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

2010-11-16

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国学，为什么国学和传统文化近年来比较热，它有哪些思想文化和背景方面的原因，国学和传统文化对我们有什么用，需要像现在这样热吗，如果不需要，应该怎样让它健康地往前走，这些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的主要问题。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

近年来，国学和传统文化在中国比较热。长期以来，我们在思想导向方面主张和传统彻底决裂，这个时间持续得比较长，年轻人可能对这个背景了解不多，而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百废待兴，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面临着许多重建任务，首先一个问题是怎么看待传统文化，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跟它彻底决裂？如果不再彻底决裂，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叫传统文化，一个叫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就是过去时代、社会的文化，这涉及到对以往社会怎么概括、判断和分析的问题。以前人们在研究历史时会称过去的社会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我就简单地称过去的社会为传统社会，用这个观点来解读文化，传统社会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传统社会至少从秦汉开始，直到最后一个皇帝被驱逐下台，当然还有许多曲折，至少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个标志，在这之前的中国社会我们都可以叫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是这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的一些文化留存物，有物化的，有精神的，也有凝聚为典籍的。

在定义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还需要给文化这个词汇一个定义。这个很难，因为假如大家接触一些文化学方面的著作或者留心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就会知道，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多种。这个说法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两个人类学家写了一本关于文化定义的书，书里列出了西方关于文化的160种定义。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盛行文化符号学，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不同的学者在使用“文化”这个词汇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侧重，我在使用文化这个词的时候倾向于文化有宽和窄的两种定义。可以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这个定义很宽。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所有的东西都是文化。而要窄的定义的话，至少应该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但真正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文化是一个民族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因此，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经常这样用。

传统文化是能看得见的那些历史遗存物。即使在今天，还可以看到楚国编钟、秦砖汉瓦、万里长城、武则天墓，以及各个地方的宗教建筑、民居建筑，这都是文化。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典籍非常丰富。这些典籍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在这些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社会精神文化的结晶，比如说诗词文，经史子集都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用眼睛能看得到的。

文化传统是看不到的，是文化背后的精神链接，是一个民族历史传承中的链接，是一个精神性的绳索贯穿始终，它包括文化典范背后的精神、规则、信仰、价值、秩序等。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中都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有一个固有的秩序，这个秩序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在这个规则秩序后面是一种文化精神，而这些实际上就是文化传统。这些虽然不

能被看到，但可以研究、判断，比如某种仪式后面包含着某种信仰。在这些因素中信仰因素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信仰因素的参与，传统不能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牢固不牢固，跟信仰的深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传统的信仰非常深沉，这样的传统就更加牢固，假如一个民族在文化信仰方面不是那样坚固，这个文化就比较脆弱。

中国传统文化持续的时间那么长，我讲几个最主要的特征。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不间断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之一，它是不间断的。而不间断的原因跟汉字有很大关系：传统社会使用这个文字，现在还使用这个文字，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文化不间断性有了可靠的载体。

那么是不是别的文化都间断了呢？很多文化都间断了。我去过埃及，看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古代遗存物，埃及文明的发祥时间一点不比中国晚，但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埃及已经不再使用五千年前的法老文字了。法老文字很好看，也是象形文字，但是由于埃及的法老文字太具像化了，传承起来比较困难，就像中国的国画那样，不是每个人都能画、都懂画的。

象形是中国文字的特征之一，而汉字形成，六书之后，就不再是完全具像化的文字，已经开始抽象化、意向化了。一个抽象化的东西，就容易得到永久的流传，一个具像化的东西，不能作为精神来流传，只能是一个物。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文字起了极大的作用。曾经有人担心，在拼音化之后，特别是电脑普及的时代，汉字可能已经过时了，但事实证明汉字不仅没过时，在电脑里它的应用速度、拓展范围一点不亚于英文。

第二，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包容性极大。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是直到今天人们也不很理解的特征。

文化是可以融合的，我们承认文化有冲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载体、不同族群的文化要说一点冲突没有是不现实的，但中国解决冲突的办法是好的。多年前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大，甚至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理论基石，因为他把阿拉伯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看成是势不两立的、互相对抗冲突的不同体。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我们认为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大而言之，中西方的文化是可以融合、沟通的，所以文化学有一种理论叫跨文化沟通。哈佛大学另外一个教授叫史华兹，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他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是可以对话的，跨文化的沟通是有可能的，因此他甚至提出一个理论，语言对思维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这是了不起的见解，语言不同还可以谈恋爱呢！

《易经》上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虽然选取的路径不一样，但是强调同归。虽然我们穿着的服装、采用的方式、选择的视角可能不尽相同，但最后追求的那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们要使人类生活得更加幸福，要使天下更加美丽，要使人们不患那么多的疾病……真正的大学者都不过分强调那个“异”，而是强调“同”。比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面对荣誉所表现出来的成就感、面对失败所表现出来的挫折感等人的基本心理反应

是相同的，所以东西方之间能沟通，能对话。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多少个民族跟汉族发生过冲突，甚至完全占领了中原大地，最后都被中原的文化所同化。在西方还有在中东常看到的宗教战争，这在历史上层出不穷，甚至近十余年来我们看到宗教冲突频频发生。但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宗教之间的冲突是非常之少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一些主要的有宗教的派别相处得很好。佛教是在东汉初从印度传入中国来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是在东汉那个时候产生的，而儒家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形，后来又经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处于很高的位置。虽然儒家思想占据很高的位置，东汉佛教传来时，最早向佛教思想发起批评的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大家一定念过范缜写的《神灭论》，这本书对佛教的基本思想批评得很厉害，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讲，范缜之所以批评佛教思想，是由于他的家庭，从他曾祖父、祖父、父亲到他自己都是天师道的信徒，天师道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他是站在天师道的立场来反对佛教的。而在中国本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佛教是包容的，对道教也是包容的，没有大的冲突，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内，基本是三教合一。

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佛教和道教有那样的包容？这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争议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儒家也是宗教，老辈学者中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道教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但陈寅恪先生讲，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还有很多大家也主张儒家不是宗教。我是完全赞同儒家不是宗教这个观点的，因为它不是宗教，所以才跟道教和佛教不发生冲突。这样的状况到宋代发生了一个极大变化。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和我们常讲的“二程”——程颢、程颐，当然宋代还有另外的大师，比如张载、周敦颐、邵雍，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们各有所长，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几乎所有宋代的思想家都受佛教的影响，还有一些人受道教的影响。以朱熹为代表建立起的理学体系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它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如果儒释道三种思想不能融合，就不会产生理学。

有人会问，既然儒家不是宗教，为什么常常跟佛教、道教列在一起呢？因为儒释道是我国三种最主要的思想，还有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儒家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视教育，而佛教、道教也有教化人的功能。所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宗教，没有一种宗教是叫人作恶的，这样的宗教存在的道理就是教人向善。在教人向善这一点上，不同的思想可以“同归而殊途”。

第三，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

儒释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这三种思想在中国各自发展，而且各有分工。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道教和佛教思想属于在野思想，它们在民间社会发育。从这个角度来看，儒释道这种互补的形态也是中国文化多元并生的一个表现。

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从中国文化的发生上看，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这点过去人们讲得比较少。过去一讲到中国文化就是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内陆文化等，但至少今年我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没看到回应我意见的人。我认为过去把中国文化归结为黄河文化一源不那么恰当，实际上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不同的两源。长江文化的特征跟黄河文化有根本的不同，从审美层面上来讲也是不同的。最早诗歌的代表在黄河文化是《诗经》，长江流域代表性的诗著作是《楚辞》。我们在长江流域的诗歌当中可以看到浪漫的事情，而在黄河流域的代表作当中我们看到诸多的写实主义描写。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

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非常特别，精细伶俐且充满了想象力，这个文化跟黄河流域的很不相同，我们在黄河流域看到的是写实主义，风格是朴厚、敦实、厚重。

长江流域的文化跟黄河流域的文化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黄河由于泥沙堆积过多，不能畅所欲为地通航，而长江自古以来就给我们航利之便，一直通到入海口。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长江文化已经多少带有一定的海洋文化特征？如果我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文化的发生应该是两元的，至少有黄河和长江两种不同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不间断的文化，而这个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概念跟文化不一样，虽然我们有这么好、这么丰富的文化，但提到传统却不能不承认，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传统留下的痕迹是比较少的，原因就在于从晚清到民国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失。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同时中国文化本身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走入现代的步伐太慢了。当16世纪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当西方各种现代发明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康熙、乾隆时期还在闭关锁国。英国人李约瑟找了很多汉学家一起写了一部中国科技史，对中国的古代文明给予高度评价，但没有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科技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去年我们文化所有个聚会，杨振宁先生也来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卫星上天了，航天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民用科技、日用科技的发展却达不到相应的高度呢？

长时期以来我们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和传统彻底决裂。近年来我们的思想有一个改进，至少认识到现代化跟传统不一定是势不两立的，传统可以成为我们的资源，使我们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独有的特征。迄今为止，世界上现代化模式最早的是欧洲模式，因为工业革命从那里开始，后来是美国模式、北美模式。现代化模式辐射力最大的还是美国模式。当亚洲的现代化兴起以后，亚洲各个国家所采取的现代化模式跟欧洲、美国已有不同。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不利于现代化的，可是我们看一下日本，它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在文化方面保留了许多本民族传统的东西，日本的现代化跟传统没有脱节。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中国的现代化也没有理由跟传统脱节。

如今，传统文化还有什么用呢？整体上讲，它跟现代化不矛盾。过去我们长期跟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完全决裂是不对的，很多过去的道德规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过去。比如在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提倡“孝”，像“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搬到今天就不完全对了。但“孝”的一个基本的内核是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那就是尊敬，这个规范绝对不会随着历史的流变而不适用，甚至我觉得“敬”具有永恒的价值。

在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作为文化的一种资源，对现代化不起主要作用，而是起补充作用，这是讲传统文化。改革开放30年来，在传统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对传统采取一个不那么决然的态度，有这样一种共识，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是非常有好处的。而所谓的国学热也是在传统文化热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近几年国学确实热起来了。

什么是国学

究竟什么是国学，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考究的问题，全世界到现在看法并没有一致起来。首先明确一点，“国学”这两个字中国古代常常出现，在《礼记》里就有，到宋代这个概念也还常出现。比如江西的白鹿洞在宋代开始建立书院，而在这个书院正式建立之前，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叫庐山国学。古代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国学实际上是指晚清以后与西学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名词。

关于这个概念的产生时间，有人认为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出国学这个概念。在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的最后一节讲到小学课程设置的时候，他也用到了国学这个词。我们判断，这个国学不是宋代那个国学，也不是《礼记》里面的国学，而是指在西潮冲击下，跟西方相比较的中国学问，它的内涵就是指中国学问。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中学与国学概念相同。

1922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办国学研究院。1923年《国学季刊》出版，《国学季刊》的发刊词是胡适写的，胡先生在这个发刊词里面讲，自从章太炎先生写了《国故论衡》一书，其中使用了“国故”这个词，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过去我们模模糊糊觉得国学就是中国的旧学，就是中学，就是跟西方学不同的那个学，胡适第一次把它明确化，国故就是中国过去的制度、人物、语言、风俗，研究国故的就是国故学，大家觉得胡适的这个定义还不错。

到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学术界不约而同地用另外一个概念解释国学，他们认为国学是中国故有的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等。这实际上讲的是学术史的那一套。到现代为止，学术界大多数人还在使用这个概念。

最早质疑国学是国故学这个概念的是马一浮先生。马先生是20世纪了不起的学者，他的学问好的不得了，据说他是中国唯一读完四库全书的人。有一年绍兴县试，后来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当时都在那儿应试，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两个人考了第几名呢？一个第九，一个第十一，而马一浮考了第一。我国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竺可桢到浙江大学当校长之后，立刻去拜访他，请他到浙江大学任教，可就在这时日本打来了，浙江大学需要从浙江杭州迁到江西泰和，竺可桢派车把马一浮接过去，他就在浙江大学开讲座，这是1938年的10月，这个讲座的名称就叫国学讲座。

马一浮认为，国学这个概念是因西学而来，从学理上讲不牢靠，而现在的人以为国学就是中国故有的学术，这样的说法太泛，国学到底是儒学、佛学、道教中的哪一种学呢？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概念的话，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叫六经，由于乐没有传下来，又叫五经。六艺或者叫六经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典范，这六经真正是中国自己的，更重要的是六经中的一些义礼、规范可以代表某种文化的永恒性。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六经是立国和做人的根本准则，比如我刚才讲的“敬”。马一浮认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说。可是六经文本不太好读，要没有那么多注释的话，文本也很简单，马一浮主张如果觉得六经麻烦的话，可以读六经的入门书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论语》和《孟子》，这两本书所讲述的基本含义就是六经的基本意义。

很多大思想家都研究六经，都充分解释孔孟，而都归结于六经，又把六经归结为《易经》。有人把国学归结为儒家思想就错了，用马一浮的原话来说就是，六经统四部，就是四部之学都可以在六经里找到源头。他还讲，六经统一切学术。我还告诉大家，马一浮讲，西方学术也能由六经来统领。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观点可能会笑了，我看竺可桢日记里有记载，马一浮讲自己这个观点的时候他就坐在下面，他同意马一浮的这个看法。马一浮先生对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提出质疑，提出国学是六艺之学，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一再阐述。

我之所以认同马一浮这个理念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不使国学扩大化、泛化，不使国学过热，国学过热也没有好处。传统文化热就热了，但国学热起来不得了，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但真正的学问绝不能太热。

我主张我国的中小学以及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这一科，而这一科的内容就是传授六艺之学。六艺之学太难，主要先讲《论语》和《孟子》，一个礼拜一次，每次读一个小时就可以，这样一点不影响现代知识的吸收。可是在几百年之后，六经、六艺就会变成中国的文化符号、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如果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它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最基本的原点训练之一，六艺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立国的根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诚敬，国能立足吗？我这些年提倡在文体上有时候用一些文言文，使中国人的人性庄严起来，这样做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信仰层面比较弱。孔子说，在祭祀的时候假定神就在这里，那么你就更加尊敬它，但这个说法不是信仰，因为如果是信仰的话不能假设。可是我们的孔子最早就对信仰做了一个假设，他对鬼神的态度一直比较马虎，因此大家会觉得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在信仰这个问题上不是那么坚牢。

中国古代文化里有拜天祭祖的大仪式，但这个祭天的仪式不是信仰，也不是宗教意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是为我所用的，如果坏人受到了惩罚，就高兴地说老天爷真长眼睛，如果看到一个坏人活得比我们还好，就说老天爷瞎了眼睛，这都不是信仰。中国人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是有一点点折扣的。可是，六经的一些基本内涵能告诉你基本的信仰，这个不可动摇的方面就是“敬”。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意马一浮的话，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经是中国文化最早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原点；如果六艺应该进入我们的学校教育，那么国学就不用热了，学生们在学校慢慢学就是了。国学不能代替现在的学术分科。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哲学史研究得多好啊，去搞笼统的国学都研究什么？所以我不赞成国学太热，但国学又非常重要，重要在国学是学问的一个根底。

国学从概念上来讲，是六艺之学，从学术修养上来讲，主要是经学和小学。为什么很多人看不懂经学？因为缺少小学的根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小学是我国的传统之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就是字你得认识，音韵学就是你读得还得对，训诂学就是你得能解释字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汉语也在不断的发展。就《尚书》而言，国学大师王国维也不能完全看懂，这就是因为语言在不断地变化，而写成文本的经典使用的是古代语言，跟后来的语言不一样了。所以中国古书，不解决文字问题是读不懂的，而如果字义都不懂，又如何能讲义理？经学如果没有小学，

考据做不了，义理也做不了，所以说小学是经学的基础。

百年来特别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每个做学问的人包括我在内，最缺乏的就是小学，只是勉强认字而已。音韵学能真懂吗？训诂学大多数人也都能解释一点，可是要达到训诂学要求的解释我们都做不到。因此，现在没几个人能被称为国学大师，很多知名的教授都不敢讲他是研究国学的。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邓广铭先生我很熟悉，他是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曾深受胡适、陈寅恪等人的赞扬，陈寅恪还为其《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但如果你碰到他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他绝对不会说我研究宋史，他不敢这么说。还有一个人我必须说一句，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黄季刚，他虽然没有著作，但谁都承认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他弟子中学问最好的就是黄侃，当然现在他的一些日记、笔记都印出来了，但是真没著作。

在今天，传统文化内涵特别丰富，传统文化热有它的好处，但由于国学与经学、小学的关系，国学热就要审慎地分析，国学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念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先生，他的学问不得了，主要是研究道教，他是把道教经典从头到尾读过三遍的人，笔记有20多摞。钱钟书称赞他高文博学、海外宗师。我和他通过70多封信，我曾在一封信中赞他学问好，他在回信中说，其实我也谈不上什么，跟老辈都不能比，可是我看书就把一部书看完，还有很多书我读了不止一遍，我不讲我不懂的。其实做学问就这么简单，看一本书就把它看完。可是咱们细想，有多少看书的人不肯耐心地看完，翻两页就跳过去了。现在做学问的人往往就找他需要的那个材料，找到以后其他地方就不看了。还有，很多常见的书得多读几遍，讲话要讲自己懂的，不懂的话不要讲。可是，现在经常能听到一些人讲大家听不懂、他自己也不一定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