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_--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

“三个代表”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

——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

作者：本刊记者 杜梅萍  录入：刘莹  日期：2003-04-11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发表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撰写学习文章，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近日他又谈到，面对党的建设新的实际，以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为新的思想武器，有必要在全党“三讲”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再教育，同时更有必要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坚决解决党的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这样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以迎接建党八十周年，迎接党的十六大。对于“三个代表”与党性要求是什么关系、如何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目前学习和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注意哪些问题，郑必坚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记  者：您一再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就是集中论述了党的先进性，那么“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与党性要求、党的先进性与党性是什么样的关系？

郑必坚：“三个代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集中论述了党，特别是集中论述了党的先进性，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大思路。正因为这样，我们学习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就首先不是要把论题分散到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上，而应当是首先把思想集中到党建问题上来，集中到怎样理解党的先进性问题上来，集中到党怎样才能把自己建设成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问题上来。

我认为，所谓党的先进性，就是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而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并且从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直到全部实践都能体现“三个代表”，才算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当然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同时也就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再读一读江泽民同志前不久在宁夏、甘肃考察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时所讲到的一段话“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江泽民同志这段话，把“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出发点和着眼点”，点得十分明白透彻。这也就是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始终着眼于和立足于时代、形势变化和世界潮流，要求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才是“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所在。

试问如果离开了党的先进性，离开了集中体现这种先进性的党的政治方向，党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党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党还能有什么资格领导人民？党还能有什么资格执掌政权？——果真如此，那还谈得上什么党性要求啊？！

我们党之所以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立足于“先进”，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之所以是决定性重要的东西，原因也就在这里。

“三个代表”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原因就在这里。

记  者：有关“三个代表”思想的落实问题，您经常提到的是，“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真正“代表”，那么怎样才能真正“代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相统一这一要求呢？

郑必坚：“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真正“代表”。事实反复表明，要把这个道理真正落实到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工作上，并非轻而易举。一是长期历史经验证明，很不容易；二是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新科技革命和世界范围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使命的严峻挑战下，更加不容易。而这就要求我们党深刻认识和敏锐把握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把三者作为统一的整体，通过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效的形式，真正切实地有系统地代表它们。

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两条：一是要解放，二是要发展。这也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深刻指明的，我们党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不完全。所以邓小平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全了”，要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认为，这个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同时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相统一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

当然，这样的观念，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科学原理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真正的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科学态度之上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茫然无知，甚至毫无兴趣，固步自封，那恐怕就谈不到能够领导人民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甚至会被不断进步的时代所淘汰。

再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说。这更加是一个具有特殊长期性和复杂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工作中心的前提下，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同时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这个两大文明关系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中斗争与建设的关系问题，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问题上的基本理论观念，同时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相统一问题上的基本理论观念。

当然，这样的观念，又是与深刻认识思想文化领域斗争和建设的特殊长期性和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经讲过关于中国从古到今三次“诸子百家”的观点。我认为，第一次“诸子百家”，发生在大约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即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第二次“诸子百家”，发生在大约一个半世纪到一个世纪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第三次“诸子百家”，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前期，即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时期。三次“诸子百家”，都包含着具体历史条件下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以及先进文明与各种落后的以及反动的文化的斗争问题。而我们在今天和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第三次“诸子百家”，情势最为复杂，规模最为广阔，意义也最为重大。

再以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并经过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而深入到党的全部思想理论、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之中，因而已经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全人类文明最可宝贵的贡献之一。“三个代表”的全部内涵，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我们党为此而拥有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制手段，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这个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同时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相统一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

当然，这样的观念，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关系的科学原理之上的。先进的阶级和政党，之所以是先进的，当然是因为它们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能够最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这个“先进”与“广大”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是一个大道理。

说到这里，我还想再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先进文化”是灵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宗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统一于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无论实际生活种种矛盾如何复杂，也无论我们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我们都要自觉地坚持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应当说，能否在各个发展时期和各种复杂条件下，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三个代表”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是一门大学问，是对我党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一大考验。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且使这一点切实地体现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来，体现在各方面工作当中，党才能在新世纪复杂实践中继续真正保持并发扬它的先进性，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记  者：您曾提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党性的统一，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那么关于“三个代表”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该如何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呢？

郑必坚：关于“三个代表”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我认为还需要从以下这样几层，来进一步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首先，要从党的纲领的高度来加以理解和把握。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的远大理想同当前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并从而使我们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摆脱种种简单化的理解，而提到更加自觉的程度。这也就是说，看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和党的先进性，首先和根本的不是看别的什么，而是要看党的纲领。就纲领来说，又不是只看最高纲领，还要看党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具体纲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项政策。而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关系到能否保证我们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五大这样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比如说，党的十五大在坚持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要重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把它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恰恰也是党的先进性（而不是离开先进性）的一个表现。请看，我们党对自己先进性的理解，是充满革命辩证精神的科学理解。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和伟大创造！

至于说种种简单化理解的问题，比如把工人阶级政党理解为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成员才能入党，这种理解在党的历史上就是有过的。这种简单化的想法，实质上是照抄联共的办法，以为既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那就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工人出身的成份为主体，搞城市工人暴动等等。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一九二七年以后被迫转为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要成份！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最先尖锐指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一开头就这样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毛泽东接着就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那末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思想来建党呢？最根本的，还是党的纲领，而且是包含最高纲领和现实纲领的这样两个纲领。

所以，从纲领高度来理解党的性质和党的先进性，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一回事。毛泽东同志就是以这样深刻的党建观念，从实际出发，在长期以农村为主要阵地的条件下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从而把表面上看来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伟大事业做成了。这也正是革命的辩证法。联系到我们今天面临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折和变化，掌握思想上建党，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次，要紧密结合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动，来加以理解和把握。比如当前一个引起广泛注意和议论的情况是，大批职工下岗。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使命之下，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化甚至重大变化。某些不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逐步被淘汰，而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则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职工队伍的某些部分难以避免要遭到暂时困难、下岗转岗。但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阶级由此失去了先进性，更不是说“三个代表”与工人阶级不相干，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了。恰恰相反，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带来的先进取代落后的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正在进一步提高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把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先进性，同旧体制下的“大锅饭”等等混为一谈，那只能是一种误解。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与此相适应，“中国工人阶级”也应是一个多方面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双重使命而进行的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使包含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提高的传统产业在内的中国先进生产力得到广大的发展，并使中国工人阶级本身经历深刻的改造。而这种改造结果，只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更加壮大和整体素质、整体优势的进一步提高，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第三，要从政治坚定性的要求，来加以理解和把握。既然“三个代表”所集中反映的党的先进性和党性要求，实质上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那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自觉地增强坚持“三个代表”的坚定性。就是说，一要方向对，二要坚定性。大家都会记得我党历史上，毛泽东亲手制订的有名的抗大教育方针，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的一篇讲话中这样说：“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毛泽东还把能够不动摇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这种坚定性，叫做“真正的政治道德”，他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他还说：“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不然的话，就叫作“无道无德”。这可是语重心长啊！

现在我们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许多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复杂矛盾和困难，面对种种新的考验。此时此刻，我认为更加需要发扬这种一要方向对、二要坚定性的精神，发扬毛泽东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政治道德”。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思想庞杂，思想上政治上漫不经心，甚至言行不一，顺利的时候似乎拥护正确理论和方向，困难一来就转向，就摇来摆去，为自己谋划所谓“退路”，这能叫“坚定正确”，能叫“政治道德”吗？那不是“无道无德”吗？

当然，党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还有其作为“部队”在组织方面的特定要求。这就是说，党的组织原则，是党性要求绝对不可缺少的又一方面，也是保证党的先进性绝对不可缺少的又一方面。而根本的组织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我们更加需要自觉地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这项根本组织原则。

试看全世界那些原来讲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恐怕绝大多数现在已经申明放弃民主集中制了！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呢？！这里我只想提一个反面例子。有本书叫《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是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写的，把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描写得淋漓尽致。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过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改革的，一切照旧，尽量维持，但是送礼成风。到了戈尔巴乔夫呢，他是怎么个劲头？他认为只有他自己能行，而整个党是碍事的，于是处处撇开党。嘴巴叫什么“新思维”、“公开性”，实际上一意孤行，全凭西方的脸色行事。结果他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中央什么会都开不成，中央全会吵成一锅粥！他那一套开初还有点人跟，后来完全不行。苏共这么大个党，多少年没有真正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结果竟然落到这步田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宣布解散党，就居然解散了！由此可见，在这个是否真正坚持和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教训太大了！

邓小平同志八十年代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他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邓小平同志这些话非常深刻，实在太重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建设有了明显进步。我们大家都亲自体会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这一条是明确的有力的，是不断前进的。江泽民同志前不久概括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十六字方针，这就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四句话，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新发展。这对于把党的组织建设提到新水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记  者：今后，在学习和坚持“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请您谈谈。

郑必坚：我想把问题归结到三条上来：一是反映时代，二是振作精神，三是生长人才。

首先一条是反映时代。就是说，我们的学习要反映时代而不是脱离时代。这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正是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并且预示着二十一世纪世界将会发生更大变动的时候。我们的学习，就不应是经院式的，而应当适应世界的大变动，力求在若干方面，在较深刻层次上，反映和回答这样的大变动。

这里有一条根本道理，就是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大转折，必然反映到人们思想上来。你看今天凡属带有重大原则性质的种种思想问题，归根到底，恐怕都离不开怎么看当代中国大局和当代世界大局。这个大局观问题，转折观问题，说到底也就是世界观问题。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就国内来说，既然我们是处在如此伟大的历史转折当中，那末这个转折所包含的两个侧面，即主流和支流、正面和负面、胜利和挫折、成就和困难，以及其他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就会同时反映到人们思想上来，而且会在不同的人们中间引起种种不同的反响。

至于世界大局的变动，同样会反映到人们思想上来。我们清醒地看到，当代世界大局的变动，世界范围综合国力激烈竞争和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对于我国各个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外国先进的文明成果，必须大胆吸收；而“西化”、“分化”之类的东西呢？那就必须认真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及阿拉伯发展中国家，在人权观、主权观、民主观、安全观、发展观、体制观、文明观、宗教观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在加剧，这是两霸对峙局面结束之后的一个新的事态发展。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顽固坚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由他们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要充分认识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还要看到在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经济优势、金融优势、科技优势特别是知识积累和信息传输手段这两方面的巨大优势，情况就更为尖锐复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天真。在国际斗争中，朋友要交，交道要打，但是心中一定要有数；在我们党内，始终要警钟长鸣，切实做好教育、提醒和防范工作。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加强学习，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正确认识和把握我们面临的复杂形势。

第二条是振作精神。在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条件下，加紧学习的重要性，还有振作精神的重要性，就非常明显了。

这里我想着重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就是十五大的主题。其中有两句话：“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十五大之后，紧接着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这两句话，就是讲的精神状态”。我认为，江泽民同志这个提示，实在是画龙点睛！

我还想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这是江泽民同志近来反复强调的“勇于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及其他方面的创新。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来迎接二十一世纪时代和形势发展的要求于我们的新的思想解放。

我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讲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讲立场、观点、方法，讲世界观和党性，归根到底，应当首先表现在精神状态上，就是说要更加振作精神，狠抓落实，重在实践，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好的开局。

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还要归结到跨世纪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上来。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五十岁以下，四十五岁以下，以及更年轻一些的跨世纪的领导干部，尤其重要。这部分同志，大体而言，二十世纪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年，干得有成绩。那末他们还可以再干多久？一个人一生工作总共大约四十年，如果二十世纪干了十几、二十来年，二十一世纪就还可以再干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长一点。所以说，这部分同志，才可以叫做真正意义、完全意义和充分意义上的“跨世纪领导干部”！而二十一世纪那十几、二十几年，即到二Ｏ一五、二Ｏ二Ｏ年，那可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大体定局之时，也是世界范围综合国力竞争和国际格局多极化大体定局之时。这个担子可不轻，还不够“天降大任”啊！也就是说，“天降大任”，归根到底就是要降到这部分同志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