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

作者：严家炎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年06期

　　2004年10月纪念丁玲百周年诞辰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作者的一篇佚文——《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此文写于访苏归来的1952年4月，当时作者没有拿出去发表，后来也许就遗忘了。直到五十年后，家属清理材料才又发现。这篇佚文在我读来熟悉而又新鲜：熟悉，是由于类似的内容在其他文章中看到过一些；新鲜，是因为丁玲在文章中首次集中而公开地谈了当年土改时由实际生活引发的种种原始想法，以及她在创作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矛盾、苦闷和最后作出怎样的决断。丁玲是这样说的：

　　《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的情况。

　　关于对中农，如顾涌这个人物，也曾花费了很大的思索。在土改当时，我觉得划分阶级上有些问题，觉得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譬如像顾涌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于是我在小说里便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他。写成以后，我找了一个地委干部来看，让他提意见，他不同意我对顾涌的这个写法，说还是应当分他的地。我当时很苦恼，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下去以后，正赶上“贫雇农路线”，我就更不敢讲话了。后来少奇同志来了，他了解了这个情况，说这样搞法不好。从此，我才把自己的意见肯定下来，回去安安稳稳地写我的小说。

　　还有，就是对黑妮的处理。当时我想，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他们都还年轻，是否也要和地主一样的看待呢？我想，地主的家庭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儿女不能和地主一律看待，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我却是受家庭压迫的，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写出来以后，有好多人说，黑妮写得不妥当，把她写得太好了；有些人也同意我这个写法。对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好久，不过最后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想法写了出来。

　　可以看出，在土改这一解放战争初期才重新面对的新运动面前，丁玲采取的完全是从实际生活出发，不空手等待，不回避问题，尽可能努力探索一种对党、对革命、对农民群众最有利的道路和政策。她既不莽撞，也不教条，的的确确认真用脑子来思考。有些中农看起来土地多一点，但确实是劳动起家，节俭起家，分这样人家的地是不得人心的。丁玲后来在《生活、思想与人物》这篇文章中讲到这样的例子：有的地方1946年搞献地运动，动员中农“献地”，让他们上台表态。“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但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生意）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得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就先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的都清楚。我没敢给他定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①当时任弼时同志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连“富裕中农”这个名称也没有，许多问题都在摸索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可以说是在用思想家的眼光，独立地思考和判断生活，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难道还不可贵吗？

　　还有，就是地主的子女怎么办，这也是个实际问题。处理得正确、适当就能减少革命的阻力，从地主家庭内部多拉出一些人来，只孤立和打击那些顽固地反抗和破坏土改的地主分子，这也是对革命有利的。据丁玲1955年的一次谈话，黑妮形象的创造，依据的是她在土改中的感受。有一天，丁玲看见从地主家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这女孩回头看了丁玲一眼，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于是丁玲想到了这女孩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是别人无法知道的，我们的政策应该将地主家的子女和地主区别开来。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就给了黑妮一个好的出路。这也是很有眼光的处理，体现了丁玲的独创性。丁玲有篇文章就叫《作家必须是思想家》，主张作家应该有独到的眼光，要有自己的胆识。“一个人不能光从报纸上、书本上、别人的报告里去找思想，自己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可见，虽然经过文艺整风运动，受过批评，丁玲在延安初期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还在，只是方式有所改变，不那么锋芒毕露，转成为比较客观、隐蔽的“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而已。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看到三个层次的创作特色。

　　一是以接近原生态的方式反映现实，以相当生活化的笔墨来写土改，看重生活本身的逻辑。丁玲本来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的影响，这也使她更能驾轻就熟地用这种方式来摹写她体验中的生活。在《桑干河上》所写的这个叫做暖水屯的村子里，阶级关系不像有些作品那样“壁垒分明”、仿佛用理论筛子筛过似的，而是保持了生活本身特有的感性形态。正像有的文学史著作概括的那样：在这里，“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形成了犬牙交错、互相渗透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钱文贵，这个村的中等恶霸地主，他的亲哥哥钱文富却是村子里种二亩菜园地的地道的贫农，他的儿子钱义是八路军战士，媳妇是富裕中农顾涌的女儿，女婿张正典是村治安员，侄女黑妮又是村农会主任程仁的情人。农村各阶级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联系使农村阶级关系无限复杂化。而且，每一个阶级、每一个营垒内部都存在各种差异、矛盾、斗争。同是地主，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钱文贵在土改大风暴面前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策略，并且互相明争暗斗；同是贫农，既有刘满这样站在斗争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也有白天分地、晚上退地的农民侯忠全；村干部之间对于土改的认识、态度，政策的掌握都有明显的差异，形成了微妙的关系。”②这与有的土改小说那种把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相对简单化、规范化的写法，是很不一样的。

　　二是敢于写出土改工作本身的种种曲折和人物命运的乖异多样。在有的作家看来，曲折、失败、偏差、阴暗面这类消极成分似乎都与革命现实主义不相容，因而必须避讳。周立波就说：“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单纯的对于事实的模写。”③周立波这种抛开生活中的消极面才符合“典型化”原则的看法，其实是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简单化理解，不利于创作。丁玲显然不这么看。1947年春，她曾想将温泉屯护地队英勇斗争最后失败的事写进小说，以此征询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表示赞同，说失败为什么不能写？就是要写这个失败！”④《桑干河上》并未回避而是正面写了土改工作的种种曲折：勤劳能干的富裕中农顾涌，最初曾被作为“经营地主”对待，以后又被错划成富农；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钱文贵，在村农会决定封闭地主果园时竟被漏掉，到后来经过一系列艰苦斗争才被挖出来；黑妮这个钱文贵的侄女，也曾被不少人冤枉地当做地主家成员看待，等等。这类描写不但有认识意义，而且也有教育意义。至于人物命运的乖异多样，作品表现得也相当充分：工作组内居然有文采这种角色，当然可笑，但是他也在摇摆着逐渐进步；机巧自私的村治安员张正典，却终于被钱文贵所收买；侯忠全的渴望土地而又去退回，揭示的并非性格乖戾，恰恰是农民千年心理负担之深重；作者没有把积极分子张裕民、程仁写成天生的英雄；即使对县委宣传部长章品，也并非全部赞扬，而是有所批评。小说所写到的这一切，都以近乎油画似的丰富繁复的色调呈现出来，显示出生活本身所特有的光彩。到《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主人公更是被安排到极为严酷的环境中经受生死的考验。

　　三是体现出对人的关爱，显示了较多的人情味。这既是丁玲创作中的一贯的特色，又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宝贵的长处。可以说，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起，丁玲作品就充满着对人的关爱，尤其是对女性的关爱。胡也频被杀害和丁玲加入左联以后，她的作品的关爱对象扩大了，她关爱广大的下层人民，关爱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兄弟姐妹。从国民党监狱逃到陕北，她的作品更关爱着抗日的中国军民，关爱着根据地的人民，关爱着受日本鬼子蹂躏的慰安妇，关爱着受封建观念压制、歧视的值得同情的妇女同胞。到了《桑干河上》，她关爱着劳动农民（包括贫苦农民、中农、富裕中农和农民妇女），认为要保护劳动起家的顾涌式的人，她还关心着地主、富农家的子女，希望把这些子女从他们家庭中拉出来，使他们有比较好的出路。丁玲还反对毛泽东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这种见解的批判，认为这是错误的批判。她说：“文学就是为了爱嘛！怎么不是为了爱呢？”“作家要是没有爱和恨，空洞地为政治而写，今天合作化，就赶快写合作化，明天搞植树运动，就写个植树，那怎么叫作家呢？怎么能写好呢？写不好的。写出来的只是宣传品，不是艺术品，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谈创作》）丁玲这种对人的关爱、讲人的权利的主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都是有风险的。国统区不说，在解放区就受了批判，而且是不止一次的挨批：不但发表《三八节有感》挨批，发表《在医院中》挨批，而且1947年因为写《桑干河上》又再次挨批。关于1947年这次挨批，现在可说得详细一点。

　　1947年9月，丁玲写完《桑干河上》的绝大部分章节，由陈明等人将初稿复写成两份，一份自己留存，一份送给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征求意见。长达八九个月时间里，周扬一直不肯就此小说向作者表示自己的态度，或者用丁玲日记的话来说，叫做在作者面前“不置一词”。⑤然而奇怪的是，这年10月——也就是复写稿交到周扬手中大约二十天左右，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改会议上，丁玲竟然受到了会议主持人彭真相当严厉的批评，而且批评的内容显然与《桑干河上》的写作有关。据《丁玲年谱长编》编写者所作的采访调查：“彭真在大会上批评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美化地主的女儿。会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问萧三：‘丁玲怎么写这种东西？’”⑥可见，彭真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目标指向丁玲，则是与会者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周扬的否定性意见虽然不肯告诉作者本人，却是向领导汇报了；他还暗中告诉柯仲平：这部书稿不能出版。当事人丁玲自己后来在题为《生活、思想与人物》的文章（1955年3月）中，也说到了这件事：“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这话可能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参加土改。”此后六七个月，丁玲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做出决断，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尾部四章，修改了一些细小的方面（将黑妮的身份定为钱文贵的侄女）。到1948年6月中旬，她把《桑干河上》全稿交给胡乔木，请予审读，表示如无政策上的问题，希望出版。她还找艾思奇谈了自己的想法。艾思奇首先读完了全稿，认为作品有些章节、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一场，人物也写得生动、真实。他不同意周扬所说的所谓“原则问题”。胡乔木则因为周扬已提出过反对出版《桑干河上》的意见，态度较为谨慎。后来自己读完全稿，又听了艾思奇、陈伯达、萧三等读过原稿的人的意见，才表示同意出版，并使书在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印出（因为丁玲也是大会的中国代表）。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底有没有“地富思想”的问题，至此终于获得解决。

　　这里，我还想顺便说清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是否与周扬或中宣部有关这一问题。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我都以为1952年3月苏联宣布将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授予丁玲的《桑干河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的结果。1962年秋（记不清是10月下旬还是11月初），恰好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他当时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那几年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也许因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王燎荧已经发表文章批判《桑干河上》，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到这时，我才终于恍然大悟。

　　总之，上述丁玲创作上的这些特色，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也许可以称之为：大气，有胆识，敢于直面生活，积极干预。这大概是丁玲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丁玲为人热诚豪爽，有锋芒，有湖南人的“辣”性，显示了她的鲜明个性。同样是湖南人，周扬过去也曾被“干预生活”的精神感动过。1941年他草拟的《鲁艺订艺术工作公约》中，就有“不对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的条文。他在致丁玲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感动得流泪。但文艺整风以后，周扬发生了变化，更加关心的是个人仕途。在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周扬在报告中讲这样的话：“有些人想干预生活，那生活也要干预你。恼火就是了！”说完这句话后，周扬就会爆发出一阵得意而又不无叹惜的笑声。这话也清楚地显示了他与丁玲的泾渭分明。

　　注释：

　　①《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页。

　　②引自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③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载1949年6月21日《生活报》。

　　④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⑤即使到1948年6月，当丁玲与周扬见面，丁玲说到《桑干河上》“已突击完工”时，周扬仍然“不置一词”（据丁玲日记），仅仅托周巍峙将丁玲复写稿送回而已。

　　⑥引自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208页。

作者介绍：严家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