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翻译论战

　　摘要：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特性，人们对其认识尚且不足，致使这一领域成为一块是非之地。“五四”期间，我国文人间翻译论战颇为频繁，其激烈之程度可谓空前。首先，围绕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同仁与胡适、茅盾及鲁迅等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分析了论战的缘由以及论战对我国译坛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然后对几次翻译“论战”作出了评价。　　关键词：“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郭沫若；胡适；茅盾；鲁迅；翻译论战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227-05　　“五四”时期，我国前辈译家认识到了翻译的重要价值和社会功能，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译介过来。由于我国当时没有专职翻译队伍，一代文人便自觉地担负起了翻译的重任，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由于译家们所选作品的题材与体裁不一，其翻译方法与手段也就因人而异。译家不同的文学主张影响其翻译理论和主张，加上翻译活动本身的复杂特性，翻译争鸣不可避免。但由于宗派情绪的对立，有的借翻译批评之名，实行各派别间的相互攻击和漫骂。这使得当时中国文坛笼罩在一片“唇枪舌战”的烟雾之中。论战过去多年，我们应对其有个公正的评价。本文主要论述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胡适、鲁迅和茅盾等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以澄清一些翻译史实。　　一、与胡适派文人的论战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高举浪漫主义旗帜登上中国现代文坛，为新文学开创了内部论争的新局面。创造社同仁一上阵就又是跟当时鼎鼎有名的胡适博士论辩，又是跟声势浩大的文学研究会对垒，其胆识令人钦佩。但他们考虑问题尚欠全面，故在新文学内部造成了“自相残杀”的局面。由此看来，翻译论争的消极影响不可否认。但通过论战，阻止了“滥译”的蔓延，促进了翻译质量的提高。因而翻译“论战”的积极意义也不可抹杀。　　造成“论战”的主要原因是创造社成员片面地认为“五四”以来，我国封建文学早被打垮，鸳鸯蝴蝶派也未剩多大市场。主要矛盾是新文学内部，故他们对准新文学内部主攻。目的主要是反对翻译和创作上的粗制滥造和浅薄无聊。　　引起创造社与胡适派文人论战的导火索是郁达夫1922年8月25日发表在《创造》季刊上的一篇译评文章，即《夕阳楼日记》。该文对余家菊译的德国威铿著《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郁达夫认为余家菊的译文是英文转译（原本的德文已被淘汰），所以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改动，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郁达夫还指出了余家菊译文中的多处错误，并试图对部分句子重译。这篇译评“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激起轩然大波”。郁达夫在文中愤慨道：“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余家菊当时身处国外，虽转译了德国作家威铿的作品，但未发表力作，算不得“中国杂志界的人物”，更不可能名声大得像“蛆虫一样肥胖得很”。而胡适时任北大教务长，主办《努力周报》又使他跻身于新闻杂志界，是当时我国学界的中心人物。很明显郁达夫表面上批评余家菊，而矛头直指当时学界的风云人物胡适。针对郁达夫骂人式的“译评”，胡适也于同年9月17日《努力周报》第20期上发表了《骂人》回应郁达夫，其中说到“余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错误，郁先生的改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译书是一件难事，骂人是一件大事”。　　《夕阳楼日记》及《骂人》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由翻译引起的“论战”从此揭开序幕，“‘架’越打越大，越打牵扯的名人越多，以至于关于翻译问题引起的论争竞贯穿了前期创造社的整个时期”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简述过此次“论战”的盛况：“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学序论》的指责，张东荪的‘手势戏’喧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也因而名满天下。吴稚晖也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茵梦湖》的指责。还有是‘诗哲’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骂了我的‘泪浪滔滔’，这起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尽可以成为一部《夕阳楼外传》”。　　作为创造社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很重情义。这次与胡适的笔战，便是这种哥们义气引起的。这起笔墨官司的起因是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遭到胡适《骂人》一文的“回敬”后，郁达夫写信给回到日本的郭沫若扬言要跳黄浦江。郭沫若当仁不让，便和成仿吾一道写文章反攻胡适。后来张东荪、吴稚晖都参加论战支持胡适，而陈西滢和徐志摩则借机指责郭沫若的译作。就翻译问题互相批评这本无可非议，可借此之机互相攻击实属不妥。可见，作为创造社的领军人物，郭沫若为了朋友没少惹“祸”。这也是每次论战中，郭沫若成了“靶心”的原因之一。　　二、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　　1922年，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就如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引起了一场论争。起因是读者万良浚在1922年7月1日《小说月报》第13卷7号的“通信”栏中，提出当时可以翻译《浮士德》《神曲》和《哈姆雷特》等作品，并表示他不同意这样做是“不经济”的观点。因郑振铎曾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过《盲目的翻译者》一文，提及翻译此类书籍有“不经济”之义。茅盾答复万良浚说：“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当审度事势，分个缓急。”　　茅盾的答复，引来了郭沫若一篇长文《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其中郭氏就“文学的研究”与“文学的介绍”发表了意见，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的领军人物茅盾。文中说道：“这种翻译家的译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切要的，无论对于何项读者都是经济的，为什么说别人要翻译《神曲》《浮士德》《哈姆雷特》等书，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并且会盲了什么目呢？” 　　此后，茅盾发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一文，与郭沫若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郭君这段议论，解释主观一面的翻译动机，诚为详尽，但是我们再细一想，就要问翻译的动机是否还有客观的一面？换句话说，我们翻译一件作品除主观强烈爱好心而外，是否还有‘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等等观念做动机？……对于文学的使命的解释，个人可有个人的自由意见，而且前人、同时代人，已有过不少的争论，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外，至少还须含有永久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得劲憧憬。”　　其实在宗白华、郭沫若、田汉三人的通信中，谈及外国作家的翻译时首先锁定的就是歌德。他们想成立歌德研究会，对歌德进行深入研究，甚至立志要把歌德的一切名著杰作译介到中国来。因此，郭沫若选择翻译歌德的《浮士德》，这并非心血来潮，也非盲目翻译。他认为歌德所处的“狂飙突进”的时代，与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较为相似，歌德的思想及其创作正好适应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要求。　　《浮士德》第一部翻译出版后，在我国青年读者中掀起了“歌德热”。不少知识分子特别重视“浮士德”和“浮士德精神”，主张用这种精神来改造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由此看来，茅盾等文人当时对其翻译估计不足，进而说出“盲目的翻译”和“不切要的翻译”等不妥的说法。而郭沫若《浮士德》翻译的成功，证明了他翻译选材的动机和目的与茅盾等文人基本一致。他们都想通过翻译改造社会，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浮士德》是歌德倾注毕生精力，花费60余年写成的一部宏篇巨著，其内容博大精深，体裁丰富多彩，气韵无可比拟。郭沫若凭借其非凡的勇气和渊博的学识，前后花了近30年时间，终于把《浮士德》这部巨著译完。尽管之后也出现很多不错的译本，如周学普、钱春绮和绿原等人，但作为首个翻译《浮士德》的郭沫若，在那特殊的年代更值得人们钦佩。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战的另一内容是误译问题。1922年5月1日《文学旬刊》上推荐了唐性天所译《意门湖》，并把它和郭沫若与钱君胥合译的《茵梦湖》相比较，认为前者“略有不同，篇后附有斯托尔姆（郭译施笃姆）的传记一篇，极为详细”。这激起了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对《意门湖》中误译的指责。1922年6月24日，郭沫若在《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我们相信译诗的手腕决不是在替别人翻字典，决不是如像电报局生在替别人翻电文。诗的生命在它内容的一种音乐的精神。至于俗歌民谣，尤以声律为重。翻译散文诗、自由诗时自当别论，翻译歌谣及格律严峻之作，也只是随随便便地直译一番，这不是艺术家的译品，这只是言语学家的翻译了。”1924年7月，《文学》周报登载了梁俊青对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文的批评，郭沫若给《文学》周报编辑部写信指责该编辑部是“借刀杀人”。茅盾和郑振铎便以编者的名义在《文学》周报第131期上又作了答复。这样的翻译“论战”反反复复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期，而且越来越激烈，使我国当时的文坛呈现出非常热闹的局面。　　三、关于“媒婆”“处女”比喻的多方论战　　在郭沫若的“唇枪舌战”中，最激烈的应算“媒婆”与“处女”之辩了。郭沫若曾把翻译比作“媒婆”，而把创作比作“处女”。这在当时译界引起了强烈的非议，因而遭到其他文人，特别是鲁迅和茅盾等人的讽刺与批评。对郭沫若的“媒婆”与“处女”一说，当今有学者的看法仍较偏颇，因而很有澄清的必要。有的人认为，郭沫若“同时又有把创作比喻为‘处女’，把翻译比喻为‘媒婆’的说法。这种比喻的意思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意谓翻译何足道，创作方可贵。’这种尊创作鄙翻译的思想，是符合当时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造社一班人的思想实际的”。又有的评论道：“郭沫若给李石芩的信中借用了‘媒婆’与‘处女’来比喻翻译与创作，将翻译视为‘附属的事业’，并贬低翻译的作用等。从这些不客观不公正的论述中，我们能领略到郭沫若翻译思想中的不正确一面。然而随着文学思想的发展转变，郭沫若纠正了过去对翻译的意义与目的的轻视态度，端正了对翻译工作的态度，重新评价了翻译的重要性。”　　严格说来，“媒婆”与“处女”之争是一桩公案。它直接源于鲁迅的一篇小说。1920年，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被刊在周作人的一篇译文之后。郭沫若看后便触发情感，因此他向该杂志编辑宣泄道：“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女’，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这针对时弊而发表自己的看法，本无过错，再则它也未含任何个人之恩怨。然而在此之后，鲁迅曾多次引用郭沫若此说来讽刺其“崇创作，恶翻译”。其中在1932年《祝中俄文字之交》里说：“有的人说创作是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并说“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这里的“作家”自然指向当时参照英德译文重译《战争与和平》的郭沫若。　　此外，茅盾还专门写了一篇“媒婆”与“处女”来讽刺郭沫若：“从前有人说创作是‘处女’，而翻译不过是‘媒婆’，意为翻译何足道，创作乃可贵耳！”又说：“从前率先鄙薄翻译是‘媒婆’而尊创作是‘处女’的是郭沫若先生。现在郭先生既已译过许多，并且译过辛克莱的《煤油》《石碳王》《屠场》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不知郭先生对于做‘媒婆’的滋味，实感如何？我们相信郭先生是忠实的读者，此时他亦自悔前言猛浪了吧。”　　面对多方严厉批评，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对此说解释道：“李石岑编《学灯》，在有一次的双十增刊上登了文艺作品四篇。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短篇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我很欣赏《头发的故事》，而不知道鲁迅是谁。但把《头发的故事》排在译文后边，使我感到不平，因而便激起了我说‘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当加以尊重’的话。这话再经腰斩便成为‘翻译是媒婆’。这使一些翻译家和非翻译家恼恨至今，一提起这句话来，就像有点咬牙切齿的痛恨。恨这句话的人好些自然知道是出于我，但有大多数我相信不明白这句话的来源，只是人云亦云罢了。” 　　其实，“媒婆”之说并非始于郭沫若，这是歌德对翻译的看法。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论及文学翻译中“媒”与“诱”的作用时，指出由其自身“不能避免的毛病”即“讹”而“产生了新的意义”，即译文可能反而“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钱先生说：“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痒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歌德很不礼貌地把翻译家比喻为下流的职业媒人，而郭沫若的用意与歌德的不完全一样。他自己就是译著颇多且质量甚高的翻译家，如果他把翻译家比作“媒婆”，那他不也就贬低了自己所衷爱的翻译事业吗？因此“不能断章取义，仅仅因为信中的一句话就认定当时的郭沫若轻视翻译”。其实郭沫若自己也不承认他有轻视翻译的倾向。他辩解说：“单是说翻译，拿字数的多寡来说，能够超过了我的翻译家，我不相信有好几个。拿着半句话便说我在反对翻译，或创造社的人反对翻译，这种婆婆妈妈的逻辑，怕是我们中国文人的特产。”他之所以抛出这一比喻，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翻译太受宠了，应该“稍加遏抑”以便让创作这一“处女”有更多的出头露面的机会。郭沫若主张我们应努力学习西方国家，但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学习西方国家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同时我们应多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来，或且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郭沫若还意在讽刺那些对原作者及读者概不负责任的译士。因为当时我国的翻译界怪象丛生，出现诸多歪译、乱译、死译及抢译等现象，许多译品“虽译犹不译也”。　　由此看来，鲁迅和茅盾等文人部分地误解了郭沫若的“媒婆”与“处女”这一比喻，而他们的批评在当时也确实起了匡正的作用。但郭沫若此说也有自己的用意，他曾说：“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对于翻译事业未免也太看中了。因之诱起青年许多投机的心理，不想借以出名，便想借以牟利，连翻译自身消极的价值也好象不遑顾及了。”因此，就郭沫若的译文及其在翻译实践中取得的成就而言，他与鲁迅、茅盾等人同样看重翻译。其译作之丰，可与鲁迅比美。在借他山之石，以磨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之错方面，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文人的认识和实践大抵相同。因此，他们指责郭沫若“崇创作，恶翻译”和“鄙薄翻译”，多少带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四、简要的评论　　自有翻译以来，翻译“论战”时有发生，且翻译史上一些“笔墨官司”永难了结。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赵景深的“信”与“顺”的论争影响也较深远。当时赵景深提出“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翻译观，他讽刺鲁迅的翻译道：“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的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别人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当是达信雅。”　　鲁迅以“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进行反驳，强调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他说：“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就已经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象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翻译方面的争鸣与旧时代的文人不一样，大家都是抱有勇于探索的精神。虽说也流派林立，但并非水火不相容。因此，对待翻译史上的论争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造成郭沫若和其他文人翻译论争情况比较复杂，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1）“五四”时期，我国文坛派别林立，各派文人的文学主张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无论是鲁迅还是以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都从‘改良思想’‘解决问题’、注重‘读者所受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有意识地选择‘为人生’‘有用于人生’的文学，重点介绍‘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和俄国、苏联文学。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努力》中明确表明了自己在文学价值选择中的‘偏爱’特点：排斥‘纯为艺术的艺术’。创造社对‘现代精神’的理解和文学研究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们“更注重‘个性的文学’，注重世界文学史上那些‘永不磨灭的太阳’的巨著。这使得他们对于翻译文学的审美趣味和鲁迅、文学研究会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相反驳’”。由于文学主张不同，在翻译方面发生争执在所难免。就翻译来说，他们在翻译的选材、翻译标准、翻译的动机与目的以及翻译方法与技巧等都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创造社的几位成员，以郭沫若为主将，包括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和郑伯奇等都是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留日学生。因而他们的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与文学研究会等国内文学团体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　　创造社的成立，被人们视为“异军突起”。主要是因为其成员当时都身居海外，不曾参加过新青年时期的文学革命活动，因而对当时国内文坛的实情缺乏了解。创造社成员从一成立开始，便打着“创造”的旗号，为建设新文学而清算新文学阵营内的投机分之和投机的粗制滥造、粗翻滥译。其主观动机良好，但方法欠妥。他们往往意气用事、责人过严、用语夸张，甚至还流于刻薄的漫骂。这势必引起与其他文学团体同仁的矛盾。　　（2）创造社同仁在国外倍受压抑，因而都具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一登上文坛，便在新文学阵容内横冲直撞，四面出击。仔细分析，其微妙的心理隐约可见。1917年底，郭沫若曾想把自己的译著卖给商务印书馆遭到拒绝；1918年底，郭沫若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骷髅》投寄给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又被拒绝，其他成员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他们满腔热情地去创作，去翻译，而又苦于无人赏识，所创作和翻译的作品累遭退稿。因而觉得国内出版界“黑暗得很”，学界名人“垄断文坛”。可推，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仁当时都是无名小卒，很想在我国文坛争得一席之地，因而从一开始就准备了和当时阵势庞大的“文学研究会”挑战。在创作方面他们很难去指责文学研究会同仁，因而便从自己拿手的翻译方面打开缺口。当时，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诸多译者缺乏经验，翻译市场比较混乱，翻译错误比较严重，正当的译评很有必要，但他们言辞过激，甚至夹杂诋毁和漫骂的语气，这势必会挑起“论战”。因此某些译评表面看是翻译“论战”，其实是创造社同仁借翻译“论战”之名而向“文学研究会”等文学团体发起的进攻。郭沫若也承认道：“‘文学研究会’的几位作家，如鲁迅、冰心、落花生、叶圣陶、王统照，似乎也不见得是一个葫芦里面的药。……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又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 　　（3）我国旧式文人相轻作祟。由于各路文人的文学宗旨不一，所以各自为政而又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澄清一些误会。如鲁迅与郭沫若终生未能谋面，但“唇枪舌战”时有发生。旧式文人对持不同观点的言论反应特别敏感。有的对异见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并成为一桩乐事。在翻译领域，如果你说“宁信而不顺”，我偏要说“宁顺而不信”。你说“直译”，我偏认为是“硬译、死译”，你讲“意译”，我偏想到了“歪译、乱译”。翻译理论存在着诸多的“二元对立”的命题，如“文”与“质”、“直译”与“意译”、“神似”与“形似”、“归化”与“异化”等不一而足。如果双方发生争论，站在某个角度来看，他们各自的观点各有其道理，并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驳倒对方。而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作出全面的分析，各自的观点未免又偏于主观。如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一说，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但如果把它作为翻译理论来看，也会引起歧义而带来负面影响。　　（4）郭沫若的气质，从生理上来分析，属多血质。他具有兴趣广泛、敏锐机智、活跃豪爽和想象力丰富等特点。他能在众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跟他的气质很有关系。从心理因素来看，他从小就有反抗和叛逆精神，因而独创能力较强。同时又具有较强的亲和力，能与志同道合者配合密切；他又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遇刺激容易冲动。他说过：“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又具有“自我张扬”等特征。这些特征对他作为诗人、剧作家和翻译家来说，未尝不是好事情。而在各种论战中，他有点意气用事，责人过严，用语夸张和刻薄尖酸的特点。若仔细分析他的气质禀赋和性格特点，加上前述一些心理方面的因素，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这里主要就翻译论战时期的郭氏性格特点作一简述。随年龄的增大，世界观的改变及社会实践的锻炼，他各个时期的性格特点也会有所变化。　　基于此，有学者将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译论文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批评攻击型的，一类是理论建设型的。”郭沫若“批评攻击型”的译论，只有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够梳理得较为清楚。尽管如此，这种种论争的积极因素是不可否认的。正是由于翻译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将当时的翻译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不仅译介了大量的西方文艺和科学著作，制止了滥译、乱译等不良现象，而且造就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翻译巨匠。以他们为首团结着一大批翻译工作者。翻译理论也得到了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创造社”成立第一天起，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就敢于向胡适、鲁迅和茅盾等著名文人挑战，这确实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翻译史上的壮举。因为这需要胆量与智慧，正是因为敢于进行这样的挑战才促进了“创造社”这支队伍的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