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十三

何焱林

何按：余论定农历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前1070年2月23日，夏历一月初二，翼日癸巳，夏历一月初三（前1070年2月24日），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月二十八戊午，前1070年3月21日，王次于孟津。辛未年辛卯月甲子（二月初四）日，前1070年3月27日战于牧野，克商。农历巳卯年乙亥月戊辰，周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岁末，前1062年12月14日，周成王至新邑洛，周公旦摄政七年后归政成王。与《武成》合，《泰誓》三篇合，牧誓合，《洛诰》合。论定周朝前1070年立。《武成》、《泰誓》皆真。阎若璩之论非。

阎文

第五十三  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书法

二十八篇之书，有单书月以纪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单书日以纪事，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书，故读者可以互见，不必复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纪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读去竟觉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载。考召诰篇先书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顾命篇先书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止书日，而必于后结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详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师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复继有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见冠以二月，岂今文书法耶。或曰洛诰亦尝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辞，指此日有此事云尔。岂若史家记事，垂远必系日于月，有一定之体耶。

按国语伶舟鸠对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癸亥上加二月，其叙事之密如此文。

又按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数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盖连望日而数，非离本日，此今文书法也。孔安国不达兹例，谓望为十五日。果尔，何得曰越六日。此与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误同，亦验古文与传出于一手。

又按，余谓孔传多同王肃注，乃孔窃王，非真汉武时之孔氏预与三国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丧二十六月即吉验之，今又得一事。是尧典禋于六宗。说六宗者人人各异义，至魏明帝诏令王肃议六宗，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对，肃以前未闻也。今安国传正同，孔窃王又一证也。

又按三年之丧，谓祥禫间月者郑学之徒，祥禫共月者，王学之徒。王学所以可废者，以前无所本，特王氏凿空耳。郑学则远有师承。刘煕释名曰间月而禫，白虎通德论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丧服变除礼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泝而上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历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年冬僖之丧，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齐纳币，公羊讥其丧娶。则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遥与郑氏合可知也。若王肃者，议礼必反郑氏，以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为据。夫所谓是月禫者，所以发下文，而不系于上也。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而文无所系。孰谓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应曰月中而禫，不可谓之中月也。自王氏误標兹义，宗之者尤盛于魏晋间。若孔传者，殆亦魏晋间亦王学之徒也哉。

又按，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则承上文，又与檀弓别。若谓中月为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赘乎。益验王氏说非是。

何按：

阎此条再议《武成》事，议周武王伐商事。

周武王伐纣日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之关键， 亦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抨击重点之一，数次议及《泰誓》、《武成》诸篇。

一、关于周武王伐商日期之考定

（一）武王伐纣日期，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①“一月壬辰旁死魄”，除《书·武成》采用，亦出《汉书·律历志》，古今无异议。

②“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出《泰誓》上。《泰誓》今有争议。

③“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出《泰誓》中。

④“时甲子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出《尚书·牧誓》。是日周军与商军战于牧野，周胜商败，周兴商亡。《牧誓 》为今文篇目。

⑤“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出《洛诰》，《洛诰》为今文篇目。

（二）、“一月”见诸书传者有三种说法。

（1）、《孔传》：“一月，周之正月。”周历建子，一月略当于儒略历之12月。

（2）、《蔡沈集传》：“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曰一月也。”此一月为夏历一月。夏历建寅，一月略当于儒略历之2月。

（3）、《汉书·律历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除（1）、（2），第三种可能用商正，商历建丑，正月略当于儒略历之1月。

三者皆不书年，亦不书月之干支。

（三）、伐纣一月从孔？从蔡？

征之历书，从前1075年至前1030年，为今人普遍接受之伐纣时间段，此时段只有两日为一月壬辰初二：

①前1045年12月8日，即丙申年己亥月壬辰日，周历正月初二。

②前1070年2月23日，即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历正月初二。殷历在此区间，无一月初二为壬辰者。

1、从孔说，用周正，即前1045年12月8日，农历丙申年乙亥月壬辰日，周历一月初二，与今人所推武王伐纣时间大致相合。《书·武成》与《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皆作“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而不作“正月旁死魄”周人录史，应用周正。周历建子，其月二十十八为丙申年庚子月戊午日，一九中，正是隆冬之月，数九寒天，不得谓春。与《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相违。牧野之战，则在二月初四甲子日，二九第二日，祁寒。选择在冬天作战，好处是农闲，河水封冻，渡河不用舟楫。但天寒地冻，行军作战，都会受到极大不利影响。尤其长途奔袭，多为兵家不取。

2、从蔡说，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历为正月初二，戊午为月二十八，前1070年3月21日，正是仲春天气。牧野之战，在辛未年辛卯月甲子（初四）日（前1070年3月27日）。此说与《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更为吻合，也利于作战。

此处周用夏历，原因有二，一则其时殷商未灭，未改元，不用周正；为示与殷商决绝，亦不用殷正。再则伐商前，周地即有用夏历者，如《诗·豳风·七月》，从四月至十月皆与夏历四至十月名称，唯周历一至四月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夏历三月不称五之日，而称蚕月。故称一月者，夏历也。

3、商历建丑，但自前1075至前1030年间，殷历一月初二无为壬辰者，与《书》及《汉书》伐商之日皆不合。略不论。

综上述，以前1070年2月23日壬辰为伐商前日，次日癸巳（2月24日）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于夏历一月二十八戊午（前1070年3月21日），王次于河朔。与《武成》合，与《汉书·律历志》合，与《泰誓》上，与“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合。

（四）、《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不确。

王国维 《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释“既死魄”为:“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孔晁注《逸周书·世俘解》以为朔后为死魄。此种解释，皆为一个时段，用在此处皆不合理。

用王氏说。周去孟津不过千余里，一月初三出发，至二月二十三日，越五日甲子，已达五十五六日，师行一日不足二十里。《诗·六月》：“于三十里。”《毛传》：“师日行三十里”。则周师之行，比正常师行慢三之一。此是纠合八百诸侯伐人之国，如此慢慢悠悠，作观光式休闲行军，不怕师老兵疲？不怕诸侯之兵解体而去？所谓“兵贵神速”，正与王、孔之释反其道而行。

“既死魄”无论从何家解释，皆在朔后，“哉生明”指初三月始生光，死魄始也，故初二称旁死魄，既死魄当在其后。有人称既死魄为月朔，不可取，朔日月不见光，全为魄，魄何曾死，何来既死！故既死魄即令从初三始，则甲子至少在次月初七。然从壬辰至甲子，不过三十二日，加上二日，从朔日至次月甲子为三十四日。月大，甲子为次月初四；月小，甲子为次月初五，皆不为初六，更不为初七。若到下一甲子，再加六十日，则九十余日，武王及其八百诸侯都开化装舞会去了？

征之历书，辛卯年庚寅月（夏历一月大），甲子日为夏历二月初四，正是仲春时节，天气回暖之时，与泰誓、牧誓合。

（五）、《书·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既称十二月，又称“烝祭岁”，故戊辰在月末，亦岁末。此周成王时事。周历建子，十二月当是亥月。征之历书，自前1030至前1075年间，惟前1062年12月14日，即农历己卯年乙亥月（周历十二月小）二十九日为戊辰日。丑正，寅正，其岁末十二月末或十三月末皆不为戊辰。在此时段内，惟前1062年乙亥月戊辰日为周历十二月末，亦岁末。距前1070伐纣九年。

余有拙文《周武王伐商及在位時間考》（此文或可在网上找到），说明周武王于伐商成功后二年崩，即前1069年崩，此为《史记》、《逸周书》等所主张。周公旦旋摄行政事。至前1062年为七年，与《洛诰》“朕复子明辟”之年，即洛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合。

综上，周伐纣日为农历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历正月初二，初三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前1070年2月23日为壬辰日夏历正月初二，次日癸巳（前1070年2月24日）武王自周出发伐商。夏正二月初四甲子（前1070年3月27日）日战于牧野，一战克商，后二年（前1069年）武王崩，周公摄政。七年后，周成王十二月末戊辰（前1062年12月14日）至洛，周公归政于成王，王封周公子伯禽。

此结果与《武成》合，与《泰誓》合，与《牧誓》合，与《洛诰》合，与常理合。

由是可确定武王伐纣之日，周开国之期为前1070年，同时确定《泰誓》、《武成》之文皆真，惟班书引文有差。

二、关于阎此条他问题之认定。

阎此条标题为“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书法”。不冠以二月恰自《牧誓》始，《牧誓》开篇即言：“时甲子昧爽！”只书日，不书月。因其为今、古文共有之篇，故阎不敢斥其不合书法，只好用“然亦以《武成》篇有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书，故读者可以互见，不必复冠以二月，此省文也。”

遁词知其所穷。此既可省，彼焉不可省？《武成》不亦有“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之述乎？至于《牧誓》岂有以后写之文，作前文历日参照？作《牧誓》之时，胜败犹在未定之天，焉知必有《武成》之作？即令有必胜把握，焉知作《武成》时必有“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书？不能互见，如何参照？在《牧誓》篇加“二月”何难？

不冠月书日，又何止《武成》、《牧誓》？即如《洛诰》“予惟乙卯”。阎称其为口述，口述即可不冠月？干支记时，以六十为周期，一年之间，至少有六个乙卯，此为何月乙卯？

阎氏常斥此不密，彼不密，阎氏行文不密，何遑多让？前已证《汉书》此述之非，阎之论凿空矣。

阎谓“使人读去竟觉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此以常识开玩笑。农历月小二十九日，月大三十日，初发蒙之童子必知，岂有阎氏会以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之想？古人以干支记岁时，知一年日月之甲子，至少为卖卜者之常课，岂有博学如阎氏者不知，阎氏竟在此小枝节上作文章，真不怕枉费笔墨？

书史冠不冠月，阎于《武成》大做文章。我国古代史，尤其《春秋》前史，重在记言，对历史要件时间、地点之记载，大多阙如，为历史断代留下许多困难。整本《尚书》，多不记时，即有录，亦为间断零散之简记，尤少纪年，偶有记月记时者。

记日必须冠月，非确论。上述《牧誓》“甲子昧爽”。牧野之战乃伐商大事，亦不系月。至于阎所引《洛诰》“予惟乙卯”，何年何月之乙卯？史无所录，虽为口述，亦当系以年、月，因王并不知其在何年，至少不知其在何月。一年之间，当有五六个乙卯用以记日，此何乙卯？

至于“越六日”、“祥”、“禫”之议，前已有说，此为阎旧话重担，不赘。

三、阎之疏证方法，是预设今《书》伪，其以书“非伏非孔，非今非古”，即已全盘否定今《书》，然后搜罗诸子之引文，包括郑玄、皇甫、吴棫、梅鷟等说，凡与《书》不同，或略有不同者，即以证《书》为伪。而不顾其所引诸文之真伪。如诸子引文，多从说理出发，如《墨子·非命》篇，引《书》同一节文字，三篇三改其词，阎却以其为真。直如金仁山所说，诸子对于其所引事实之真伪有无，多不计较。

余读《尚书》有年，对古文《尚书》为伪始终存疑，其既不合情，亦不合理。去年余始逐条评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欲从中找出破绽，否定其说，还我《尚书》清白。至今已评到五十三条，阎论竟无一条成立。而于此条，余终于找无可辩驳，不可易移之证据，一举将其阎论击得粉碎，真有喜出望外之感。此结论不仅清晰了武王伐纣日期，大誓诸侯日期，牧野野战日期，也确证了武王伐商功成后两年即崩，及周公归政成王日期。不仅证明了《泰誓》、《武成》等篇目不伪。而且证明了《尚书》确实来源于王家档案。其所列史实与时间，为古史中之最准确者，左氏内外传等皆不能与之匹敌。诸子引文，更是割剥串缀，为其所需而为。

古文《尚书》不伪，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已经扫地无余。

四、今人研究古史，比古人似更具优势，以时间论，古人距古代与今人距古代几乎一样茫远，如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孔子，已有杞不足征，宋不足征之叹，至于商代之甲骨文字，孔子无缘看到，今人却有机会研究。今人还能看到吉金、简、帛等古人看不到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今人有更为先进的史学及科学知识，有更为先进的工具。例如今人的原子钟，可以达百万年差一秒之精度，古人望尘莫及。今人制作之长历，精确度非古人所能比拟。

何按：我原打算逐条评议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指正其非，还《尚书》以清白。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涉及面宽，较为专门的知识一般人不具备，更不感兴趣，读者量必然稀少，而阎若璩身后又站着清以来无量数之泰山北斗。但我必须着，一为自己，弄清楚《尚书》真，真在何处，伪，伪在何处。二，为学术，以余萤火之光，螳臂之力，为吾国第一部历史著作，第一部散文著作，第一部古代思想集成尽一点绵薄，做一点微不足道之事，以正其声名。虽费毕生之力，老死是乡而无悔。

事情真有出人意料者，原以为至少需两三年时间才能将此文完成，殊料评至五十三条，忽然发觉，《尚书》本身即有证明其真之铁证，一举将阎氏经营二十余载之七宝楼台击为韲粉之铁证。令人有天不负吾民，天不负吾族，天不负吾国之感，留下如此堂堂正正之大作，垂辉千秋万代之炎黄裔胄。

再评阎氏之作已经毫无意义，再去争论《尚书》之真伪已经毫无意义。下愚之于《尚书》，可以搁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