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晓庄师范学校
陶行知与晓庄师范学校
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1891 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自主创新。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 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 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 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 。推行平民教育。
二十年代中后期，在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多年以后，陶行知逐渐认识到美国的教育模式并不适于解决中国乡 村的贫穷和落后，因此，他决然放弃了都市化和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与少数知识界精英一起将视线由城市转向 农村，开始更具现实意义的乡村建设工作。按其设想，他选择了南京城郊设立了一所试验学校——晓庄师范。
1928年3月11日，晓庄师范正式成立。与民国时期其他学校相比，晓庄有许多独特之处：其经费来源全部为 民间捐赠；校舍由师生自
己参与建筑，且名称新颖，如犁宫（大礼堂）、书呆子莫来馆（图书馆）等；教学内 容则包括师生共同开荒种地、烧饭、盖草房、说书、演戏、办民校等„„，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开创了乡村教 育的新模式，使时人为之耳目一新，前往参观者不绝于途，冯玉祥、吴稚晖，甚至蒋介石、宋美龄等军政要员 也前往考察。1929年下半年，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教授在参观晓庄之后，将陶行 知在晓庄的实验作为超出杜威的事物而大加褒扬，（注：《陶行知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 、第451页。）终使陶行知及晓庄实验斐声海内外。
在晓庄实验取得成功的同时，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生活教育论也得到了发展与完善。1928年，在办 晓庄之前，陶行知首先否定了乃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 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 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 时所找出来的新路。„„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方向是 ‘生活即教育’”。（注：《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接着，他又提出：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注：《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404页。）由“劳力上 劳心”得出的结论是“行——知——行”的认识论，即为生活教育理论得以确立的前提。
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论，包括三大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显然，他是以中国现 代社会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十余年从事平教、乡建工作的经验为依据，以前人的哲学成果为借鉴，在大胆推 翻传统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式教育体系。
当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虽以反杜威的面目出现，但不可否认其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仍存在着不可 分割的密切联系，诸如，他们都大力提倡在中国普及幼稚园、猛烈抨击传统教育的缺陷、提倡教育的实用主义 （陶行知曾将生活教育称为“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等，甚至某些细节上也有相似之处，如陶行知的“小先 生”设计风靡全国，而杜威在其演讲中提出的建议是：教师“派聪明的学生当他的助教，公开安排他们帮助较 慢的学生”。（注：杜威：《在华演讲录》，《陶行知个案》，第195页。）陶行知自己也承认：“没有‘教育 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注：《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396页。）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割裂杜威与陶行知固有的师徒关系，单纯地去研究陶行知及晓庄 师范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休伯特·布朗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称作是“杜威教育哲学的 中国型”，自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