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笼换鸟"凤凰涅盘"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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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人大》2013年第04期

经过30多年发展的浙江，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对经济领跑的5万亿俱乐部成员，浙江如何抓住机遇、转型升级、奋起直追？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浙江经济走到全新的发展关口。

如何在“腾笼换鸟”的思路指导下，走出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经济转型发展之路？如何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决心和精神，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出席全国人代会的浙江团代表纷纷建言献策，共论经济发展大计。

走出转型升级的浙江道路

新年伊始，国内各个省市陆续亮出2012年经济成绩单，粤、苏、鲁三省成为遥遥领先的GDP5万亿俱乐部成员，浙江以3.4万亿经济总量位列第四。

5万亿俱乐部成员为什么跑得这么快？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爱莲代表认为，这是他们长期注重经济转型升级的结果。

“作为经济大省，浙江的生产效率依然比较低。生产效率低，表现在创造同样的财富，浙江消耗的资源多，所需投入的资金多。”她直言困扰浙江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

转型升级喊了很多年，但一些企业感到转型很痛苦，有的甚至因此走上了不归路。“转型升级不能盲目，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企业因为转型出现危机。”陈爱莲认为，转型升级不是盲目投资所谓的新兴产业，而是在自己的主业基础上转型升级，量力而行。

“转型升级，要把握好快与稳的关系。”华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代表担心有的企业走得太快。“为啥会走得太快？这些企业遭遇了多元化陷阱，不懂得放弃，看到什么行业赚钱就进入什么行业，摊子铺得太大。”

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如何走出富有浙江特色的转型之路？浙江雅莹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明代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3个字：抓质量。”

在他眼里，做企业就好比挖矿。“我们浙江制造，现在就像在挖铁矿，虽然用了很大劲，也能赚点钱，但是利润很低。等质量提升到了100分，那就是在挖银矿。当然，还有一座潜力更大的金矿，那就是品牌。挖掘出这些银矿和金矿，浙江制造一定能脱胎换骨。”

张华明感慨，创品牌需要耐心，“我们都羡慕人家开的百年老店，轮到自己做企业，却难免有些急功近利”。

张华明还提到热播电视剧《温州一家人》：“30多年前买点肉、买点粮要去金华的温州人，有了今天的模样，靠的是一群人，靠的是一种精神。”他说，转型升级，同样要靠浙江人、浙江精神。

“浙江是经济强省，却一直算不上科技强省，是我们该发力的时候了。”在开山集团董事长曹克坚代表看来，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依靠的一定是科技的力量。不管是政府、高校、科研机构还是企业，都应该抓住机遇，努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浙江是土地资源稀缺的省份，要把稀缺资源优先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曹克坚说，要把“腾笼换鸟”落到实处，就要引导企业向低效资源要空间，鼓励传统产业和领军团队合作，依托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资本优势和土地空间优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有多位代表提到民企投资遭遇“玻璃门”和“弹簧门”。“虽然各种文件都说鼓励民企进入垄断行业，但审批程序漫长复杂，还设了一些难以迈过的门槛，大部分民企只能在低端制造业中厮杀。”森马集团董事长邱光和代表说：“这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此次人代会，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代表带来了一份《关于破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身份区别的建议》。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打破民营企业的投资壁垒，需先从观念和法理上改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身份差异。

“国有企业是全体老百姓所有的，民营企业则是部分老百姓所有的，但只要是中国公民创立的企业，实际上都是国家的企业、社会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宗庆后认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创造就业，缴纳税收，为社会创造财富、履行社会责任。因此，应尽快取消把企业分成国有与民营的做法。

让金融改革为“浙江创造”助力

经历国际金融危机，许多企业明白了一个道理：转型升级不能离开主业，否则都是海市蜃楼。但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回归实体经济的道路并不平坦。

“实体经济发展周期长、利润低、收益慢。”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代表说，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企业发展内部管理转型的瓶颈等，都制约着实体经济的成长。

会议期间，胡季强一直为实体经济建言。他调查发现，“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成了悬在中小微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占全省中小企业总量98%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能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仅占10%，80%以上只能依靠自筹资金或民间借贷。

“大力发展小贷业可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胡季强开出药方。他举例说，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2012年平均每笔贷款只有7000元钱，一年贷了170万笔，支持了无数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如今，小额贷已经在全国各地试运行4年，胡季强建议相关部门对各地试点工作进行总结，及时出台新政策。“目前，需要做两件事情，首先是要增加小额贷企业的数量；其次，要减轻小额贷款公司的负担。”

2012年温州启动金融改革，被人们寄予厚望。“温州金改虽已经进行一年，但老百姓没有切切实实感受到金改带来的变化。”在浙江代表团开放日活动现场，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代表坦言，金改工作的当前进程和民众期望之间存在落差。

邱光和带来了一份关于温州金改如何惠及实体经济的建议。他认为，需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的法律，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法律化；要积极引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真正打破金融垄断，允许民间资本筹建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机构。

“此外，利率市场化必须做起来，这是大势所趋，迟做不如早做。”尤小平表示，利率市场化条件已基本具备，温州作为中国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需要迈出这一步。

对此，陈金彪回应说：“金改的效果不是仅靠信贷资金量来衡量的，更关键的是要建立民间融资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机制，包括监管体系。”

陈金彪表示，公众对金融改革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期待。“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和核心，金融改革探索的推进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法包治百病。”

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代表则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为破解企业融资难出招：放宽企业间的借贷行为。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齐奇说，由于企业间借贷合法性存疑，这一借贷行为大多被认定为无效，阻塞了企业融资渠道，由此产生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法院审理难、债权人权益保护难等问题。

齐奇建议，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或协调有关部门出台金融政策，对发生于一般企业之间的资金调剂行为合法性予以明确承认，有条件地放开企业间的借贷，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和发展环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打一场呼吸保卫战”到“不要带毒的增长”，再到“追求绿色GDP”，相比往年人代会，今年代表们更关注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离开经济发展抓环保是„缘木求鱼‟，脱离环保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绿色转型”，在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新高度上赢得未来。

赴京前，傅企平花了两个月时间，跑了几个雾霾天气影响较大的城市，对当地环境保护现状和空气质量进行了一次“摸底”。他说：“我们的资源环境„瓶颈‟正越收越窄，老百姓不会再答应„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和考核体系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近年来，由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有向农村转移的迹象，在短期经济效益和长期综合效益的选择上，一定要把住关口。”傅企平说，20世纪90年代，滕头村经济刚起步时，就确立了“生态立村”的原则，成立全国最早的村级环保委，至今已拒绝50多个效益虽看好，但可能影响环境的项目。

他建议修订水污染防治法，增加植树造林的硬指标，加大机动车管理的力度。加大处罚力度，取消罚款上限，对主观故意违法的、造成严重损害的，要追究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对个人违法的，实行相关行业禁入制度。

“不加„约束‟地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还会将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正确地处理好了„约束‟和发展的关系，经济质量才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傅企平斩钉截铁地说。

说起发展与“约束”的关系，湖州市市长金长征代表深有感触。她说，湖州安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追求GDP，造纸、化工、建材、印染等企业遍布全县。结果呢，青山被毁，污水横流，严重的水污染危及下游的太湖。

“痛定思痛，安吉果断关停了污染企业，并把„生态立县‟作为发展战略。现在，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长三角许多大城市的居民，都把这里作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农民依靠生态发家致富。”金长征说。

行政审批改革助推经济转型

实现经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还需政府优化服务、改善实业环境。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认为，目前的实业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还不能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繁琐的行政审批就是最大的差距之一。

“浙江依靠改革，冲破种种束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创业创新的热情。然而，我们的环境优势正面临日益弱化的挑战。”中国江南控股集团总工程师黄作兴代表直言政府部门存在的问题：“这种状况不改变，最大的创业创新激情也会消退，最强的经济活力也会丧失。”

黄作兴的一席话引起了宗庆后代表的共鸣。他说，当前的审批制度管着大量“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弊端十分明显。

“企业普遍希望政府„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宗庆后说，“企业拖不起，一个项目拖上半年，可能就失去了机会。”

行政审批改革涉及政府权力的调整、转移和下放，涉及深层次利益的调整，难免会有阻力。省长李强代表分析说，主要是一些部门和干部舍不得权力在手、高高在上的感觉，或出于狭隘的部门、行业利益保护，把“一亩三分地”护得牢牢的，或怕挑担子，自认为不批不办就不出问题，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

对此，李强表示，再创浙江体制新优势，首先就要从政府自身改起，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浙江要做全国审批数最少，审批速度最快的省份。”李强信心满满地说。

如何进行新一轮的行政审批改革？在嘉兴市市长鲁俊代表看来，要重点规范非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她建议，建立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准入和公告制度，政府应通过常务会议、专家认证等多种形式，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确定下来，并向社会公告，方便老百姓查看、对比和监督。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网上审批也是省时省力的方式。鲁俊说，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各地可建立网上审批大厅，建立真正的“e”政府。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是放权和简化审批程序。”宁波市发改委主任柴利能代表说，就放权而言，关键是上面要下放。

拿农村实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经营性土地来说，必须经过省级以上政府批准。在柴利能代表看来，这项行政审批完全可以下放到县一级，“类似这样可以放权的行政审批还有很多。” 柴利能说，简化程序，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减少部门的交叉审批，避免出现“你管我管谁都没管好”的现象。

“这就好比划船，政府应掌舵，而不是划桨。”柴利能举例说，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常常对“划桨”比较偏好，很多事情只要搭上边，都喜欢伸出“桨”来。“如果政府把过多精力放在审批上，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影响行政效能和经济效率，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我们目前的审批制度有点像准生证，只管能不能生小孩，一旦孩子生出，是好是坏、今后养得好不好，我们的审批制度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宗庆后建议，政府应当从“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对于已经通过备案制度或自由进入市场的企业或个人，应严格按监管条件和标准进行管理，一旦发现不符合监管标准的企业或行为，应当予以严厉的处罚，直至将其彻底赶出市场。

“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不但要改政府部门，还要改中介组织。”宗庆后说，中介组织本意为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利益服务的，最后却成了接纳政府冗员，增加企业负担，政会不分的“二政府”。他建议，针对一些中介机构拖慢政府行政效能这一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推行审批服务招标制、中介机构等级制等改革举措，切实提高行政审批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