的历程之中，其诗学主张对于阐释元诗自身品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元诗 京师 诗学活动 　　元代中期，京师大都人才荟萃。在职事余暇，他们往往展开各种规格的诗学活动，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在元代前期诗学发展的基础上，将宋末金季的诗风熔炼整合为具有元代大一统品格的时代风貌，也在诗学领域充分展示了民族融合的硕果，使得元诗以其自身磊落豪壮、真率慷慨的基本特色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而这一诗学进程的实现，与元代中期诗坛中一些核心诗人的诗学活动有巨大关系，同时也与游处于京师的乡邦或方外诗人有着重要关联。正是这些诗人的共同作用，才使得当时京师诗风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涵毓甄陶出有元一代自身的诗学格调。 　　在东南士人大批人都之前，北方文人在京师曾起到很大作用。卢挚、刘秉忠、许衡、王恽等人的诗风都豪放磊落，气格不凡，其中卢挚是转变北方金末余习的关键人物。苏天舜《书吴子高诗稿后》云：“国朝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笨豪衰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苏天舜以“笨豪衰茶”来标目金宋余习，大要认为金末诗“笨豪”，宋季诗“衰茶”。这两种风格，与大一统的时代精神不相匹配。卢挚以“清新飘逸”来改变前代余风，拉开了元代熔铸自身诗风的诗学序幕。赵孟烦等人则可视为东南诗人融入京师之导夫先路者。赵孟�\、袁桷、虞集等东南才俊人北以后，与北方文人在大都交流融��，互相砥砺，在交流中相互影响，为在新的历史机遇中融合南北诗风创造了条件，也做出了表率。此前各地文人在京师所起到的作用实际是一种发酵与酝酿作用。当大家云集于京师，便会形成诗学的主导力量，文学融合由量变而质变的过程也就得以完成了。 　　元诗四家关于京师诗学活动的有关记述 　　元诗四家以其高迈不凡的诗学素养与创作水平，在京师诗风熔炼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也是元代中期京师诗学活动的核心人物。 　　虞集《国子监后圃赏梨花乐府序》中记载了他们公事之暇，在国子监后圃因观赏梨花而举办的诗酒之会。其时尚未恢复科举，大规模的诗人聚会还不频繁。但不久，四大家中其他诗人来到京师，加之科举恢复，各地人才齐聚，一时彬彬之盛，蔚为壮观，预示着京师诗坛繁盛局面的出现。至于他所说的“师友僚佐乃得以讲诵之暇从容咏歌，庶几乎乐而不淫者，亦成均之义也”，则是太平时期诗人在人文荟萃之所进行群体性文学活动的心理依据。正是这种舂容迂徐的馆阁生活，使他们富有余暇去以文会友，陶写情志，在交流中共构当时诗文之时代品格与风貌。虞集是元代中期京师诗坛的精神核心，他在此篇序文中反映出的这种心态是此际京师士人心理的普遍性反映。 　　元诗四家集于京师后，诗学与诗风的熔炼整合便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四家中之杨载对开启元诗格调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之杨载《杨仲宏集》的提要云：“史称其文章一以气为主，而于诗尤有法度。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镬杨载诗实师法江西，其由宋人理路人手，而无宋季习气。这源于他才高气盛，加之以熔化锻炼之功，成雅赡工丽之格。使他由宋诗人由宋诗出，终于形成自己之风格。其实，元代诗学自身品格本不完全排斥宋人格调，所排斥的实是宋末纤弱佻巧之习气而已。毕竟在大一统的时代，末日王朝之气象是不能与元代中期之国势相匹配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一则诗学故事颇有意味：“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宏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杨载由宋诗人，故于宋人诗学中规矩法度之学颇为谙熟。虞集宗唐，恰于规矩法度之学少了一些领悟与计较。杨载以之授于虞集，使其“超悟其理”。其实正是帮助虞集综合唐宋诗学，两者得以相得益彰。这恰恰说明了虞集为核心代表的元诗品格实际上也含有宋人诗学的努力与智慧。 　　范椁为《杨仲弘集》所作之序既反映了他与杨载间的诗学交流和莫逆于心的彼此情谊，也反映出在其作该序之致和元年（1328）时京师诗坛的一些景况。该序中提到范�Z与杨载皇庆初年（1312、1313年左右）同任史职时，在公事之余，相与甚深。在交往之中，应含有颇多在诗学理论方面相互切磋交流的具体内容。此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范柠提到“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说明在杨载故去之时，所谓“治平盛大之音”尚未真正出现，而杨载本可于此际大有作为，却已离世。由此可知，在奎章阁文人群体展开活动之前，虽则京师文人的创作力量已然形成，也已开始了南北文风的交融进程，但仍缺乏勃发契机。及至文宗御极，首重文艺，开设奎章阁学士院以聚集创作人才，并提供了更为深密的交流融通机会之时，可以代表元诗品格的所谓“治平盛大之音”才能蓬勃而出，使元代早期开始的诗风交流终于熔炼出大一统的诗学风貌。而诸如卢挚、赵孟�\、袁桷以及杨载等人，都在这一历程中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是元诗新风貌养成与出现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诗学节点。 　　揭侯斯在京师的文学活动也很活跃，其《和酬马伯庸供奉史馆闲题见示二首》即作于他与马祖常间的文学交往之中。马祖常出仕前游历颇广，所蓄诗材宏富，养成了他疏放开朗的诗学胸襟。他人仕后，与虞集、袁桷、萨都刺等人多有唱和，也是京师诗坛活跃的人物。他在与京师其他诗人的交往过程中，其宽广的视野与宏阔的胸怀会产生相应的诗学作用。这种少数民族诗人特有的豪放爽利性格与阔大宏放诗风会融人到京师诗坛的多种诗风之中，并产生其诗学作用；也会在其诗学活动中影响到东南人京之汉族诗人，促使他们的诗风发生改变并融人到元诗发展的洪流之中。而揭侯斯本人曾任奎章阁授经郎，为典型馆阁文人。其文整炼典则，其诗“清丽婉转，别饶风韵”、“神骨秀削，寄托自深”，与马祖常截然不同。但唯有不同，交流才有必要，才有效果。揭侯斯与马祖常间的交流是这样，而其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诗风的诗人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种种诗学因素在京师融汇，在京师熔炼为一炉，形成了元代中期的诗学大潮，使元诗得以形成自己的诗学面貌与诗学品格。 　　揭侯斯的《城南宴集诗后序》，虽是记述一次与友人城南宴集赋咏之事，但可看出当时在京者参与此种活动的基本心态。其云： 　　京师天下游士之汇，其适然觏晤，为千载谈者之资。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义感，或以言求，其取友虽岐，苟轨于道，均可以著简书而托子孙也。城南兹集，得朋之义盖备焉。以仆愚慧，亦俾在列。肴核维旅，酒醑维旨，威仪有数，长幼有秩，举盏更属，以亲以久，比往风后，若劝若惩，杂以谈谐，终归雅则。残月既堕，白露在庭。觞酌未阑，赋诗斯举。 　　因京师人文荟萃，文人间的交游或以情附，或以义感，可体现朋友相助相成之义。揭侯斯记述的这次诗酒之会，充分地反映了在人才最为集中的京师地区文人群体性活动的意义。它不同于乡邦文人的雅集，而是在文化中心，是文人尚友天下诗学俊才的绝好平台。此会雍容而不失轻松，谐适而又有雅则。在诗酒酬唱之间，朋友丽泽之情谊、尚友辅仁之古训得到了极好的张扬。元代京师地区，南北中西文士云集，他们以诗酒为纽带，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之中，展开了内容充实、成效显著的诗学交流活动，促进了诗人间的相互了解与相互扶持，有力地催化了诗学新局面、新风貌的出现。 　　京师诗坛的开放性、包容性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中期京师诗坛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是熔炼成元诗基本格调的最重要诗学原因。而其开放性与包容性又与元代中期京师诗坛频繁活跃的诗人群体性诗学活动相关，与诗人间的诗学交游所营造的平等、开放的活动氛围关联密切。关于京师文人交游对于其中作者诗风的熔炼作用论述得较为充分的是黄�梦�张雨《师友集》所作的序。该文亦是阐述包括黄�帽救嗽谀诘亩�南作家在承续南宋遗民诗人诗学的基础上，在京师完成诗风熔炼整合的诗学逻辑的重要参考。此序中有云： 　　（张雨）去宋季未久。……方是时，前朝遗老、宿儒魁士犹有存者，数百年之文献赖以不坠，然皆尊其所闻，人自为学，未尝凌高厉空，并为一谈，以事苟同。伯雨（张雨字）觌其光仪而聆其绪论，如企嵩岱而得其高，临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运而往，诸老相继沦谢，伯雨乃以壮盛时去为黄冠师，间出而观国之光。属当文明之代，一时鸿生硕望文学侍从之臣方相与熔金铸辞，著为训典，播为颂歌，以铺张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间，又皆与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埙鸣而篪应也。 　　张雨是一个在元代诗坛中交游广泛的诗人，与虞集、袁桷、黄浯、萨都刺、张翥、薛昂夫、倪瓒、杨维桢等很多诗人都有诗学往来。早年也曾与仇远、赵孟�\等人交流。从黄浯所作之《师友集序》来看，张雨实际上是串联东南遗民诗人与京师诗人的中介。东南的南宋遗民诗人学有渊源，品行高洁，他们各有特点，又不为苟同之学。张雨既受他们很大的影响，也应受到了他们诗学个性的沾溉，这对京师诗坛包容性与多样化诗学特质的生成很有作用。在京师时，身为道士的张雨又与当时之鸿儒硕学相接，共同“熔金铸辞”，促成文风之整合。加之元代国势正处鼎盛时期，发扬蹈厉的时代风格又使张雨受到所谓“太平雍熙之盛”的京师“粲然”文风的影响。他“周旋”于其间，自然将宋末遗民诗人之诗学与大一统之时代精神合为一处，埏埴整合，成就其诗风。而当时在京师的出身东南的一批诗人也在诗学历程中与张雨多有相似，这是东南诗风融入京师诗风的基本方向和途径。 　　元代中期京师诗坛宏阔包容、壮大磅礴的气象在周权身上表现得也颇为突出。对此《四库》馆臣很有感慨，在周权《此山诗集》的提要中列举了袁桷、赵孟�\、虞集、揭侯斯、陈旅、欧阳玄、马祖常与周权间往来唱和的诗句之后，《四库》馆臣有云： 　　是时文章耆宿不过此数人，而数人无不酬答，似（周）权亦声气干谒之流。然孟频等并以儒雅风流照映一世，其宏奖后进，迥异于南宋末叶分朋标榜之私。故终元之世，士大夫无钩党之祸。权与诸人款契，盖文字之相知，固未可以依门傍户论也。是集为陈旅所选定，旅及袁桷、欧阳元（玄）等各为之序，揭篌斯又为之跋。旅本作者，故别择特精。旅序称其“简淡和平，无郁愤放傲之色”。桷序称其“法苏、黄之准绳，达《骚》、《选》之旨趣”。元（玄）序称其“无险劲之词而有深长之味；无轻靡之习，而有舂容之风”。今观其诗，元（玄）所称尤为知言矣。 　　周权以布衣诗人的身份而游走于京师诸大家之间，而此时京师诸家，均对其热情款纳，并与之酬答，毫无门第私利之考虑，使周权于京师诸家之诗学多有沾溉。这既是四库馆臣慨叹之因由，其实也是元中期京师诗坛开放性、包容性的一种反映。正是因为有这种唯才是视的宽松空气，才成就了周权之诗，也构筑了元代中期诗坛之盛。欧阳玄评价周权的“深长之味”与“舂容之风”，其实亦是元代中期京师诗坛所具有的一种的诗风。但是其“深长之味”所着意处，与“春容之风”所凭借者，正是元代中期诗坛的恢弘大气、壮盛磅礴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支撑了元代京师诗坛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由周权之诗学接受与相关的批评情形可以看出，能促成元代中期京师诗坛盛况出现的最重要原因是开放、包容与豪壮、奔纵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气度。 　　相较而言，欧阳玄于元统二年（1334）为《此山诗集》所作的序就更直接明确地阐述了元代中期诗坛融汇南北诗风，在宋金余习基础上熔炼出新的时代风格的巨大成就。 　　在这篇序文中，除高度评价了周权诗的成就外，也阐发了欧阳玄对诗歌伦理内容的要求。比较重视诗歌的伦理道德内涵，是元代诗学的一种主流意见，也是元代诗学的正统力量。欧阳玄的序文中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他对元初以来诗学发展脉络的分析与评价。他先是评价宋金余习：“宋之习近�]�c，金之习尚号呼。”所谓“�]�c”，即为曲折委屈之意，这里指南宋末期纤细琐碎的诗风。而金人诗歌有大气直率的一面，但缺乏必要的婉转情致，所以欧阳玄目之为“号呼”，认为两种诗风都有缺失。他明确指出：“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意即南北文士在元初时期犹尚沿袭前代诗风，适合大一统时代精神的诗风还远未出现。而在经历了中期京师诗坛的熔炼整合之后的元统二年（1334）之际，诗坛已经完成了融合南北，形成一代诗风规制的伟业。此时之前代风气，已然消失于诗坛之中，诗人对其“皆自刮剧而不为矣”。自觉改变前人余习，以新的诗学风调来要求、约束自己的创作，成了元人的普遍诗学行为。至此，诗不分东西，人无论南北，都荟萃京师，共同酝酿、整合、熔炼成恢宏磅礴的盛大诗风终于皓如江海，郁若昆邓般地出现了，并且遍被华夏四方，流布于馆阁草野。足以代表元人诗学基本特色和最高成就的诗风郁勃而出，弥漫天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的，包括赵孟�\、刘因和元诗四家等馆阁诗人，也包括周权这样的布衣诗人、张雨这样的方外人士以及马祖常、�i贤等少数民族诗人。正是聚在京师的多民族和各地区诗人们的共同努力，才使得代表了多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中最大气磅礴、恢宏壮阔的元代诗风终于出现。元代京师作为文化中心所起到的这个诗学作用在我国诗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巨大意义，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古代诗学传统中开放包容，吐故纳新的主流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研究元代诗学时，必须予以重视并特别应该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