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茨现象学社会学思想的形成
现代世界，社会科学新思想体系的构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其他学者、其他领域思想的借鉴与融合。这一点，在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形成过程中，体现得尤其充分。舒茨的最突出学术成就是发展了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哲学，被公认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在他的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亨利·柏格森和埃德蒙德·胡塞尔两位大家的思想启示、推动和帮助显得至关重要。
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接力助推
舒茨出生于奥地利，曾在维也纳大学修读法律与社会科学。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的间歇，舒茨偶然接触到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理论，深受启发，并由此开启他的现象学社会学构建之旅。
但舒茨很快就敏锐地觉察到，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并没有真正说明行动如何获得意义，或行动者彼此如何获得理解，其对于“意义”的理解和探析是相当隐讳和粗糙的。在人类行动“意义”的阐释中，韦伯对于“意义脉络”、“动机”、“行动”、“行为”等关键性概念，均欠缺较为深入的学理辨析。在略显遗憾和失望之余，带着“探寻生活世界之清晰意义结构”的学术追求和抱负，舒茨走向了柏格森，从其生命哲学得到进一步的思想启迪。
柏格森继承并发展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并把它进一步生物学化。他断言，宇宙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一种“生命之流”，即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惫的生命冲动。“有一股连续的流，我们见到的任何流都无法与它比较，这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个状态既预示着以后，又包含着以往。”面对人的生命冲动的绵延，理性、科学的理智均无能为力，它们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作为假象的自然知识。“用概念去把握纯粹运动性的实在，就如用一个空网去打捞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一样，其结果只能是把实在的真正本质——绵延放过去了。”只有依赖主观而又坚硬的直觉，才能认识人的本质，才能看清“那绵延不可分的活泼的无拘无束的深层的自我”。
柏格森反对科学上的机械论和心理学上的决定论，主张走向主体的生命活力与普遍之爱，其所折射出的反传统理性主义的态度和理论初衷深刻影响了舒茨。舒茨坚信，从柏格森关于“生命之流”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论证中，能够找到阐释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的逻辑基点。
但舒茨也理性地指出，柏格森把精神与物质绝对地对立起来，过分迷信直觉主义的体验论，缺失一个坚实而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只剩光秃秃的直感”，其方法（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哲学方法是不相容的。也正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这一缺陷，将舒茨推向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在自己的理论构建中完成了重要的跨跃。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理论又成为舒茨理论从韦伯理解社会学走向胡塞尔现象学的过渡的桥梁——“柏格森之桥”。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成全
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支撑。经过“柏格森之桥”的过渡，最终在胡塞尔那里，舒茨获得了构建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最为有力和重要”的方法论工具。
胡塞尔称他的现象学为“先验现象学”或“纯粹现象学”，其任务在于批判有关真理的各种谬论，为人类贡献永世不移的绝对真理，掀起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以拯救科学的危机。他称，哲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主义者所认为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感觉经验，而是“先验的自我意识”或“纯粹意识”。要从变化万千的纯粹意识中去探寻隐秘其间的固定本质或绝对真理，只能求助于“本质的还原法”。“如果不能领会这种‘还原’的意义，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本质还原，强调从个人具体经验迈向经验的本质结构，“直面事物本身”，透过“混乱如麻”的经验表象，精准、细致地探析“现象本质”。“运用现象描述研究意识本质结构（即意识的‘意义’），既避开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的自然主义幽灵，又走出了‘精神科学’中的历史相对主义的误区。”
舒茨敏锐地洞察到了胡塞尔现象学“本质还原法”的方法论价值和意义，将其运用于社会学领域，促成了“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真正相遇”。至此，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思想的核心体系终于建构完成。
综上，舒茨理论体系的发育、形成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多重思想滋养。当然，这也离不开舒茨本人的自我敏感、自觉吸取和恰如其分地为我所用。尤其是，他从不是简单“拿来”，而是在吸收的同时保持敏锐的审视，能够深刻发现那些思想巨擘的不足，并由此进一步寻找前进方向和思想滋养，从而能一次次完成自我的提升和跨跃。这一点，对后来的学术远大抱负者或有更大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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