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遵义会址\延安和西柏坡落脚点的兴国籍老红军

　　众所周知,遵义、延安和西柏坡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鲜为人知的是,选择遵义会址、延安和西柏坡落脚点的,都是江西兴国籍的老红军。他们分别是:首选遵义会议会址的曾美,首入延安侦察的谢滋群,首择西柏坡的潘开文。这看似偶然,其实也蕴涵着某种必然。 　　苏区时期,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县,先后向主力红军输送了5万多人。参加长征的12个主力师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长征中实力最强的红三军团,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全是兴国子弟兵。兴国是苏区模范县,兴国籍红军战士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他们得到共和国开国领袖的高度信任,不少人在共和国领袖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机要秘书……因此,他们常常被委以重任,其中包括为党中央、中央军委、总司令部驻地选址。 　　 　　曾美 首先侦察遵义会议会址 　　 　　曾美,江西省兴国县茶园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美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在战场上表现出机智敏捷,英勇无畏,被选拔到红军总司令部当作战参谋。长征开始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的职能机构合并,周恩来副主席主管军事,仍是曾美的直接领导。曾美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汇集军事情报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参考用。 　　曾美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仅负过一次伤。当时子弹从曾美左耳后打入,穿透头部从左鼻孔下射出,他竟化险为夷,堪称奇迹。战友们都说曾美“命大”,是个“福将”。被誉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让党和红军新生的遵义会议,其会址就是由他探察选择的。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于1935年1月7日解放了这个重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中央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入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整训待命,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红军休整提供了条件。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10日,周恩来对曾美说:“城中心有一所大宅院,你先去侦察一下。”曾美立刻找到这所大宅院,并认真察看。这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高墙垂门,彼有气势,才新建几年时间,是当时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看门人告诉他,这是柏辉章(黔军师长)的公馆。曾美进去一看,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着左侧楼梯上去,有一间能做会议室的大房间,呈长方形,面积约27平方米,房间正中央放置着一张长条桌,两边有一些大椅。曾美心想,这所宅院真是理想的军部驻地。 　　曾美仔细查看过每个房间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即下令作战科搬进这所公寓,楼下设作战室,作战参谋就在作战室工作。彭雪枫和参谋们分住作战室南侧的房间。刚刚布置好,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便在作战室开始埋头批阅文电。这所公馆就成了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陆续都住了进来。 　　1935年1月15日,各军团负责人来到遵义城,就在这公馆的楼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召开时,军委一局的作战参谋两个人组成一组轮流在楼下值班。他们除曾美外,还有孔石泉、吕黎平、黄鹄显、王辉、罗舜初等7人。值班过程中,只有紧急情况才能打扰楼上的领导。会议在楼上进行,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会议中间休息时,周恩来仍不忘工作,来到作战室询问当日的敌我情况。 　　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议结束后,总参谋长刘伯承很快就向军委直属部队全体干部战士传达了会议精神,全体官兵知道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群情振奋,曾美脸上也绽开了笑容。 　　现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还保留着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名册,曾美住过的房间还贴着他的名字。 　　 　　谢滋群 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前期侦察 　　 　　谢滋群,江西兴国县秀水村人,1916年农历八月十五出生,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杨得志上将破格招收的“红小鬼”,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麾下的骁将。曾为党中央迁移延安探路,曾负责侦破周恩来险遭暗杀的崂山案件,出任朱德骑兵师第一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毛泽东畅游长江的保驾功臣。 　　长征时,谢滋群才18岁,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长,为大部队突出重围探路。飞夺泸定桥时,谢滋群率领侦察小分队24小时行军240里,完成了侦察任务,配合红四团完成了飞夺泸定桥的艰巨任务。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进入宁夏。在六盘山地区,谢滋群率侦察分队侦察到马步芳的骑兵动向,为红军歼敌提供了准确的情况,打垮了马步芳的骑兵,红军顺利进入陕北。1936年2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那时,中央和红军总部驻扎在保安。保安是个不大的镇,不利于红军发展。1937年1月,谢滋群接受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侦察。 　　谢滋群受领任务后,挑选了五名侦察员,请两名老乡作向导。一番乔装打扮后,化装成探亲的、砍柴的或小商贩来到延安。经过一番严密侦察,回来向西北保卫局周兴局长报告: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同年1月17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便从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潘开文 首择西柏坡 　　 　　潘开文,江西兴国县崇贤乡人,1931年参加红军。红军长征时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警卫班班长。1937年红军改编后,潘开文已擢升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参谋,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军事作战讨论、研究和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国家农业机械部军工局局长、人事局局长。 　　1947年春天,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刘少奇和朱德带领中央工委先行去寻找中共中央新的落脚点,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所以当刘少奇见到正在平山县封城村指挥正太战役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商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住址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问:“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 　　“白毛女的传说就出在平山县。”聂荣臻回答。“平山可是个好地方,甭看喜儿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可这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连这里的老百姓都有这么一句俗话――‘平山不贫,阜平不富’,尤其是滹沱河两岸,真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的‘乌克兰’,这里从抗战开始就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边靠石家庄,西面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较为合适,是不是到那一带去看看?” 　　“去看一看吧?”刘少奇征求朱德的意见,朱德点头:“要去看一看。”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陪同去平山县。临行前,朱德叮嘱潘开文:“要选个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交通比较畅通但又不能在大平原上。”“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刘少奇又加了一句。 　　潘开文、齐明臣和聂荣臻的副官,带上地图骑着马沿滹沱河南岸逆流而上。当时的滹沱河水不深,清澈见底。他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查看,一直走出30多公里,经过了洪子店、郭苏、柏里等地,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于是,他们渡过滹沱河,沿着北岸顺流而下。没走多远,三个人眼睛一亮,几乎同声询问:“老乡这是什么地方?”老乡们看看他们身上穿着的八路军的服装,高兴地说:“这个村子叫西柏坡。” 　　他们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发现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土地肥沃,环境幽静。这里的房舍不像建在平地上的村子那样连成片,而是沿着山脚拉成一溜儿,像敌机轰炸时紧急疏散开的士兵。民房多为土木结构,一看就知道西柏坡村富裕,尽管这里许多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掉了,但房子四周的石墙还是好好的,容易修复,盖上房顶就能住人。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有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 　　三个人都看中了这个地方,潘开文绘制了一张地图,在地图边上写下几溜儿小字,列举了选中这里的理由:地理位置适中,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 　　地图很快就摆在了朱德和刘少奇的桌面上。两位领袖一边查看地图一边听取潘开文的汇报。刘少奇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潘开文:“西柏坡?是不是有个柏树传说的村子?”潘开文感到很意外,因为他真的在西柏坡听到个“柏树的传说”。潘开文便问:“少奇同志去过那儿?”“是主席讲的。我们离开陕北的那天,主席对我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吧。听说那里有个西柏坡,是个十分富饶的地方。’怎么会这么巧,你们偏偏就选了这个西柏坡!”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居然在他们临行前就提到了西柏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三人面面相觑,感到惊奇。 　　1947年7月,中央工委搬进西柏坡办公,随后中央军委也搬进了西柏坡。全国的土地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都是在这里召开的。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1988年,黄镇将军参观西柏坡时题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