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抗日烽火

　　卢沟桥畔枪声响起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天气晴朗，暑气弥漫。位于北京西南卢沟桥边的宛平县国民政府“国大”代表选举正在举行，今天是正式投票的日子。傍晚时分，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夕阳照在地平线上，云霞满天。按照惯例，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当地驻军早早地就关上了宛平城城门。

　　像有什么预感似的，晚上却淅淅沥沥下起了雨。11点左右，驻扎在宛平的中国军队第29军110旅219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忽然听到有零星枪声从宛平城东门外传来。不久，有日本军人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由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士兵一名，日本军队要人城搜查”。这种意在挑衅的行为当然为我方拒绝，旅长何基沣命令守城部队： “不同意日军进城；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双方正在交涉时，日军想趁机通过云梯爬上城墙进行偷袭，被我驻军发现后，遭到痛击。

　　日本军队之所以能够驻军北京，这得从《辛丑条约》说起。1900年5月，日本加入了俄、英、美等国组成的八国联军，侵犯北京。6月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出逃。1901年9月7日，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了赔款外，还赋予了日本等国“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十二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设立驻屯军，当时称为“清国驻屯军”，人数一般在2000人左右。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人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地区是当时北平通往河北的惟一咽喉通道。及至1937年春夏，日本军队实际人数已达到20000人左右。从5月到7月，日军在丰台、宛平城一带不分昼夜进行演习，不断地挑起事端。

　　面对日军的挑衅与不断的军事活动，中国军队第29军也调整部署，加强了警戒。虽然如此，29军的5个师、3个旅共10万人，除驻守在卢沟桥与长辛店的110旅219团有战备任务外，其他各师旅都没有作准备。

　　7月7日晚上到8日凌晨，驻卢沟桥日军在无理要求遭到我军拒绝后，公然向宛平城内开枪放炮，第一炮即将宛平专署大厅打垮。原来，国民政府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署址设在宛平县，宛平公署成立后，驻丰台日军队长曾别出心裁地从5里之外徒步来到宛平城，对公署成立表示祝贺。此时才知道，日本人是在测量从丰台到宛平公署的距离。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人的处心积虑可见一斑。

　　日军失踪士兵20分钟后，自己却回来了。该士兵为驻丰台日军第3大队第8中队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941年死于缅甸。

　　

　　不抵抗政策的恶果

　　

　　此种把戏日本人几年前就干过。1931年9月18日晚，七八名日军士兵带炸药包至沈阳附近柳条湖铁路旁，于10时20分点燃了炸药。突然一声巨响，炸毁了一段路轨。日军谎称是东北军干的，早已准备好的军队开始袭击沈阳附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第七旅驻军毫无准备，驻军长官均不在营房里，官兵们群龙无首，惊慌失措。而向上峰请示的结果却是：对日军不准开枪，谁惹事谁负责。闯入北大营的日兵见人就杀，中国士兵有的原地待命，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从枪库里取枪冲出营房，但仍不予还击，被日军追着开枪打死，其惨无比。一些急红了眼的中国士兵，出于自卫，向日军奋起还击。

　　然而其结果可想而知，日军迅速攻占北大营和整个沈阳城。接着，日军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10万东北军基本上不战自溃。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使我国东北3000多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对日的态度上，蒋介石一直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军队在短时期内是赶不上的，从而过分低估自己的力量。因此，“七七”事变之前，南京政府对日本一直采取隐忍、退让的态度，对日本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这种政策为当时的军界、政界认同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迅速失去。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洪钫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他在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一文中称：(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接到沈阳长途电话：“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铣电即8月16日的代电韵目。蒋介石该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关于“铣电”的原始档案，国内几本相关档案馆编辑的“九一八”事变的史料选辑，除了《九一八事变》外，都没有收录此电，而该书则注明该电系馆藏档案资料，而非馆藏档案。台湾“国史馆”库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是目前最丰富、完整的蒋介石档案，也没有见到1931年8月16日给张学良的电报。在2001年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的，由王书君著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中，称张学良也否认有不抵抗的电文。他明确地对采访者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但是这个不抵抗政策的代价太大，超出了能承受的底线，以至于当时张学良休养的北京协和医院，也把张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多少年后，张学良对此还颇有芥蒂。

　　

　　宛平城不是北大营

　　

　　与“九一八”事变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军队有一定的防备。7月8日，卢沟桥上，日军猛攻，中国军队凭借铁桥进行防守，双方死伤极其惨重。随即日军占领铁桥南端，中国军队固守北端，彼此对峙。深夜，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开至，我军组成大刀突击队，轻装上阵，在旅长何基沣的亲自指挥下，夺回平汉铁路桥和龙王庙。到9日，卢沟桥失而复得。

　　1937年的中国，虽然国家还是涣散，实力仍然孱弱。但宛平城不是北大营；1937年的中国，毕竟不是1894年的中国，不是1900年的中国，也不是1931年的中国。这一年，中国面临重大抉择，幸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当天，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按照“三中全会御侮抗战

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华北，规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此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敦请我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英勇抗战之29军，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为授命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同一天，中共中央对华北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北方诸同志：“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执行上述方针之具体办法，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立即在乎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义勇军；进行坚决的反汉奸斗争。”

　　蒋介石政府采取了外交与战争两手准备等一系列措施，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于8、9、10日相继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的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另一方面，派兵支援华北抗战。7月10日上午，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严正通告日方：“中国政府和军队不希望战争，但也不害怕战争，决不向侵略者低头。一旦侵略军进攻，中国军队将予以坚决还击，直至彻底打败侵略者”。王宠惠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第一次书面抗议，日本于次日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所谓的华北事变乃地方事件，不要中央政府过问。南京政府立即回复：此乃中国内政，任何与中国地方政权的协议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准均无效。

　　7月11日，日本公开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公然派兵向中国大举进犯。从12日至17日，日军先后有5个师团调至华北。

　　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主动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为主旨，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

　　7月17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郑重地宣布中国准备抗日的方针：“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各种和平努力均告无望的情况下，南京政府感到隐忍和退让只能带来更大的痛苦，被迫实行全面抗战。

　　

　　扼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874年，日本悍然侵犯我国台湾，1875年又武装侵略朝鲜。日本的思想家也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打气。1885年，福泽谕吉在其著作《脱亚论》中，认为日本比中国、朝鲜优越，是在于“脱亚洲之固陋，移西方之文明”。并说，“今日为谋，我国不应有等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之犹豫，勿宁脱其伍，与西方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亦不应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关照，应照西方人对待其方法而处理之。”福对日本的近代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起到了刺激作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1894年，日本政府发动了甲午战争。战争一开始，福泽就宣称：“此次战争关系到能否成为东方文明的领袖。”为此他向日本政府捐献了一万日元。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日本夺取了长江的航运权和资本输出权，并非法宣布钓鱼台群岛为日本所有，强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索取了高达2万万两白银的赔款和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1904-1905年，通过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接收了长春――大连之间的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煤矿，以及旅顺大连地区的租借权和军队的驻兵权，并通过半国营公司――南满洲株式会社，向中国东北进行了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日本从东方的一个小国，俨然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制定侵华政策而召开的。会后，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提出了阴狠、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即《田中奏折》。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奏折狂妄地宣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田中奏折》在中国有10多种的版本，据辽宁省；档案馆副馆长赵焕林介绍，他们目前保存有《田中奏：折》的两个版本：一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1931年：下发给各省的《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铅印本；二是《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侵略满蒙积极政策奏章》，形成于1931年8月20日，油印本。但《田中奏折》的日文原件，一直没有被发现，日本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对此，人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1945年的美军东京大空袭，曾将皇宫作为重要的轰炸目标，当时宫内烧死50余人，文书典章损失惨重，奏折原稿也可能毁于空袭。二是日本统治当局为销毁罪状故意烧毁文书，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至美军8月30日东京登陆，这半个月内日本各级政府拼命烧毁文件，政府大厦顶上一直浓烟滚滚。

　　虽然日本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日本后来的侵略行动与奏折的计划可谓如出一辙。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拖人了战争的深渊，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扼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成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