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困的男性 --凡一平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男性形象分析

被围困的男性

——凡一平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男性形象分析

（杜真真 学号20121094 2012级现当代文学专业）

摘要：凡一平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刻画了三类被围困的男性形象：以韦三得为代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自然欲望（性欲）与精神欲望（占有欲）所围困；以治保主任黄宝央为代表的外出务工的男性劳动力，围困在精神上的“去势”感中；而以黄康贤为代表的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文明人的英雄主义情怀则围困在现代法律理性之下。 关键字：男性，围困，欲望，去势，法律理性

这是一个一群男人谋杀一个男人的故事。而有些人就是这样富于“魅力”，在他有生的日子，他以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自私把世界搅得颠三倒四，在他死后的时间里，他生存的世界却因他的死引起了更大的风波。这是男性魅力所在？还是道德秩序混乱的世界酿造的苦果？凡一平新作《上岭村的谋杀》一如他所崇尚的“故事主义”那样，以他自己的方式言说对人性的探寻与质疑。小说在弥漫着神秘与紧张的氛围中向读者揭开了谋杀的真相。故事虽然被起因、高潮、结尾所包装而引人入胜，然而，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与之引发的思考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既然，这是一群男人与一个男人的故事，那么，作品所稀释出的三类被围困的男性形象则可以成为我们解读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人并不是抽象之物，人的本质首先是人的存在。卡西尔说：“只有在我们与人的直接交往中，我们才能洞察人的特性。

要理解人，必须面对面地与人来往。”⑴这三类男性男性形象，以韦三得为代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自然欲望（性欲）与精神欲望（占有欲）所围困；以治保主任黄宝央为代表的外出务工的男性劳动力，围困在精神“去势”感中；而以黄康贤为代表的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文明人的英雄主义情怀则围困在现代法律理性之下。在这场正义与理性抗衡懦弱与霸权的“战争”中，被围困的男性们一直为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所折磨与控制。

双重欲望围困下的男人 “随着文学的‘向内转’——转向内心，主体人格的内部冲突成了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的主要表现对象。文学是人的灵感和潜意识的释放。”⑵作家通过对人的挖掘来质疑人性中的假丑恶而寻找其中的真善美。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人的一切境遇都是自然和社会双重作用的结果。人性的困境也就是个人的自然欲望与精神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上的需求，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小说中韦三得人性中的丑恶正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与外界（自然和社会）相互矛盾的产物。

在自然欲望层面，生理需求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吃饭、穿衣、住宅等，如果得不到满足则有生命危险，也就是说这是最强烈而不可避免的最低层次需求，也是推动人类行为的强大动力。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不乏对“食”与“性”的深层探讨。凡一平这个擅于在作品中表现人物情欲的作家在这部新作中又进一步进行挖掘。

孔子曰：“食色，性也。”对力比多的追逐是人本性中的天然部分，是对自然欲望最隐蔽的表达。然而，以破坏他人家庭生活，践踏人伦道德秩序的自然欲望是及其不合理的。所以，韦三得这个人物形象在上岭村的男人与女人口中颇有争议。诚如与之通奸的苏春葵所说：“他功夫好，我离不开他。讲实话，我丈夫回来前一天，我还和他搞。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那么需要他。一见他就不要命，好比蛾看见火一样。不见他就想得要命，像个癫婆。讲真话我都不希望我丈夫回来。真是没办法的事，只有这样。他是我的太阳，没有他我觉得日子黑咕隆咚。⑶还有韦民全的老婆也这样评价韦三得:“韦三得是个好男人。我说韦三得是个好男人让你们吃惊，奇怪了吧？可我就以为他是。他没有人们讲的坏，起码我不觉得他坏。因为他对我好……”⑷这两个女人的评价代表了上岭村女人们的真实想法。一者，韦三得身强力壮在性需求上能够满足她们，二者，韦三得假装给予真情。一来二去，韦三得便人财两得。虽然，在自然欲望的释放上，过度压抑是违背人性的，小说对上岭村女人们道德沦丧的程度有所夸张。但是违背婚姻中的责任与义务，伤害自己的对偶更是不符合作为一个人的社会性的一面。韦三得自然欲望的表达是践踏着他人尊严的，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这也成为他被村人谋杀的动机之一。在精神需求层面，自然欲望得到满足后，人就会产生情感，尊严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作家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因为不断渴求金钱、权利、声望，所以人不断做着欲望的奴隶。虽然，无可否认，人的社会性是整个世界不断进步优化的动力，但是过度的追逐必

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个人会在欲望的腐蚀下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他人和社会则会因为个人利益的苟取而遭受损害。最初的韦三得并不是现在这样的韦三得。当年的他被人顶替名额，错失参军的机会，眼瞅着顶替他的那个人过上了殷实体面的城市生活，他内心严重失衡。他对上岭村妇女的霸占，对韦江山家祖坟的侮辱（虽然小说并未交代是否为韦三得所为）都是他报复心的使然。当一个人受到外界的摧残和侮辱时，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人性中丑恶的本质就会显现出来，并以行动对外界实施报复，索取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也为他强烈而罪恶的占有欲找到了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各负其责，分别代表着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反映人的生物本能，按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自我寻求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让本能冲动能够得到满足，是人格的执行者，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如果三个层面失调乃至破坏，就会产生精神病，危及人格的发展。”⑸韦三得人物形象塑造便是人的本我与自我严重失衡的结果。围困在自然欲望与精神欲望的不到满足的人性困境中，韦三得最终为他身体中的矛盾付出了死亡的代价。

精神“去势”围困下的男性

小说中还有一类人总是以群体的方式出现, 那就是韦茂双、韦茂平、韦民全、韦民先兄弟，还有治保主任黄宝央。虽然他不是外出务工的一员，但是性格上的懦弱却是他们最明显的共性。其实，用懦弱

与无能已不足以形容他们面对韦三得在村中作恶、霸占妻儿后的无能为力和忍气吞声。用精神上的“去势”来形容他们毫不夸张。去势是形容男性性无能的文学性术语。虽然文本中并未提及这一群男人性能力的强弱，但是小说对韦三得在性需求上的得势和上岭村女人们的心甘情愿已经变相地写出了这一群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精神上的“去势”。

无论是韦茂双在遭到自己女人潘金莲式的毒害后，在治保主任黄宝央的主持下得过且过地放弃了对韦三得的追究。“第一，韦三得肯定不会承认是他指使蓝彩妹给茂双下毒。他肯定会耍赖。第二，蓝彩妹抢过和摔烂了有毒的酒杯，没有让茂双喝第二口，完了还通知我们过来抢救茂双，说明她反悔，心没有坏透。第三，蓝彩妹坐牢，家里老小还没人管。第四，这是家丑，不宜外扬。”还是黄宝央为被韦三得戴绿帽子的弟兄们打抱不平，讨公道和说法时遭到韦三得的毒手, 断掉一条腿后，选择忍气吞声，不敢报案。还是韦江山家祖坟被挖、尸骨无存后的无可奈何，还是唐艳父亲为了保住女儿名节不敢报案, 致使女儿错失上学机会最后沦落风尘。精神上“去势”的上岭村男人们一次次纵容着韦三得。“男性性能力的有无、强弱, 不仅与作为个体的男性是否具有生育繁衍、肉体享乐的身体生理机能有关, 而且与他作为个人以及他所属的家族、阶层、民族等团体在各种社会权力格局中的地位、权威有关, 与他和他所属的群体是否能够作为主体进入社会象征秩序有关。”⑹去势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缺陷，更是精神上的懦弱与胆怯。上岭村男人们精神“去势”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恐惧

感是人性困境之一，而恐惧的背后则是中国人偏爱的讲面子。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凡一平对上岭村男人们的刻画可算作一种国民缺点的批判。实际上，他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动机时也谈到“我只知道，这小说的创作过程, 很让我沉重而又激动。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 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是我在金光大道的城市里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⑺可见对农民现实命运的关怀是他创作《上岭村的谋杀》的动机之一。一者，农民奔向城市成为城市的底层与草根，精神上的“去势”来源于城市阶层的有形和无形压制。二者，回乡后，夫妻生活中的男性角色的长期缺失使他们习惯了“去势”感。对于乡村恶霸的猖狂行为更是无可奈何。在此，小说不禁让人生出这般疑问，“即便韦三得钻得了法律空子，难道乡村自然法则难道教训不了一个势单力薄的恶霸？”当然，这算是小说创作的逻辑问题。无论是凡一平对现实农民生存困境的关怀还是对他们精神“去势”感的挖掘，小说在这一层面上塑造了一群生命力日益萎缩的现实农民。

法律理性围困下的英雄主义

除却被自然欲望与精神欲望双重围困下的乡村恶霸韦三得，和精神“去势”的上岭村男人们，小说还重点刻画了另一类人，即由乡村走向城市的黄康贤、韦波、韦涛兄弟，也就是这场谋杀的撺掇着、策划者。黄康贤这个大学毕业的民警是小说最重要主人公。然而，这个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文明人”被围困在法律文明之下。小说最后的那声枪声实际上是个体英雄主义对法律文明的嘲笑。

现代传媒总是传播民众要知法、遵法、守法，但实际上有些罪犯一直在钻法律的空子。诚如上岭村人的苦恼“韦三得的恶行报告到你们派出所，哪一次不是警告了事？”“警告完了，回来他照样干坏事，甚至变本加厉，威胁举报他的人。以后村民们连吭都不敢吭声了。这样的人就应该法办他，让他坐牢！光警告他有个屁用？警察都不作为”⑻当然警察的解释是“之前群众举报韦三得的记录，我也翻看过了，都是因为证据不足，不够法办条件，只能警告了事。”⑼“比如说举报他和某某老婆通奸，名字我就不说了。通奸在法律上是不治罪的，有什么办法？更早一些的他偷鸡摸狗，那就更谈不上法办了，偷几只鸡，摸一条狗，就拿他去坐牢？不能吧。”⑽这些都不足以治罪，但是除掉韦三得就是铁铮铮的犯罪。法律文明与自然道德的矛盾就成为围困黄康贤们的一道困境。在法律理性面前，也许人们感到的是没有折磨者的折磨。“人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困境，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有不同的表现，有时是剧烈对抗性的，有时则比较缓和。福柯说，任何社会为了维护其秩序的合法性，都必须命名出离轨者，并在对离轨者的放逐中获得清洗秩序。这表现为由法律所固定下来的司法暴力，这种司法制度下的暴力，各有各的理由，但惩罚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⑾黄康贤出谋策划的这场谋杀，这场谋杀从道德的层面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为民除害，但是从法律理性来讲却是不争的杀人罪恶。这部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抛出了道德与法律的对峙性，实际上也道出了历史理性对个体生命的追剿。拦下所有罪行的韦波被判无期徒刑，策划谋杀的实习民警黄康贤饮弹自尽。他们都是由

乡村走向城市的“文明人”，然而法律文明并不能给他们的生存困境解围。他们的英雄主义围困在法律理性之下。

结语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读者的心灵上打下较为深刻烙印、让人百读不厌、掩卷沉思，和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及与之相关联的若干艺术细节是分不开的。死亡与性一向是作家取材的主题，小说在刻画这人物形象的同时，将他们融入到这两大主题之中，对人性的挖掘可谓深入。正如评论者所说“凡一平小说中的人物充满了对金钱、权力和性的关注与追逐, 其手段多与犯罪和腐败有关。凡一平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人物形象的陌生独特, 更重要的是, 他挖掘出了一种潜伏在这所有人物心中的一种身份焦虑意识并赋予其人物一种浑身是戏的变性技法。这种身份焦虑和变性技法与当下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内在的深刻的沟通。正是这种深刻的沟通, 使凡一平的小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力量。”⑿诚然，在《上岭村的谋杀》这部长篇小说中，凡一平将人物形象的刻画与人性困境紧密相连，塑造了三类具有矛盾张力的人物：被自我自然欲望和精神欲望围困的恶霸韦三得；精神上“去势”的生命力日渐萎缩的上岭村男人；围困在法律理性下的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黄康贤们。这丰富了文学启蒙人性的主题，也表现了作家关怀现代农民命运的悲悯之心。

参考文献

⑴恩特斯.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⑵⑸刘淑欣. 文学与人的生存困境.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11，112.

⑶⑷⑺⑻⑼⑽作品

⑹黄健云. 也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8)1

⑾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⑿黄伟林. 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 民族文学研究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