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新进展

作者：张培丽

学习论坛 2014年12期

　　根据我国历年对中国经济学热点排名统计，2013年，“三农”问题研究较去年上升一位，排在第二位，凸显了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往年类似，2013年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仍然主要采用实地调研和统计分析的实证分析方法，就城镇化、农村金融、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但研究内容明显更为微观化。

　　一、城镇化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四化”协调和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2013年关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明显增多和深化，重点对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和新型城镇化道路设计进行了探讨。

　　(一)城镇化的质量

　　近年，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较快，但也出现了土地城市化速度过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缓慢等城镇化质量不高等问题。

　　(1)城镇土地使用效率低下。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指出，城镇化面临一系列挑战，特别是现有土地制度方面的掣肘，导致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土地供应不足，政府过分依赖卖地收入，助推了高房价，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激化[1]。苏红键等认为，从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口现状来看，对大部分城市来说，当前面临的更普遍更严重的问题不是拥挤效应产生的城市病，而是城镇土地粗放扩张引起的土地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2]。

　　(2)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缓慢。张国胜等指出，由于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巨额的资金需求不但影响了相关利益主体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抉择，而且造成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步履维艰。较之于农民工强烈的市民化诉求而言，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体推进速度仍然十分缓慢[3]。

　　(二)推进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为切实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城镇化质量，学界关于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以厘清影响城镇化的内在机制。

　　(1)土地制度。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指出，我国城乡分割的、高度计划的土地管理制度，引发了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下降、农村土地闲置状况严重、农地质量下降影响粮食安全、土地财政问题突出、土地征用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4]。

　　(2)国际贸易。章元等指出，余粮率和粮食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国际贸易总体上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但其中谷物贸易和非谷物贸易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不同，前者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后者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谷物净进口因放松了国内余粮率对城市化水平的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化[5]。

　　(3)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武力超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多样化对城市人口集聚起到正面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规模和绩效提升均促进城市人口集聚。这主要是因为金融服务多样化作为金融创新的主要形式，使得城市商业银行能够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为城市经济建设活动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城市经济系统的生产效率，并且有利于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吸引城市移民，促进城市人口集聚[6]。

　　(4)资本的空间生产。朱江丽指出，新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空间生产的进步性与城市化发展的内在需求相一致，构成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加速推动了城市化发展。资本全球性空间生产对我国城市化既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忽视了城市化“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等负面影响，表现出“双刃剑”效应[7]。

　　(三)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设计

　　(1)构建快速、有效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张国胜等指出，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才形成了目前矫正权利缺失与劳动贬值的资金需求，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此，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摊机制。基于公平正义的逻辑内涵与可行性的操作原则，社会成本分摊机制的构建思路一方面需要通过“内部化”的机制变革尽可能使经济行为主体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承担各自应该承担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费用最小化”的过程中推动公共财政承担不能内部化的外部成本[8]。

　　(2)城乡互动推动就地城镇化。刘文勇等指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而守地式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就需要发展立足于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分工合作的层次[9]。

　　(3)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黄祖辉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迅速，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却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协调，这既有体制与发展战略偏差等方面的原因，又与所处发展阶段有关，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思路在于：一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二是扭转城镇化发展偏差，加快中小城市发展；三是注重内源驱动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四是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五是优化“三化”发展政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10]。

　　(4)协调推进一揽子配套改革。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防止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切实增加建设用地供给，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实现人的城镇化和市民化。为此，应采取一揽子配套改革措施：一是建设用地按土地当量在全国范围内占补平衡，切实增加土地供给；二是转变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合理扩大农业开放；三是改革财税制度，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体系；四是对城市政府适度举债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五是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作用；六是统筹考虑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等[11]。

　　(5)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苏红键等基于最优城市人口密度的观点指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应当在最优城市人口密度标准下协调推进。目前我国节地潜力巨大，通过加强二手地再开发和节约用地促进土地挖潜，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是可行的。未来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避免以往城镇土地粗放扩张的模式，主要可以从加强土地挖潜、提高城市人口吸纳能力、建设紧凑型城镇三方面出发，推进集约型城镇化[12]。

　　(6)采取适当进口粮食的政策促进城市化。章元等指出，考虑到谷物净进口可以促进城市化，在支持粮食生产或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采取适当进口粮食的政策，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13]。

　　二、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问题仍然是2013年学界研究的重点，但关注重点从农户借贷和需求行为转向了农村金融环境和绩效，并提出了化解农村金融排斥和信贷配给的新思路。

　　(一)农村金融环境和绩效

　　(1)农户受到严重的金融排斥。王修华等指出，我国农户在储蓄、信贷两个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信贷排斥尤为严重。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户受到更严重的金融排斥[14]。蓝虹等认为，目前农村金融排斥已十分严重，极大地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原因是政府出台的化解政策无法解决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服务与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矛盾[15]。

　　(2)农村金融负投资问题仍然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大型商业银行大量从农村地区撤出分支机构，以及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过低的存贷比例，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金融负投资。王曙光等指出，农村金融负投资现象加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信贷资源在区域上的非均衡分布、农民受家庭财产和抵押物约束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的经营成本和系统性风险高而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意愿下降。这种农村金融负投资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16]。

　　(3)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存在挤出效应。许月丽等指出，在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由于非正规金融在利用社会资本鉴别借款人类型方面存在优势，从而吸收更多高质量借款人，迫使正规金融减少放贷对象的数量，非正规金融发展对正规金融具有挤出效应[17]。

　　(4)单位交易成本：村镇银行较低，邮储银行最高。李永平等构建了农村金融机构交易费用指标评价体系，以山东省为例，对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交易费用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就向农户提供信贷的单位交易成本而言，村镇银行相对较低，邮储银行最高，小额贷款公司则在降低管理型交易费用方面体现了自身独特优势[18]。

　　(5)农户收入影响农户金融行为。林光华指出，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风险存在差异，其中农业户所面临的收入风险最高，非农户其次，非农兼业户和农业兼业户收入风险较低。由于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风险不同，导致其预防性储蓄的强度不同，农业户预防性储蓄远高于其他类型农户，前者约占其总储蓄的13%～20%，后者预防性储蓄仅占3%左右[19]。徐丽鹤等认为，正规金融信贷约束和高收入阶层直接影响农户的私人借贷利率高低，当农户向民间金融市场寻求融资时，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户将支付较高的利率。低收入群体由于社会资本较少，在向高收入群体借贷时需支付较高利率[20]。

　　(二)化解农村金融排斥和信贷配给问题的思路

　　(1)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王修华等认为，应立足于金融发展战略高度，构建包容性农村金融体系，给农村居民以平等参与金融和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从制度层面破解农户金融排斥问题[21]。

　　(2)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张三峰等认为，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改变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信用评级的农户在需要贷款时会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评级授信有助于农户从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在整体上缓解了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问题[22]。张三峰等还指出，信用评级降低了农户与农村信用社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约束，表明信用评级制度在缓解农户融资难问题上能发挥积极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用评级对农户创业也有正向影响[23]。周群力等指出，信用评级促进了从农户依靠非正规金融向依靠正规金融的转型[24]。

　　(3)以股份制为方向推进农信社改革。李广子等通过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绩效的对比发现，与股份合作制相比，股份制模式有助于形成更为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后续的农信社改革应该以股份制为方向，通过股份制改造提升农信社的运行效率[25]。

　　(4)推动农村利率市场化。许月丽等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扩大利率浮动范围将使正规金融可以减少社会资本利用成本以及借款人质量降低带来的风险损失，从而激励农村正规金融向农村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应成为阻碍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的理由[26]。

　　(5)发展农业产业链融资。刘西川等认为，中国农业产业链融资模式是借助产业链上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内嵌保险元素、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与农户小额信贷相比具有显著优势，是农业规模化程度较高地区解决农业融资和小农户融资难问题的新途径[27]。

　　(6)发展金融联结。金融联结是指银行向乡村中介支付佣金，并委托后者从事客户筛选、贷款监督和贷款回收等相关业务的农贷模式。米运生等指出，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甄别、监督、合约执行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是金融联结的正向激励，农村市场内生的低固定成本和市场势力促进了金融联结；正规金融机构因处理系统性风险而产生的低成本是其参与金融联结的主要优势。金融联结是一种有效整合局部知识和分散信息的模式，能够对长期以来中国在金融体系、联保贷款和信用建设等诸多领域的农村金融发展和改革产生积极作用[28]。

　　(7)大力推动林业碳汇项目发展。蓝虹等认为，发展林业碳汇交易是化解农村金融排斥的创新模式，能够引导资金回流农村，促进金融机构在支持林业碳汇交易的同时实现自身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从而有效、持久地化解农村金融排斥[29]。

　　三、农村土地制度

　　与之前的研究不同，2013年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视角从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和形式转向了对农村土地调整过程和农户行为的关注，并从这些角度相应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建议。

　　(一)农村土地调整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一直沿着稳定地权、增强农民信心的方向前进，并坚持与整体经济改革一致的市场化取向，但是土地调整仍然是当前中国农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30]。因此，学者们对农村土地调整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1)农村土地调整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一是土地调整的频率逐步减缓。丰雷等指出，经历了1995-1996年和1998-1999年两轮承包及土地调整的高峰期后，相当一部分村不再调整土地，土地调整的频率逐步减缓[31]。二是土地调整的省市差异显著。丰雷等指出，分田到户以来和两轮承包后土地调整最少的省份是贵州、广西和云南，江西、山东和湖南调整较多。吉林、安徽、黑龙江和河北，分田到户以来调整相对较多，但两轮承包后土地调整相对较少。此外，不同地理特征区域的土地调整也存在显著差异，平原地区土地调整最多，丘陵地区次之，山区最少[32]。三是支持不调整的农户比例高。丰雷等还指出，尽管农民对中央“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是明确表示“支持”的比例显著高于“反对”的比例[33]。四是土地调整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不确定。田传浩等指出，土地调整一方面会增加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数量，另一方面会降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质量，无法简单地评价其对农地租赁市场是促进还是阻碍。从长期来看，土地调整的减少可能同时有利于农地租赁市场交易数量的增加和交易质量的提升[34]。

　　(2)农村土地调整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土地流转带来农村阶层结构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田先红等认为，农民已经分化为离农户阶层、兼业户阶层和纯农户阶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基层政治精英阶层和大户(资本)阶层获利尤多，农民尤其是纯农户被进一步边缘化。农地大规模流转之后，原先由离农户、兼业户和纯农户等阶层构成的多样化阶层体系转变为由大户阶层和雇农阶层主导的封闭性、单一化阶层体系[35]。二是禁止土地调整的制度缺乏对女性的保障。田传浩等指出，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虽然没有显性的性别歧视，但是由于其缺乏性别视角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对女性的土地权利进行有效保障。在实施禁止土地调整政策的村庄，女性拥有更少的土地[36]。

　　(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除了少量学者继续探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外[37]，学者们主要围绕农村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1)建立健全农地规模流转相关配套制度。田先红等指出，如果弃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和权力关系格局因素于不顾，而妄谈完整、清晰的农地产权，实际上并没有抓住地权配置问题的根本。与其将精力耗费在明晰土地产权上面，不如设法制定一系列更为完善的协调阶层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好地确保弱势阶层在地权配置中的收益能力。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健全农地规模流转相关配套制度(比如奖惩考核制度、补贴制度等)，使各地农地规模流转有序进行，避免盲目跟风。同时，在流转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特别是纯农户的意愿)，禁止激进的农地大规模流转行为[38]。

　　(2)进一步推进稳定地权和增强农民信心的市场取向改革。丰雷等指出，进一步稳定地权和增强农民信心的市场取向改革仍然是未来的主要方向，也是大势所趋。因此，进行土地确权，发放合法且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同时实施配套制度改革(如农地产权转让登记制度、解决土地纠纷的农村土地法庭制度的建立等)，将有助于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减少土地调整，增进地权稳定性[39]。

　　(3)鼓励地方农地制度创新。丰雷等指出，除了中央主导的市场取向的农地制度改革外，还应鼓励地方制度创新，给农民更多选择，让其有机会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40]。

　　四、农业现代化

　　2013年，学者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研究突破了之前对农业现代化特征等的粗线条描述，转向对农业效率和现代农业主体的深层次研究。

　　(一)农业效率

　　1.农业效率状况

　　学者们对我国当前农业效率的现状，概括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1)农业技术效率低下。彭代彦等测算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总体水平不高，普遍存在着技术非效率性[41]。钱丽等将农业碳排放量纳入农业生产效率研究框架，测算后也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技术效率低下是制约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42]。刘天军等以猕猴桃生产农户为样本分析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后指出，样本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呈偏态分布，其均值只有74.72%，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43]。张乐等也指出，递减的技术效率阻碍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44]。薛彩霞等基于对退耕还林农户的分析发现，退耕还林农户的林地生产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5]。赵建梅等通过对农业兼业经营条件下农户生产效率的测算得出，样本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71.49%，平均规模效率达到85%，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46]。

　　(2)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彭代彦等指出，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态势，但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表明我国的农业增长仍属粗放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47]。张乐等也指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5.12%，但增长速率逐年递减，年均减少0.66%[48]。

　　(3)农业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彭代彦等指出，农业技术效率地区差异明显，尤其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较低，提升空间较大[49]。钱丽等也指出，各省份、三大地区间农业效率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有60%的省份农业资源利用模式为低经济效率型，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50]。周曙东等以花生种植户为样本分析认为，全国花生生产区生产技术效率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从高到低依次是：黄淮海花生区、长江流域春夏花生交作区、东北早熟花生区、云贵高原花生区、南方春秋两熟花生区和黄土高原花生区[51]。张乐等还指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南地区拥有最高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但是其拥有最高的配置效率的同时，规模效率增长率最低，这使得西南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十分有限。华东地区和华南华中地区拥有适中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低的地区。其中东北地区是全国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地区来源[52]。

　　2.农业效率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将影响农业效率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要素配置。张乐等指出，配置效率增长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配置效率变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年均贡献8.37%，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时，更应把握资源配置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53]。赵建梅等指出，来自需求方的信贷约束显著制约了农户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54]。彭代彦等指出，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老龄化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女性化则显著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55]。

　　(2)教育水平。学者们对于教育对农业效率的影响存在不同意见。刘天军等指出，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关键技术均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56]。彭代彦等也指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是必要的。[57]。但钱丽等的研究却发现，农田抗灾能力、农村用电量和研发经费的提高对全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而基础教育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农村金融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58]。

　　(3)农户收入多元化。赵建梅等指出，农户收入多元化程度较高和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都有利于农户提高规模效率，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却不显著[59]。但是，刘天军等却认为，非农就业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效率有负向影响[60]。

　　(4)经营规模。刘天军等指出，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经营规模扩大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影响，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张能提升农户生产效率[61]。周曙东等也指出，农户种植年数、是否生产示范户、种植规模、参加培训的次数和商品率对技术效率都有正向效应[62]。但是张乐等却指出，规模扩张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规模扩张并非都是最优选择，在促进农业技术与技术创新时，应考虑适宜的规模程度和所拥有的技术的使用效率，防止无效的规模扩张和资源浪费[63]。

　　(二)现代农业

　　1.现代农业主体

　　2013年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学界关注现代农业主体培养问题，可能的主体主要包括：

　　(1)家庭农场。高强等指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它可以将传统农民转型升级为职业化、专业化的法人农民，是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64]。陈纪平对试图以其他农业主体代替家庭农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国内存在不少不顾现实中家庭农场普遍存在的事实，或者简单地使用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或者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分工理论，倡导以现代企业组织(firm)代替家庭农场(family firm)为核心内容的农业规模化、产业化。这种缺乏内在逻辑与外在经验一致性的理论判断如果转化为经济政策，难免会对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不良影响[65]。

　　(2)多主体。郭庆海指出，现阶段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三种类型。家庭农场代表着未来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方向，但它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进程，要在这个进程中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尺度；要注重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发展，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内涵式发展。农业企业应主要从事耕地以外的经营，要高度重视非农民主体进入农地经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66]。于亢亢等指出，要根据《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划分的重点推进、率先实现和稳步发展三大现代农业区域，确立不同的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发展的主导思路。重点推进区域的主导思路是“大户带动，规范企业”；率先实现区域的主导思路是“链式合作，网络辐射”；稳定发展区域的主导思路是“政府主导，合作社辅助”[67]。

　　(3)职业农民。杨继瑞等指出，回归农民职业属性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够保障发展现代农业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民职业是社会分工的必然抉择，回归农民职业属性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再现。职业农民是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68]。

　　2.现代农业组织模式

　　在现代农业组织模式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肯定，农业合作社参与的组织方式在提高农民收入和提高质量安全等方面，较其他组织模式更具有优越性。

　　(1)“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优于“公司+农户”模式。李英等基于质量安全视角对稻农的生产组织模式进行分析后发现，“专业合作社+稻农”模式优于“公司+稻农”模式，“公司+稻农”模式优于“市场+稻农”模式[69]。在重点推进区域，“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降低了分散经营的成本，而“公司+农户”或“公司”模式则会侵占传统承包户的利益甚至取而代之[70]。

　　(2)“农户自办合作社，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的模式更有利于农户福利增进。苑鹏探讨了四种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认为，如果政府扶持合作社的首选目标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农户的市场地位，那么扶持的重点应当是农户自办的合作社，以及以农户为投资主体的加工企业。只有这样，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农户，其福利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增进[71]。

　　3.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对于如何加快农业现代化，学者们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曾福生等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三化”发展失衡明显，农业现代化是“三化”中的“短腿”和“三化”协调发展的瓶颈，农业科技和政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因素，有利于解决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推进“三化”协调发展[72]。杨承训等指出，生态运行规律、农业生态规律和人类生活质量需求不断提升、扩展规律的倒逼机制，迫使我们进行以高端生态农业为主旋律的农业产业革命。高端生态农业的发育与成熟主要依托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化解其行进中的各种难结和认知障碍[73]。

　　(2)完善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张士杰等指出，集体经济有利于促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基本的现实条件；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以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在建设现代农业中的推广和应用。要建设现代农业，应该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下，重视集体统一经营[74]。

　　(3)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钟勉指出，加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的建设是新阶段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基础条件，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三化”联动的现实途径[75]。

　　五、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

　　(一)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

　　1.农户种粮积极性

　　种粮户是粮食生产的微观基础，把握现阶段农民种粮行为的基本特征，是持续调动种粮积极性和促进粮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76]。为此，学者们从农户的微观视角探讨了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

　　(1)种粮效益。罗丹等通过调查指出，如果不将家庭用工计入成本，农户的种粮效益并不低。制约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单个经营主体的绝对收益低下[77]。星焱等也指出，种粮收益和预期种粮收益提高，增加了农民粮食生产上的精耕细作程度或者物质投入，在粮食增产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二者对玉米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的作用尤为突出；限于收益水平长期较低等因素，预期种粮收益对小麦单产提高的作用相对较弱[78]。

　　(2)农业补贴。钟春平等指出，补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农业收入补贴和价格补贴能改变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劳动供给，但是农产品价格过低，补贴水平跟不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速度，影响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农户投入行为没有太大改善[79]。

　　(3)粮食价格。吕开宇等指出，粮食价格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种植不同农产品的农户，对粮食价格变化具有不同的反应，如主要种植小麦和水稻的农户，由于遵循传统的生产方式，即使粮食价格波动，也不轻易调整种植面积或改变投入水平，而由于国内大豆和玉米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紧密联动，玉米价格波动，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玉米种植户均会调整玉米播种面积；二是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会影响农民种粮行为；三是贫困户在生产方面表现得更为“谨小慎微”；四是不同地区的农户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反应会因不同地区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区域特点、种植习惯、种植制度和自身粮食可获性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80]。

　　(4)农户的个体差异。李明贤等指出，农村劳动力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务农务工经验对其种粮意愿有明显影响，年龄大、担任村干部、务农年限长、种粮收益评价高的农村劳动力种粮意愿较强；男性、文化程度高、有外出打工经历、种粮成本评价高的农村劳动力种粮意愿较弱；身体状况及粮食补贴评价对农村劳动力种粮意愿影响不显著；未务农者、兼业务农者的种粮意愿较弱[81]。

　　2.非农就业和劳动力外流

　　肖卫等指出，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部门流动并不妨碍粮食产量增加[82]。王跃梅等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区域差异，认为粮食主销区经济发达、非农就业机会多且收益高，种粮比较利益更显低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生产能力下降，同时主销区复种指数下降，这都减少了主销区粮食产量。粮食主产区生产内卷化(过密化)严重，劳动力外流对此起到了疏解作用，同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冲抵了劳动力外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主产区粮食产出持续上升，弥补了主销区粮食产出的下降，保证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水平不降反升[83]。林坚等指出，在以河南省为代表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相对较少的劳动力投入需求和易于实施机械化的特点与非农就业收入的投资效应相结合，使农户非农就业与其粮食生产之间产生较强的互补性。粮食生产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及其与非农就业之间存在的互补性，使农户粮食生产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84]。

　　3.财政支农与生产技术

　　星焱等指出，财政支农力度增加是粮食增产的重要保障，对稻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三大主粮中，受财政支农力度的影响、增产效果最明显的是玉米[85]。肖卫等也发现，人均农业资本和财政支农支出增加能够显著提高粮食产量[86]。生产技术方面，星焱等指出，化肥施用量增加和农田抗灾能力提升，为粮食单产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二者对玉米产量提高的贡献尤为突出[87]。赵连阁等也指出，化学防治型IPM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物理防治型IPM技术显著降低了农户农药施用成本，化学防治型IPM技术和生物防治型IPM技术则显著提高了农户水稻产量[88]。肖卫等根据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所做的经验分析发现，以农业机械化为代表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是粮食增产的积极因素[89]。

　　(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

　　(1)政策性竞价销售。王士海等研究发现，竞价销售的拍卖价格与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且可以利用拍卖价格来解释现货价格的变化。计划销售规模对小麦现货价格的影响很明显，而实际成交规模对小麦现货价格的影响却有限。这说明，竞价拍卖政策本身具有的信号功能要大于实际的市场供给功能，其作用没有预想的那么明显[90]。

　　(2)农产品金融化。翟雪玲等指出，农产品金融化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加大、周期缩短，使农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91]。

　　(3)农业信息化建设。许竹青等指出，信息的有效供给确实能够显著提高易腐农产品的销售价格。未来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提高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缩小“二级数字鸿沟”，使农民享受到“信息红利”[92]。

　　(三)粮食安全

　　1.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学者们认为，威胁到粮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

　　(1)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吕捷等指出，国际玉米价格的波动特性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国际玉米价格将影响我国玉米价格进而通过玉米与其他粮食品种的替代效应影响其他粮食价格，通过提高饲料价格进而助长肉蛋奶等食品价格，同时，国际玉米价格的大幅波动还将引发玉米投机行为，诱引国际游资涌入我国粮食市场，增加我国粮食供给的不确定性，并为国际粮食垄断组织的快速扩张提供机会[93]。

　　(2)农业FDI。马述忠等指出，近年，外国资本愈加青睐中国农业的种子研发和生产环节，大肆吞噬中国种业的市场份额。虽然跨国种业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种业实现技术更替和升级，但是，拥有较强研发能力的外国资本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轻而易举地巩固自身的技术优势，从而形成垄断势力，通过控制我国重要的农业技术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外资撤出后，本土企业种子研发产出和销售利润虽在短期内会有所增加，但增幅将明显滑落，说明本土企业受外资撤资冲击的影响较大，本土研发产出呈现出对外资的高度依赖，不利于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94]。

　　(3)贸易政策。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课题组通过对大豆产业的研究认为，加入WTO以来，中国大豆进口持续快速增加，有效增加了国内农产品供给，减缓了农业对国内资源和环境的依赖，但对国内大豆产业也造成了过度挤压，给大豆长期供给安全带来潜在风险。当前国内大豆产业面临的困境，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由进口本身造成的，而是由缺乏必要的关税保护和进口调控政策造成的，从本质上讲是贸易政策问题。中国关税政策与大豆产业基础竞争力不相适应，不能起到应有的“门槛”保护作用，国内大豆产业支持政策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也因缺乏贸易政策的配套而效果有限[95]。

　　(4)农产品市场开放。高颖等指出，扩大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扩大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了积极作用[96]。

　　(5)生产主体弱化和安全监管缺乏。胡岳岷等将粮食安全的价信维度拓展至包括数量安全、品质安全、生态安全与健康安全的有机统一，从而提出制约粮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一是生产主体弱化和农地非农化，制约粮食生产水平提高；二是过度逐利和监管乏力，使粮食品质安全存在巨大风险；三是生态环境恶化，制约粮食生态安全；四是健康意识淡薄和缺乏标准，制约粮食健康安全[97]。

　　2.实现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学者们认为，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吕捷等认为，稳定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证粮食供给的充足，是稳定粮食价格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最根本要求。一是坚持农业支持政策，坚持并完善耕地保护政策，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的最低耕地面积；二是进一步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力度，完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三是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方向，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98]。胡岳岷等指出，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种粮者有赚头，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投入力度，让粮食主产区抓粮有甜头，深入挖掘粮食综合生产潜能，稳定粮食有效供给[99]。

　　(2)加快完善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马述忠等认为，针对外资进入或退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不利冲击，我国应加快完善与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一是加快制定《粮食法》，依法管理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粮食企业；二是修订相关政策，对农业外资流动以及农业外资企业经营设置一定的门槛，避免外资企业对国内农业市场的过度侵占[100]。

　　(3)鼓励农业科技创新。马述忠等指出，针对外资技术垄断所带来的负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要严格规避国外专利“陷阱”，加大农业技术创新鼓励，防范外资在农业研发领域的技术垄断[101]。吕捷等也认为，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提高粮食单产，不断提高我国粮食的自给能力[102]。

　　(4)加强对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统筹。立足国内，确保大宗农产品基本供给，同时充分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既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必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理性选择[103]。高颖等指出，可以借助一些非贸易措施缓解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效应，或强化其积极效应[104]。

　　(5)完善监测评估体系。主要有：一是完善国际粮食价格预警体系。吕捷等认为，金融、投机炒作、生物能源等新因素对国际玉米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粮食产品的消费品特征逐步淡化，而投资品和能源品属性不断增强，因此不能再仅仅从供求和库存的传统角度去构建国际粮价预警体系，必须把金融化、能源化等新特征考虑进去，全面完善国际粮食价格预警系统[105]。二是完善农业外资监测评估体系。马述忠等指出，要做好针对农业外资企业的监督和审查工作，建立粮食领域外资监测评估体系和安全审查机制，对外资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并购重组、知识产权转移做到实时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严格规避一切可能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外资经营行为[106]。三是完善粮食生产经营质量监督体系。胡岳岷等指出，要从农业生产经营环节入手，健全粮食生产经营质量监督体系，确保粮食品质安全[107]。

作者介绍：张培丽(1976-)，女，山东临朐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