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双重身份

作者：李村

上海文化 2014年03期

　　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之后，国民党驻美外交官几乎都“忍气吞声”，不敢去做任何辩解。只有胡适站出来替蒋介石辩护，说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美国人很不服气，反问他：“依你这么说，这都是美国人的错误了？”他回答说：“正是这样。”①他还坚决反对美国人扶持“第三势力”，认为蒋介石是海内外唯一能够“团结一切反共力量，光复大陆的领袖”②。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严厉“督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遵守宪法，承认反对党的地位，保障言论自由，在台湾“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③。这就使他具有了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国民党的发言人”④，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代理人；在美国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回台湾则代表美国，成为被国民党认可的“唯一的诤友”⑤。

　　正因为这样，他每一次回台湾，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自由派分子，都将其看作一件大事。蒋介石每次都派蒋经国及文武百官去机场迎接，并在总统官邸设宴，向胡适请教“反共复国”大计。《自由中国》和其他在野党团体，也各自打出自己的锦旗：“欢迎胡适先生返国。”胡适所到之处，都有中、小学生列队欢迎，“由军乐队奏乐”。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讲，更在台湾社会造成空前的盛况，“听众有九千余人，各地收音机全部开放，听众当在数百万”⑥。

　　只是胡适的这种特殊地位，也让蒋家父子十分紧张。国民党撤守台湾后，长期风雨飘摇，地位很不稳定。美国的对台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对蒋介石始终厌恶到极点，多次公开表示只要蒋介石放弃政权，“中国需要多少援助，美国都可以提供”。据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披露，在1950年韩战爆发前后，美国副总务卿鲁克斯曾约见胡适，希望他取代蒋介石，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胡适没有接受。然而蒋介石可能听到了一些消息，胡适每次回台湾，蒋介石都以超乎寻常的礼遇接待，甚至请胡适陪同自己一同检阅部队，令胡适受宠若惊，感慨地说：“总统对我太好了。”蒋经国由于对胡适缺乏了解，更放心不下，每次都派人跟踪胡适的行踪，注意搜集他的言论，希望从中了解美国的对台政策。

　　例如1952年11月，胡适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本来是支持蒋介石连任，替蒋介石助选的。但是他在台北编辑人协会发表演讲，谈到“如何争取言论自由”时，以他当年办《独立评论》为例，夸说他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能够“说话有自由”，不是政府恩赐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便让蒋介石父子格外警惕，怀疑他这次返国，“到处争言论自由，鼓励议会做合法的反对，是否负有使命”，是美国人所授意的。蒋经国特别指示《青年战士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争自由要争国家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宪法已有规定，用不着争取”。以致有人担心他这次返国，“与蒋先生之间，可能不欢而散”⑦。

　　从《雷震日记》中看，胡适在台湾政坛上的特殊地位，也让很多人感到不解。认为他在大陆时期只不过是一位大学校长，在社会政治影响力上还不如黄炎培、梁漱溟等人，何以到了台湾就变生质变，成了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即便在《自由中国》内部，也有人不理解何以一谈反共救国，就要谈“蒋先生如何如何，胡先生如何如何”，好像离开了胡适，台湾就少了“监护人”，没了“救世主”。但是熟悉台湾政情、与胡适关系密切的人，都很了解他身份的特殊性。据王世杰说，他曾与胡适达成一项“协议”，说：“你尽可坚持你的主张，但台湾现时国际地位太脆弱，经不起你与蒋先生的公开决裂。”⑧换言之，胡适尽可以坚持一贯的主张，做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保全台湾，不能不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雷震不断利用胡适，制造与蒋介石的对立非常反感。

　　最显著的事例是1951年6月，《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起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强烈不满，“说《自由中国》的文章，侮辱了保安司令部，他从今日起要与我算账，绝不放松，法律解决也可以”⑨。经过王世杰、陶希圣等人的调解，事情始得以平息。不料事情缓和下来后，雷震又刊出了胡适的一封信。胡适在信上说，他已经了解事情的经过，提出要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以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结果这封信刊出后，不仅引起王世杰等人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台湾自由派的分化。

　　《自由中国》杂志是1948年2月，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由雷震倡议发起创办的。目标是动员一切民主自由人士，建立一道超党派的精神防线，“以反对共产主义，阻止政府走向投降之路”。当时胡适正要启程去美国，但是他很赞成雷震的倡议，不仅为《自由中国》起了刊名，还在去往美国的船上，为杂志起草了发刊宗旨。在这之后，雷震、王聿修还未经胡适同意，推举胡适为《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事后证明，雷震的这项决策很有远见。《自由中国》能够在台湾生存十年之久，与胡适的金字招牌有很大关系。据说有人曾问司法部长谷凤翔，“政府觉得《自由中国》不好，何以让他办？”谷凤翔说：“因为系胡适之主办。”那人又问，“胡先生不是反共吗？”谷凤翔回答：“正因为胡先生反共，此刊才准其办。”⑩国际新闻媒体在提到《自由中国》时，也一致称为“胡适的杂志”。

　　胡适尽可以坚持一贯的主张，做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保全台湾，不能不维护蒋介石的地位

　　客观地说，《自由中国》在创办后最初两年，在言论上还很克制。大多数文章都是“专就国际性或抽象之理论说话”(11)，“建立思想斗争，宣布共党在大陆作恶之种种事实”(12)，很少对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即便有少数时评或通信“对台湾现实社会有所批评，然皆出诸善意”。理解“政府的处境艰难，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文章涉及蒋介石更是非常谨慎，“均为对介石忠言”，表达《蒋总统复职后我们的愿望》。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雷震发现“台湾同胞阅者寥寥，几乎未生关系，这在宣传上是失败”。决定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多发表一些切合实际、有关台湾现实的文章，“使台湾同胞对本刊发生兴趣”(13)。

　　1951年2月，《自由中国》的编委之一夏道平，听说最近台北市区接连发生了几起离奇的经济案件，他经过调查发现，认为这几起案件都是保安司令部的人员为了获取奖金，故意设计陷阱，“诱民入罪”的弊案。他将这件事告诉了雷震，雷震说这正是他要找的题目，要夏道平立刻写一篇社论，将真相公布出来。结果文章刊出后，彭孟缉见了勃然大怒。他先去找蒋介石告状，说《自由中国》诋毁、诽谤保安司令部，丑化政府的金融政策。接着，又直接打电话给雷震，威胁要采取司法手段。他还下令保安处长陈仙舟立刻派人，将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人全部监视起来。

　　这件事发生后，首先让王世杰感到很为难。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雷震是靠王世杰起家的，是王世杰的“心腹”之一。王世杰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也是当时台湾“自由派”的最大后台。他为了息事宁人，尽快让事态缓和下来，先找黄少谷和陶希圣商量，请两人以行政院和中央党部的名义出面调解(14)，“劝彭孟缉不可要《自由中国》采取什么行动，若如此，不仅保安司令部不好看，连整个台湾亦不好看”(15)。同时，要《自由中国》再发表一篇社论，换一种态度，说明自己只是监督不法，“并不反对经济管理与对办理人员之劳绩及操守廉洁”(16)，间接向保安司令部赔罪。但是雷震依旧固持己见，认为这是“违心之论”，心里很不情愿。经过陶希圣的劝告，知道“此事若不能了，则最后责任必落到雪公身上”，这才勉强同意了，要夏道平写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

　　这场风波以这种方式解决，本来可以就此了结。想不到雷震又节外生枝，利用胡适的影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刊出后，他刚好收到了胡适的一封信，以为可以用来泄愤，便未经与王世杰商量，刊登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上。胡适在信中说：他看到《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认为“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创办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不过就在他“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时，在新收到的4卷12期上，又看到了《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一文，发现这两文前后矛盾，怀疑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后来看到香港的《工商日报》，证实了自己的“猜想果然不错”。他“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没有言论自由，台湾不能没有言论自由，要求“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评，一来表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行为表示抗议”。

　　这封信刊出后，立刻在海外造成反响。美国合众社首先做了郑重报道，说“胡适之先生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最近发表一文，批评台湾保安队导人犯罪，不为当局所喜，被迫登报道歉，胡先生认为奇耻，特辞去社长之职，用作抗议。不料辞职书昨(星期六)在该报发表后，星期日便不准报贩发售”。接着，前民社党副主席李大明，也在美国《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他读到这条消息后，“不禁感慨万千，大家都知道胡先生是怎样的人，以胡先生对蒋那么亲热，以蒋先生对胡那么礼重，尚有此不幸之事件发生，此何独令胡先生失望，实令所有平素附蒋之所谓自由分子，亦感觉失望矣”。他还强调，“几年以来胡先生袒蒋，故信胡先生者亦多信蒋，而蒋竟得以借重胡先生以讲民主，以欺天下。今蒋不自珍爱，居然管制到胡先生的刊物，不许其有言论自由，则何怪胡先生毅然抗议，使天下皆知台湾之所谓民主究作何解也”(17)。

　　这让国民党一下子紧张起来。总统府秘书李士英、萧自诚接连打电话给雷震，“认为此信不应发表，第一要被共匪引用，第二国际上反应不好，因胡先生地位太大了”(18)。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也给雷震送来“以邮代电”，指斥雷震违反组织原则，不顾政府信誉，将胡适的私人信函公开刊布，“在国际上影响甚巨”，要雷震对案情提出答辩。杭立武还听到消息，说“有人做了报告给总裁”，“总裁十分震怒”。曾在中央改造委员会上垂询此事，“对雷震此举甚表痛绝”(19)。

　　事情发生时，王世杰适在病中。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认为这根本是意气用事，不顾台湾的现实处境。随即让罗家伦打电话给雷震，“嘱其转达三点”：“(一)(不应该)弄到胡先生与政府对立；(二)上次答应调停人以后不再写文章，为何此次未事前通知他们？在友谊上说不过去；(三)台湾今日风雨飘摇，受不起这个风浪。”(20)但是雷震不认为自己有错，连续给王世杰写了两封信，申辩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说：“我们发表胡先生这封信，是基于胡先生的意旨，胡先生要在本刊发表这封信，他未始不多方考虑他的立场。他的立场是不是与政府对立，有他过去的言论和今后的言论来证明。不是别人可以把他‘弄成’与政府对立的。”他最后表示，“我们认为：这封信的本身，不应构成什么风浪。如果政府对于这封信的发表不能宽容，因而起了什么风波，则这种风波是由政府造成的。因而，经不经得起这种风波，政府应该自己考虑，而不是我们的责任了”(21)。

　　王世杰看到这两封信，没有再多做表示。但回信的态度很冷淡，只简单地说：“两函悉诵，此事得失，杰不愿深论。病后尚未复原，亦不愿多所预闻，想能谅之。”但是他提醒雷震注意，“《自由中国》期刊，实际上系由兄及编辑诸公负责，胡先生久不愿意负责(海外来人屡传此信)，远居海外，对当地情形，自亦不尽了然，倘使胡先生因此刊纠纷而与政府发生裂痕，或使国际及一般中国社会发生误解，其责任将不能由胡先生负责之也”(22)。暗示雷震要做最坏的准备。

　　雷震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去找陈雪屏，“将《自由中国》事件详告”，说明自己发表胡适的信，不是故意和政府“怄气”，而是要“促进政府的改革”。但陈雪屏听了，同样也很反感，“认为发表此函，使目前困难局面益加困难，因毛邦初事件正在美国发展，此事此时演出，正供人以攻击之口实”。他责备雷震在发表胡适的信之前，为什么“不给雪艇一看，对三十余年老朋友不应如此云云”。(23)在这之后，杭立武又代表王世杰来找雷震，劝他不要再写文章，“以免再引起麻烦，而有严重后果，他们不能帮忙”，如此“关照再三”。(24)经过陈雪屏和杭立武的劝告，雷震终于冷静下来，决定“改变方针”，请王世杰的太太转告王世杰，他“今后一定终止此事”，对《自由中国》加以整改，“将社论改为国际文章，我的文章已腰斩不登，请雪公放心，我不会连累他”(25)。

　　但是无论他再怎样说，后果已经造成了。据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说，这件事发生后，王世杰对雷震已经产生了戒心。他经与罗家伦商量，决定由罗家伦出面写一封信给胡适，说明《自由中国》目前的情况。于是罗家伦在10月1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开头便说：“最近二三月来，我在良心上和道义上老是觉得欠先生一封信。”接着，便提到《自由中国》，说：“关于《自由中国》的事，先生站在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来说话，本是先生一贯的主张，大家是了解而敬佩的。不过这里面也有许多情形，尤其是个人的成分，不幸夹在里面，或者先生不知道——据我的愚见，以为此事已经和缓下去，并无什么了不得。只希望先生在各方面的言论行动不予人以口实或刺激，双方均不涉意气，共同顾全风雨飘摇的大局，则一切不成问题。”他还告诉胡适，以上这些，都是他与王世杰两人的共同意见。而作为胡适“忠实的老学生”，他自己还有个建议，那就是对于这件事，“先生目前最好不必过问”，“过几个月若是先生不能亲自到场来干，则在那时轻描淡写的脱离发行人的地位。‘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大概也是古人经验之谈”。

　　罗久芳说从这以后，王世杰、罗家伦、杭立武这些胡适的老朋友，《自由中国》的共同发起人，便对雷震敬而远之，“他们为了维护胡适作为国民党‘诤友’的地位，与《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关系，也不免渐渐疏远了”(26)。

　　雷震在日记里也证实了这一点。说经过这件事后，王世杰便一反常态，对他有所疏远，不愿意再介入《自由中国》的事务。还陆续有人告诉他，“说罗志希与王雪艇怕见我的面，生怕我连累他，他要我们改变态度”(27)。这种情况后来更加明显。有一天，他去王世杰家里，希望将“《自由中国》社近来遭遇和他谈谈”，请他向黄少谷解释一下，“并谓这是黄少谷的意思”。而王世杰则一再推脱，表示对“事务问题不愿过问，说话十分吞吞吐吐，闻之者殊不悦”。雷震的感觉是，“他的心境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自由中国》社事不愿沾边”(28)。

　　在这之后，他想请王世杰转告胡适，希望胡适在《自由中国》屡受围剿，处境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能多替《自由中国》说几句话，“在外面对本刊采取支持的态度”，王世杰又一口拒绝，表示“用不着”，说《自由中国》足以自己保护自己，“今日外面谁知道《自由中国》是雷儆寰在办？”(29)意谓大家都认为《自由中国》是“胡适的杂志”，《自由中国》对胡适的利用已经足够了。

　　实际还不只如此。1952年11月，胡适回台湾出席“国民大会”之前，王世杰为了照顾胡适的“安全”，还预先做了安排。他写信给胡适说，“兄此次抵台后，此间招呼可否即由兄三个高弟子——杨亮功、陈雪屏、罗志希代为办理？”有意将雷震排除在外。而雷震不了解底细，胡适回到台湾后，他几次想找机会与胡适详谈，征求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意见，被莫名其妙地挡在门外。

　　例如国民大会闭幕后，他约好了与胡适乘夜车去台南，结果他到了车站，“遍寻适之先生而不可得，车将开时，着人去车上一看，而适之先生早已入车矣”。他随车到了台南后，又再一次遭到冷遇。接待方根据“教育厅(陈雪屏)来电”，只知道“胡先生外有杨亮功及杨日旭”，不知道同来的还有雷震，早餐“只预备三个鸡蛋”(30)，雷震只好尴尬在一边。他请胡适给《自由中国》写篇文章，按时去钱思亮家里取稿，又被钱思亮教训了一番，“说胡先生昨夜写文章写到今晨六时，文章未交出来”，责备他太不通情理，“太不顾”一个“六十岁以外的老人”(31)。以至于胡适在台湾整整两个月，他竟“没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过”。

　　直到后来雷震才明白，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他才一再受到冷遇，被说成“不懂情理，不仅逼胡先生写了一晚，且于次晨去把他吵醒。又说台南之行，渠(胡适)极不愿我去，我一定要跟着去，所以发表消息，胡先生也不要将我发表在内”(32)。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断受人指责，遭到不少埋怨。11月29日，在陈香梅举行的午餐会上，“到者均提到《自由中国》昨日茶会胡先生发表之意见，认为我可以轻松一下，似乎有保镖人到来”。言外之意，就是胡适又被他利用了。还有人说“胡先生争取自由和称赞立法院监督”的讲演，也是他别有用心“提前告诉”胡适的。总之，“一切是非都是他搬弄的”，气得他“简直说不出话来”(33)。

　　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一次，而且情节更加激烈。

　　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时，正遇上立法院审议出版法修正案。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台湾的政治前途，雷震介绍《联合报》记者于衡去钱思亮家里，访问胡适对修正案的意见。这件事本来是前一天说好的，不料，于衡到了钱府，钱家却将胡适“保护”起来，不让工友开门，于衡一时口不择言，与工友吵了起来，骂工友是“奴才”。这句话被钱太太听见了，“出来放赖”，骂“新闻记者都不是好东西”，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雷震知道这件事后，赶去钱家劝解，“钱太太对于衡十分不高兴，认为他侮辱了她，说得很多，说于衡骂工友为奴才，骂钱公馆为铁幕”。第二天，雷震又接到胡适的信，责怪“于衡无理，对于衡太失望”。于衡听说胡适也偏袒钱家，气得也来找雷震评理，而“他所说与钱太太恰相反。他认为失言后已道歉，而钱太太放赖，不仅哭而且说吐血，他偷偷掀开痰盂一看，完全是一口吐痰，未含一点血”。于衡还当场发誓，“今后再不写胡先生的东西了”(34)。

　　以胡适的性格和政治经验，很难在政治对立中保持平衡，一面做“自由主义者”，一面当国民党的“发言人”

　　问题是，以胡适的性格和政治经验，很难在政治对立中保持平衡，一面做“自由主义者”，一面当国民党的“发言人”。特别是他一生好为人师，自以为很懂得政治，还传授给蒋介石“六字心法”，而在胡汉民、王世杰等人看来，他“对政治很多地方还是门外汉”(35)，这就更容易让他顾此失彼，不是得罪了国民党，就是得罪了自由派。而究竟是如何得罪的，自己又不明白(36)。以至于连《自由中国》内部，据说“私底下也都对胡有不满”；不理解雷震为什么对他如此爱戴，将台湾的希望“完全放在胡适的身上”，怀疑“这是雷先生所犯的最大错误”。(37)有人还在香港《新生力》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是“假自由主义者”。并且反问胡适：“你如果不承认是假自由主义者，请你拿出证据来。”(38)

　　因此，胡适每次回台湾出席国民大会，都会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还是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39)从《胡适日记》中看，他每逢遇到与台湾有关的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总是写信回台湾，征求“忠实的老学生”、老同事的意见，王世杰尤其是他政治上的向导。如1952年8月，牛津大学请他去学校任教，他便“很感觉迟疑”，“将Duds原信及我的回信抄本，都寄给外交部长叶公超，请他同王雪艇、罗志希商量，如必要时，可问总统蒋公的意见”(40)。最后还是听从王世杰的意见，将这件事“婉言谢绝”了。《胡适日记》里还收有一封毛子水的信，劝他“《时与潮》的谈话，以不发表为好”，“若发表非特无益，恐适足为一班偏激的人所利用”。胡适在信后批有：“此谈话没有发表。”

　　如果遇到了大事，更要他这些老学生、老同事提心吊胆，替他从长计议，做到既不得罪蒋介石，也能获得自由派的谅解。例如他对蒋介石三次连任总统，本来很不赞成，反对蒋介石私心自用，践踏“中华民国”的宪法。曾在《自立晚报》上发表谈话，“谓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转移政权之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有一天，在陈诚家里吃饭，还借机“大发酒疯”，说国民大会“不可修宪，蒋先生此次也不可再为总统候选人，致遭违宪之责难”。(41)但是经过王世杰和陈诚两人的“疏解”，他很快“承认了现实”，同意“不发表谈论，不见新闻记者”。照常出席国民大会，参加总统副总统选举。陈雪屏一时不放心，“打电话给他，怕他发什么宣言，他未待对方说完，即表示绝无此事”(42)。他还对《自由中国》“反修宪专号”上市后反响强烈，不断“再版，三版，极为忧虑”，告诫雷震“反对三任是没有希望的事”，继续下去只会被人利用，“杀君马者道旁儿”(43)。

　　“雷震案”发生时，胡适正在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会议。他对这件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事，又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对“返台后应取之态度，颇有犹豫不决之状”。为了观察事态的发展，他以医治牙病为借口，将回程延后了一个月。当时王世杰适在美国筹办台北故宫藏品的展览，与他相见之下，发现他对“雷震案之愤激”，超出自己“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立刻紧张起来，两次提醒胡适，他现在的身份十分敏感，回台湾后的一言一行都是海内外瞩目的焦点，决不可以轻易表态。还要他顾全大局，今后只宜“注意其提倡科学，不可轻易放弃其最近两年来在此一方面努力之成果，至于政治问题，尽可继续为政府之诤友，不可改变其二十年之一贯态度”(44)。

　　胡适确定了回程的航班后，王世杰怕他一时冲动，在报刊记者的追问和诱导下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来，令蒋介石父子难堪，又电请陈雪屏、李济、杨亮功等人预做安排，避免胡适抵达台湾机场后，有与新闻记者接触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45)。于是，陈雪屏、李济等人经过商量，决定派毛子水去日本，陪胡适一起回台湾，“在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46)。而蒋介石也不愿与胡适对立。他特别给“驻日大使”张厉生发了一封密电，要张厉生在胡适于日本转机时，留胡适多住几天，让毛子水有机会向胡适解释政府的难处，说服胡适在发表谈话时，尽管回避《自由中国》的问题。

　　但是他身份太敏感，地位太重要了。无论在美国还是台湾，都会遇到太多的问题。连一些意想不到的谈话，都可能惹出很大的麻烦(47)。总是靠这种方法处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一久，胡适自己不堪负重，别人也会不胜其扰。特别是1957年以后，台湾岛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社会对立严峻，不断发生各种政治事件，如“李万居事件”、“倪师坛事件”、“孙秋源事件”、“中国文学史事件”以及“雷震案”等等。而每有事情发生，当事人几乎都会向他求助，将他当作“真理与正义”之所在。甚至在香港和大陆发生的事，也有媒体找上门来，要他及时做出表态。这都需要他不断写信回台湾，反复问计。而这在台湾戒严时代，给他自己也给别人都带来许多麻烦。所以早在50年代初期，他应该回台湾还是继续留在美国，就一直是他的老学生、老同事、老朋友经常争论的问题。

　　张佛泉认为胡适最好还是回台湾，长期留在美国，会被美国人看作台湾的“说客”，也就是蒋廷黻所说的国民党的“发言人”，伤害他一生的名誉。雷震当然更希望胡适回台湾，“站出来组党”，领导“自由中国运动”。王世杰则持中间立场，认为“并不一定要他回来，只要他答应领导就可以了”(48)。但是端木恺、胡秋原人都“甚不赞成适之先生返国”(49)，认为胡适一回台湾，就会成为蒋介石的“人质”，失去说话的自由。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称病不出，以免和政府弄僵，此地不好住下去，而又不能出国”(50)。即便是为了组织反对党考虑，胡适也应该留在美国。因为“在海外组反对党才有办法，在国内组反对党则不许可”(51)。相反，如果反对党能“在海外做得有声有色，台湾自然可以响应”(52)。雷震还为这件事征求过张厉生的意见，张厉生表示，“胡先生可以回来短期住在此地，不可太久，他是爱政府、爱国家，但看事角度不同，可能引起误会”(53)。

　　因此，1958年4月，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为自己第三次连任清除障碍，请胡适回台湾接任“中研院”院长时，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认为他就任了院长后，也就失去了自由，再“无法讲话，他如果再讲话，人家必视之为吴国桢，对其行动感到可惜”。杜衡之在《自由人》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责备他不应就任院长”，为蒋介石服务。黄少谷还透露说，胡适这次受蒋介石利诱，同意做“中研院”院长，完全是被蒋介石利用了，“其目的是把他捧到高高在上，然后打击民主人士，且为三任铺路”(54)。所以当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做第三任总统后，很多人都希望他不要再回台湾，认为“蒋先生如三任则是伪朝，胡先生不能事伪朝”(55)。

　　这些争论都说明了他一旦回台湾定居，在国民党政府和“自由派”之间，势必陷入两难的境地，既无法彻底面对蒋介石，也无法诚实地面对“自由派”，很难再以自己的“双重身份”左右逢源，与台湾的政治环境保持距离。甚至自以为在做“自由主义者”，而实际上受人驱使，被卷入国民党的政争里面，令人产生“陈诚利用胡适，胡适利用雷震”(56)的观感。这对他一生的人格，也构成了严峻的考验。果然，他回台湾不久，就开始让自由派分子感到失望，对他“返国后的言论，只说反共，不说当前问题，甚不满意”(57)。当时胡秋原为了帮他摆脱困境，曾给他提供了三条路：“第一，大有一番作为，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专研究学术，不谈时事；第三，拥护陈诚，跟着走走。这是下策，读书人不愿为也。”(58)但是这三条路，都不是他“二十年之一贯态度。”

　　1959年11月，他在《自由中国》创办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提醒自由派分子：我们尽可以争取言论自由，但“言论所以必须有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是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错的”。他说他的这些话，“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这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存有一种容忍的态度”。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引起殷海光等人的不满，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容易容忍，有权有势的人容忍很难”。意谓他的这些话讲错了地方，应该先讲给“有权有势的人听”。傅正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台湾“自由派”最大的错误，就是对胡适期待太高，不理解胡适与国民党集团的关系，这影响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有关这些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谈。

　　①②③《顾维钧回忆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页；第11册，第225页；第8册，第56页。

　　④《雷震全集》第35卷，第77页。

　　⑤周宏涛：《蒋公与我》，台湾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47页。

　　⑥⑦《雷震全集》第34卷，第165页；第171页。

　　⑧《王世杰日记》第6册，第360页。

　　⑨⑩(11)(12)(13)《雷震全集》第33卷，第110页；第38卷，第79页；第34卷，第7页；第32卷，第187页；第180页。

　　(14)黄少谷是当时行政院秘书长。陶希圣因为是“立法委员”，没有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在党内兼任重要职务，任“中央宣传督导会报”的负责人，是主持国民党宣传事务的最高负责人。

　　(15)(16)(17)《雷震全集》第32卷，第111页；第109页；《胡适致雷震》附录，《雷震全集》第30卷，第169页。

　　(18)《雷震全集》第33卷，第150页。

　　(19)周宏涛：《蒋公与我》，第345页。

　　(20)(21)(22)(23)(24)(25)《雷震全集》第33卷，第151页；第30卷，第162页；第163-164页；第33卷，第156页；第171页；第175页。

　　(26)《罗家伦与张维桢》，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雷震全集》第35卷，第147页；第40卷，第89页；第39卷，第261页；第34卷，第179页；第178页；第35卷，第18页；第39卷，第269-270页；第35卷，第272页；第40卷，第23页；第39卷，第165页；第35卷，第228页。

　　(39)(40)《胡适日记全编》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第245页。

　　(41)《王世杰日记》第6册，第358页。

　　(42)(43)《雷震全集》第40卷，第262页；第270页。

　　(44)《王世杰日记》第6册，第413-414页。

　　(45)(46)常胜君：《三十年前“夜访胡适谈三事”追忆》，《传记文学》第58卷，第1期。

　　(47)例如1957年9月，他有一次在美国讲演，有人问他对大陆“大鸣大放”的看法，他由于没有借题发挥，将这件事说成“是台湾所鼓励与支持”的，是台湾反攻大陆的成果，便让台湾政府“很不满意”。

　　(48)(49)(50)(51)(52)(53)(54)(55)(56)(57)(58)《雷震全集》第32卷，第17页；第39卷，第297页；第40卷，第256页；第38卷，第334页；第40卷，第25页；第35卷，第258页；第267页；第223页；第39卷，第22页；第418页；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