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儿女失而复得记

　　一、夫走长征妻留守,忍将儿女寄乡间 　　 　　1931年12月30日,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在瑞金叶坪生了一个女孩,为了纪念这个革命圣地,给孩子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此时,陆定一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派到沙洲坝给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刻钢板。 　　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担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一天傍晚,唐义贞骑马来到沙洲坝,告诉陆定一,她是前来告别的,厂里已接到随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命令,因她怀孕在身,行动不便,已被决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陆定一想到夫妻分别在即,心情极其沉重,望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想到红军大部队走后,国民党军队必定会像洪水一般地涌进根据地,扫荡清乡,血洗苏区,地主也会回来反攻倒算,党内也难保不出现叛徒,留下来的人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况且妻子很快就要分娩,在哪里分娩?生下孩子如何安置?未满三周岁的女儿叶坪该如何安置? 　　唐义贞对组织上让她留下来坚持斗争毫无怨言,倒反过来安慰陆定一:“我已想好了抚养叶坪的办法,把她托给厂里的管理员张德万带往雩都(即今天的于都),寄养在老乡家里。张德万正直忠厚,十分可靠,平时我就经常托他照顾叶坪,叶坪经常叫她‘好妈妈’呢!他因病不能随主力部队转移,准备回老家。至于怀着的孩子出世后,我也会妥当安置,你就安心随主力部队行动吧!” 　　唐义贞连晚饭都没有吃,便匆匆赶回厂里去了。从此,一家人各分南北,音讯杳无。陆定一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成永诀。 　　 　　二、夫妻一别成永诀,慷慨赴死唐义贞 　　 　　唐义贞将旧衣裳拆了,连夜为女儿赶制出几件不同年龄段穿的棉袄,打成包袱交给张德万。同时,还留下了她的父母给她们兄妹八人每人都有的一件传家宝――一双象牙筷子,以便日后相认。唐义贞将叶坪交给张德万,委托他将孩子带到瑞金县境外的乡村,找一户可靠人家寄养,自己则随赴闽西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妇转移到长汀,在汀州少共省委工作。 　　唐义贞产期临近,组织安排邓子恢的母亲杨老太太护送,来到附近的圭田乡,安顿在曾任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红军残废军人范其标、聪秀妹夫妇家中。 　　第二天,即11月20日,唐义贞就在范家生了一个男孩,因思念丈夫,取名“小定”。范其标和聪秀妹没有孩子,产后第四天,便商定将小定送给他们夫妇抚养。唐义贞把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送给范其标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对他们说:“大哥大嫂,等革命胜利了,如果我没有再来,就说明我不在人世了,但你们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向四都圭田逼近,福建省委通知她迅速归队。 　　1935年1月28日中午,唐义贞所在的游击队不幸被国民党军包围在一条又长又深的山坑里,唐义贞被俘,被押往驻在四都下赖坝村的团部。晚上,唐义贞趁敌人看守不严,逃出了下赖坝。由于不熟悉地形,加上体力不支,30日黄昏,唐义贞又被抓了回来。 　　敌人对唐义贞严刑拷打,但她坚贞不屈,始终不说出被打散的人的集中地点。 　　31日清晨,唐义贞趁敌人给她松绑的瞬间,迅速将藏在内衣口袋里的一张字条吃了下去,敌人立即将唐义贞按倒在地,重新将她五花大绑,将她押上刑场。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用刺刀刺入她的胸膛,把肚子剖开,并挖出心脏。 　　唐义贞殉难时年仅25岁。 　　 　　三、骨肉分离心惆怅,痛失爱妻泪流干 　　 　　陆定一与唐义贞分手后,即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征途。在长征路上,陆定一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从太行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总编辑。 　　1943年11月,贺怡从江西回到延安,陆定一才从贺怡那儿知道,唐义贞英勇就义了。贺怡告诉陆定一:“我与唐义贞在一起时,听她讲,她在闽西生了一个男孩,送给当地老乡了。” 　　陆定一惊悉唐义贞的遭遇后,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把眼泪流干了,这以后,无论大喜还是大悲,他都再也流不出眼泪来了。 　　痛失爱妻、骨肉分离,从此,踏破铁鞋也要找回这对失散的儿女,就成了陆定一的毕生心愿。 　　1943年11月,贺怡在延安曾对陆定一讲:她在江西时,曾听人说叶坪住在离会昌县白鹅五华里处,由其“好妈妈”带着,后来,听说又迁至赣县的江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他几次委托人前往赣南一带寻找叶坪,最终都没有结果。 　　1966年5月,陆定一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身系缧绁近13年,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才获自由。 　　 　　四、父子找寻20年,天不负人终相见 　　 　　小定被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收养后,取名范家定。范家定长到15岁那年,新中国成立了,老红军范其标向他讲述了他的身世,告诉他:“你母亲姓唐,是红军里的人。当年她住在我们家生下了你,还未满月呢,局势就紧张了,白匪军逼近圭田,你母亲被圭田乡苏维埃派人带走了……” 　　范其标还为范家定找出了当年他生母的遗物:一条毛毯、一个蓝布包裹、一个铜脸盆。 　　一日,范家定又翻出了那个蓝色包裹。他惊异地发现,包裹上隐隐约约有字迹。他仔细辨认,但看不清楚。 　　养父告诉他,这个布包裹原来是白色的,上面确有毛笔写的字,他们不识字,怕这些字被白匪发现引起麻烦,便把它染成了蓝色,将字迹掩盖了。怎样才能使文字重新显现呢?范家定四处求教。直到1959年年初,他在县公安局协助工作时,治安股的一位同志启发他说,不妨将布包裹浸在漂白粉液中,退却蓝色,字迹就可能显现出来。 　　他这样一试,果然见到几行竖写的毛笔字: 　　送胜利县平安区琵琶乡卫生材料厂 　　唐一真 同志 收 　　内有衣料两件 　　重一斤半一九三三、五、六号 　　上面还有一个邮戳,但已模糊不清了。 　　“唐一真”,莫非这就是母亲的名字?范家定想。寄包裹的人是谁呢,是否就是那不知姓名的父亲呢?胜利县在什么地方?他请教了好几位当年担任过县、区领导的老苏区干部,才弄清楚胜利县是中央苏区政府设置的一个县,其中心区域在现在的江西省于都县境内银坑乡一带。 　　范家定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亲人的历程。自1959年开始,范家定整整寻找了七年。就在线索一步步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身上延伸时,晴天霹雳,陆定一成了“反党集团”成员,接着开始十年内乱,陆定一死活不知。直到1979年初,范家定才在报上看到陆定一的大名――陆定一出来了!同年8月12日,45岁的范家定终于在北京见到了生父陆定一。 　　 　　五、陆家范家是一家,复姓陆范传佳话 　　 　　1980年9月,陆定一老人请范其标夫妇全家到福州聚会。陆定一紧紧握住范其标夫妇的手,深情地说:“感谢你们,感谢老区人民!你们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收养并哺育了孩子,这不是仅仅可以用‘患难之交’来形容――那是真正的生死之交呀!你们是孩子的再生父母。” 　　范其标提出要将范家定的姓改回陆姓。陆老没有同意,他提出,要改就改成姓“陆范”,就叫“陆范家定”。因为唐义贞烈士当年曾说过,孩子是陆家的人,也是范家的人。他还说“陆范”这个新姓,我看是很好的,这是工农团结的姓,对双方有利的姓,也是纪念唐义贞烈士的姓,希望今后代代用下去!

　　对陆老的这个提议,大家欣然同意。 　　父亲陆定一告诉儿子陆范家定说:“你还有一个比你大三岁的姐姐,名叫叶坪,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陆范家定根据父亲提供的瑞金赖宏达这一线索,通过组织跟瑞金县公安局联系,请求帮助查找叶坪的下落。 　　瑞金县公安局做了认真调查后,复函告知:赖宏达,苏区时有五十岁左右,撑船为生,专门走瑞金、于都、赣州、南昌一带。赖宏达早在解放前就死了。他生前接应过刘伯承同志的儿子豹儿,但无人知道他是否接应过一个女孩子,或许因为这女孩子在他船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再说,当时在此水路上有瑞金船帮、于都船帮、赣州船帮等,那女孩还在世的话,也不知经哪个船帮带到哪里去了。 　　1981年12月,陆范家定去北京看望父亲,怀着失望的心绪汇报了这一调查结果。 　　老人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神情显得格外沉重。他对陆范家定说:“你母亲壮烈就义,可歌可泣,要把她短暂却光辉的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写下来,作为对烈士的永久纪念,在我,也了却一个心愿。我已经75岁了,叶坪未找回,是我这一生的一件大憾事。现在,也应该向九泉之下的义贞做一番交代了。 　　于是老人深沉缓重的记忆,变成了包含深情的悼文――《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 　　 　　六、怀念烈士写悼文,引出亲生女儿来 　　 　　1987年7月的一天,南方冶金学院(即现在的江西理工大学,在赣州)某系资料室资料员黄玉香激动地给该校教师赖章盛送来一本叫《风展红旗》的书,指着署名陆定一的那篇《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的文章,说:“你快看看这篇文章,文章中所说的那个被丢失的女孩子很像你母亲!” 　　原来,黄、章两家是紧邻,章母常由乡下来学校小住,跟黄玉香很熟悉,曾跟黄聊起过自己的身世。 　　提起大名鼎鼎的陆定一,“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又成了大学教师的赖章盛当然知道他,赖章盛接过书,仔细地读了起来。老人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令赖章盛的心狂跳不已: 　　唐义贞烈士,所生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名叫叶坪,1931年12月30日生。长征时寄养在雩都。对这个孩子,我尽了力,从1937年找起,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看来已经无望。如果她在,应该是50岁了。 　　“叶坪!”赖章盛叫起来了,他那个从小就被赖家老人收养的红军遗孤的母亲,小名不也是叫“野萍”吗?“叶坪”,“野萍”,“野萍”这个称呼仅是根据当年托孤人张德万的口说,到底是哪个两个字,无人知道。虽然,后来赖母有了大名“张来娣”(含“张德万带来之女”之意以示纪念),但村里老人还是叫她“野萍”。“野萍”或许就应该是“叶坪!” 　　“长征时寄养在雩都。”今天的于都,以前就是写为雩都。 　　寄养的时间是在“长征时”。而赖章盛记得清清楚楚,她的祖母在世时常讲,那个叫张德万的人,是在“掘番薯的时候”(11月份是当地农村掘番薯的季节)将野萍带进家门的。他的祖母1975年才去世,祖母去世时,他已高中毕业了。 　　从年龄上看,陆定一老人写这篇文章时是1981年,而这一年,赖母正好50岁,与文章所说吻合。 　　赖章盛无法按捺激动的心情,第二天,他觉得事不宜迟,应该赶紧给老人写信。赖章盛遂立即动笔,将他所知道的母亲的身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一番: 　　在赖章盛父亲六岁那年(1934年)秋天,他们的家乡――江西于都县禾丰乡一带来了许多红军伤病员,由苏维埃的干部将他们安置在各家各户,由各家各户进行护理。不久,掘番薯时候的一个深夜,赖家后门被敲响了。赖章盛祖父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叫刘怡乐的本乡麻园人,大家都认识,是区苏维埃特派员,肩上挑着一副担子;另一个是面生人,个子很高,三十岁来年纪。把他们迎进屋后,赖章盛祖母这才发现,那个陌生的男人背上还背着一个细伢。 　　他们是来找赖章盛叔公赖长发的。赖长发的住屋跟赖章盛祖父家的房子是相连的,赖长发过着单身生活,是乡苏维埃代表。刘怡乐将人送来后就走了,那男人和细伢子就在赖长发家住了下来。那细伢是个女娃,有三四岁。 　　住得熟了,赖章盛的祖母方知道那男的叫张德万,他自称在部队当伙夫,因为有病,要回老家去。他说那个细妹子不是他女儿,是别人的孩子,他帮人家带着。“人家”是啥人,他就是不说,赖的祖父母也猜到,那是红军队伍里的人。 　　张德万走到哪里就把细妹子带到哪里,与细妹子形影不离。细妹“好妈妈、好妈妈”地叫得亲热,张德万也“嗯、嗯”的高兴地满口应着。 　　张德万是个男人呀,怎么叫“好妈妈”呢?细妹子对张德万的称呼让村里人觉得奇怪。 　　张德万唤细妹子“野萍”(音),村里人也就照着叫她“野萍”。 　　张德万在赖长发家一直住到过了年的正月元宵节。元宵节过后,村里闹腾开了,说是白狗子要来了,红军伤病员一夜之间全被部队接走了。那日,叔公和牵着细妹的张德万一起来到赖章盛祖父母的屋里。叔公说:“哥、嫂,张兄弟有话同你们商量。” 　　张德万面容忧戚,把孩子拥在胸前,对赖的祖父母开口道:“大哥、大嫂,我要走了,回吉安老家。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这孩子,我不能带着一起走,我想……就请你们收养下来吧!” 　　张德万含着眼泪说:“这孩子本就是苦命人,不要求特殊照顾,吃穿能同你们家的孩子一样就行了。我住了这么些日子,知道你们是忠厚善良人家。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你们就把她收下吧!” 　　听张德万这么一说,赖的祖父母便答应下来了:“张兄弟,你放心吧,就是吞糠咽菜,我们也要把孩子拉扯大。” 　　留下的细妹子“野萍”,赖的祖母视为已出,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这就是赖章盛的母亲。 　　后来张德万又来过赖家一次,赖母至今还记得清楚,因为那一年赖母已有六岁了。 　　红军战士张德万不负重托,将“野萍”安置好后离开于都禾丰乡,历尽艰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吉安县新安乡(现为云楼乡)。三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当局停止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剿共”,张德万便特地从家乡来到赖家,看望“野萍”。吉安到于部,将近300公里路程,而那时,张的体质已十分虚弱,骨瘦如柴。他喘着气,走了四五天时间才来到,可能他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张德万这次在赖家只住了三天。每顿饭,他都要亲手喂“野萍”,尽管“野萍”已经能够自己吃饭了。白天,他又总领着“野萍”坐在村头土坡上的那棵老枫树底下,面对大山怔怔地出神,反反复复地念叨:“当时,好妈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家,要知道,就不会撇下你了……” 　　张德万又要走了。这回,“野萍”是看着他走的。 　　张德万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张德万走了,同时也带走了一个秘密――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隐瞒了“野萍”的身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 　　据赖章盛的祖母讲,当初张德万是带了两个箱子来的,里面装的是“野萍”的衣物。这些东西当时存放在叔公家里,后来发生一场火灾,除了一个存孩子衣服的小铁箱被抢出,其余都被焚烧一空,叔公也在那场大火中丧生。 　　刘怡乐也在1935年被还乡团杀害。要不,他一定会知道“野萍”的来历。 　　 　　七、人民政府相协助,反复查证终确定 　　 　　赖章盛给陆定一的信是1987年7月份挂号发出的,老人当时去了东北,10月初回京后才看到。老人立刻将赖的信转寄给儿子陆范家定,并附上他亲笔写给江西省人民政府的信。 　　陆范家定持信来到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此事极为重视,当即便进行研究安排,组成省、地、县、乡联合调查组。 　　陆范家定随联合调查组来到赖章盛的家乡。 　　当陆范家定第一眼见到从菜园回家的张来娣(“野萍”)时,便心跳不已:眼前的面容,酷似他父亲陆定一老人。

　　陆范家定在调查人员与张来娣(“野萍”)的对话中,捕捉到几个细微、但却是极为关键的细节。 　　――当年,你是怎样叫张德万的呢? 　　――听我养母说,我叫他“妈妈”。 　　“妈妈!”陆范家定心里一动,父亲不是说过,叶坪是托交给了被她称为“好妈妈”的人吗?这个情况只有父亲知道。而她,竟也称一个男性为“妈妈”,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 　　――张德万是个男同志,你为什么称他为“妈妈”? 　　――不知道。 　　后来,正是这个关键性的细节,使得陆定一老人对张来娣(“野萍”)是否就是他的女儿叶坪作出了肯定的判断:“‘不知道’那就对了,那时叶坪才三四岁,能知道什么呢?‘妈妈’也对了,她连‘好’字也忘了,反之,如果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那就不可能是三岁就离散了的叶坪。至于小时候,她为什么称张德万为‘好妈妈’呢?这是因为当年她妈妈工作很忙,就请管理员张德万帮助照料,而张德万又特别喜欢她。那时,她才牙牙学语,只知道叫‘爸爸’、‘妈妈’两个简单的口语,于是她的妈妈就让她叫张德万为‘好妈妈’。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现在天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同时,陆范家定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张来娣(“野萍”)谈到当时带来的物件时,提到一双象牙筷子,但后来不知是断了被扔掉还是丢失了。而陆范家定在找到父亲之后,曾去过母亲唐义贞的家乡武昌,从舅舅、姨妈那里知道,母亲八兄妹,每人都有一双象牙筷子,那是外公、外婆送给儿女们的传家宝。母亲的那双莫非传给“野萍”了吗? 　　为了进一步扩大线索,陆范家定和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张德万的家乡吉安县云楼乡芦下村。他们了解到:张德万兄弟三人,都参加了红军,其中老二张德清牺牲在战场上。张德万是老大,没有后代。老三张德明的儿子张永济讲,他的伯父张德万确实在红军卫生部门工作过,从部队回到家乡,没几年就病逝了。生前,他曾告诉过家人,在于都县禾丰,他寄养了战友的一个女孩。 　　经过联合调查组和陆范家定的反复查证,最后确认:张来娣(“野萍”)就是陆定一离散53年之久的女儿叶坪。 　　 　　八、53载呼唤等待,多年心愿终于实现 　　 　　1987年11月下旬某日,赖章盛接到于都县人民政府的通知,要他务切带领全家于11月28日这一天赶到县民政局招待所。 　　傍晚,一辆标有“江西省人民政府接待处”字样的中巴开进了招待所的大门,陆范家定和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的两位同志从车上下来,热情地与赖家人见面。 　　陆范家定急切地走到张来娣面前,握住了她的手:“姐姐,我们是来接你和全家去与父亲见面的。父亲已经从北京来到南昌,他等待着与大家团聚!” 　　11月30日上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陆定一,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陪同下,在南昌市滨江招待所三号楼的会客厅里等待着跟失散了53年的女儿叶坪见面。 　　上午9时许,56岁的叶坪见到了父亲,望着父亲慈祥的面容,她深情地喊了一声“爸爸!” 　　听到这声亲切的呼喊,陆老眼睛一亮,精神为之一震,他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将女儿细细端详:“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真是我的女儿啊!孩子,53年前,我把你扔下了!现在,又捡回来了,到底是捡回来了!53年啊,半个多世纪啊,失而复得,也算是‘世界纪录’了!” 　　53年的漫长等待,53年的亲情呼唤,一个埋藏了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陆老拉着女儿、外孙、外孙女、妻弟、妻妹等亲人,一起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