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翻译问题

作者：郑异凡

探索与争鸣 2005年04期

　　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эм——“战时共产主义”还是“军事共产主义”？

　　1918年夏至1921年春，苏俄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不过，在实施的时候并没有正式使用这个名称，得到正式承认的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是事后列宁在总结教训时命名的。

　　“军事共产主义”俄文为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эм，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全集》中均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查военное的语义；1、同战争有关的；2、同军事有关的；3、同军务有关的；4、军人。译作“战时”加上了时间的因素，回译就成为Военное　время了。英语war communism一般译者都会译作“军事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所包含的概念首先是用军事强制的方法在全国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而这种用军事强制手段搞直接过渡的方法，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在1920年至1921年初达到高潮。“战时共产主义”的概念削弱了借助军事手段、军事方式推行共产主义的理念，给人以仅仅是战争所迫使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的感觉。实际上其覆盖的范围包括战时和战后（尽管时间不长）两个时期，所以，笔者主张译作“军事共产主义”。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实行的实质上也是这种主义，它不属于战时，而具有极其明显的军事强制性质。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军事共产主义”是这样描绘的：“苏维埃政权除对大工业实行监督外，对中小工业也实行监督，以便积蓄日用品供应军队和农村。它实现了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规定了余粮收集制，以便掌握农民的余粮数字、搞好粮食储备、向军队和工人供应粮食。最后，它实行了遍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为了适应极其困难的防御条件而采取的这一整套措施，就叫做战时共产主义。”[1]

　　这段说法存在明显的曲解：首先，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的不是对大中小工业的“监督”，而是实行“国有化”，连中小企业也统统收归国有；其次，当时苏维埃政权并没有能够用日用品去供应农村以换取粮食；第三，实行余粮收集制的目的并不是“掌握农民的余粮数字”，而是直接从农民手中夺取所能找到的所有粮食；第四，采取这一套措施并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极其困难的防御条件而采取的”，它还包含一整套借此建设“共产主义”的设想和理念。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初，布哈林曾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一整套相当激进的社会主义措施，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以便“立即实行计划经济”。后来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正是这一套主张。这些主张起初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列宁的批评，但批评是不彻底的，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党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持消灭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实行计划经济的观点，1919年通过的党纲就非常清楚地表现了当时流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观点。布哈林为解释和宣传这一党纲而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准确地阐述了新党纲的主张，因而受到列宁的称赞。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一方面是战争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其基本措施符合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被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好方法。

　　布哈林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写道：“胜利的无产阶级，由于面临的任务复杂、新颖、独特、困难，使它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错误、幻想、不正确的估计和目标错误的尝试。然而也由此产生了冷静的自我批评，从这种自我批评中得出正确的行动路线。幼年时期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并且消失得毫无踪迹……”“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我们幻想的破灭。……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破灭了，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破灭了。”[2]1921年8月布哈林指出，军事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弊病——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其宗旨是要立刻获得产品以保卫红色国家，哪怕以破坏生产力为代价。[3]后来他又进一步看到，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需要，当时“把事情想象成这个样：我们取得政权，把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抓到自己手里，马上开始计划经济，即使冒出一些什么小事情，我们有的追究责任，有的加以制止，这样就完事了。”[4]换一种说法，那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5]这样，军事共产主义就不是为解内战燃眉之急的暂时措施，而是实现一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或“幻想”，那时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只要把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一步延长”，“完全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为时不远了”。所以布哈林对军事共产主义作了这样的界定：“军事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6]

　　1921年3月改行粮食税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对过去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军事共产主义”一词就是列宁在反思中提出来的，它准确地概括了前一阶段所实行的政策和方针。对这一政策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1921年6月，列宁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7]而没有提及内容，即思想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到10月份，列宁开始谈论后一点了。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指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8]这样，列宁就开始把军事共产主义原则同直接向共产主义原则过渡的“设想”联系起来考察了，不仅看到了外部原因，也看到了内部原因。他说：“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9]列宁看到，这种政策“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成了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早在列宁之前，在十月革命前后，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已经论述过“军事共产主义”，并且警告过布尔什维克党不要搞这样的共产主义。他在写于20年代的备忘录中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1917年我曾说过，你们能够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这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1921年12月10日波格丹诺夫在给布哈林的信中也说：“1918年1月，那时我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在《新生活报》上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开端，而是军事共产主义。”1922年9月14日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报告的结束语中重申：“1917年12月我做过一个公开报告，其中说过我们搞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报告于1918年1月刊发。但在官方著作中是1921年4月才出现这种说法的。”[10]

　　从波格丹诺夫的说法中可以看出，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同国内战争或外国武装干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措施，而是同推行共产主义的社会构想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不过由于当时俄国经济落后不可能用正常的方法实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当时想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所以只能用军营的办法，借助于军事手段，强制手段，来建设共产主义！而这一套做法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发明创造，而是从当时世界各国为应对战争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采取的全国军营化和军事管制措施中移植过来的。

　　更早一些，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国际工人协会》中曾把巴枯宁派的未来社会设想叫做“兵营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mus)。他们写道：“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体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讥刺道：这一切是“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11]然而这一切同战时毫无关系。

　　Лродраэверстка——“余粮收集制”还是“粮食征收制”？

　　军事共产主义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是лродраэверстк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全集》中均译作“余粮收集制”。这是一个俄文复合词，由лродоволъство（粮食）和раэверстка（摊派）两词合成，直译应当是“粮食摊派制”或者“粮食征收制”。“粮食”一词中没有余粮的意思，“余粮”是中国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的意译。这种译法引起的误解是明显的，读者往往顾名思义，以为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向农民征收的仅仅是“余粮”。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征收的不仅仅是农民的余粮，而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粮食，包括口粮、种子粮、备荒粮，等等。从品类讲，不仅有谷物，还包括马铃薯这种难以运输的食物，所以征收后往往在当地的仓库里烂掉。笔者在校订《列宁全集》时曾经建议改译为“粮食征收制”，可惜没有被采纳。

　　粮食征收制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措施，然而也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发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皇政府为了军事的需要，已经于1916年实施国家粮食垄断，对农民实行粮食征收制，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要继续战争，继续实行粮食垄断和粮食征收制。这种制度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蜂起。1917年9月底、10月初列宁曾经就此批判道：“在一个农民国家，他们竟然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12]在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13]

　　布尔什维克党看到当时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不满，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广泛的支持。这是导致临时政府最后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过不多久，苏维埃政权自己也开始实行粮食垄断和粮食征收制了。其经过如下：

　　1918年5月9日（注意：这时国内战争尚未爆发），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实行粮食垄断，规定每一个粮食所有者必须把除去种子用粮和下次收获前按照规定标准的个人消费用粮之外的全部余粮，在决定公布后一个星期里交到乡里。凡有余粮而不交到粮食收集站以及私自用储粮酿酒者，一律宣布为人民敌人。[14]为执行此任务，成立了武装征粮队。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法令：“为满足国家需求所必要的一切粮食和谷物饲料，摊派给各产粮省向居民征收”。[15]

　　一般都认为粮食征收制是从1919年1月根据上述法令实行的，实际上从1918年5月9日的法令可以看出，从实行粮食垄断之时起，已经开始实行粮食征收制了。法令虽然只说征收“余粮”，实际上几乎是农民所拥有的全部粮食。

　　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承认，当时苏维埃政权实行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须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16]由于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量以亿兆计，农民得到的纸币几同废纸。

　　1921年10月17日列宁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17]

　　对这种制度的后果，列宁说：“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理论生产力的提高，它使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8]此危机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广大农民群众为反对粮食征收制而举行的武装暴动，史称“小国内战争”。

　　因此，无论从词义本身看，还是从实际做法看，лродраэверстка以译作“粮食征收制”较为贴切。

　　“军事共产主义”是以实行粮食垄断和“粮食征收制”开始的，也以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宣告结束。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名词的准确翻译，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的这段历史，有助于正确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

作者介绍：郑异凡，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