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讨论稿

关于对古史辨派评价的问题

一、时人评价

对于这场“古史辨”运动，时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不同学派、团体和个人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和价值观念出发，对这场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当时的意见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以胡适、陈源等为代表的赞誉派与以梁启超、张荫麟为代表的批评派。

（一）赞誉派

1、1926年7月，胡适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一文中，称赞《古史辨》“是中国文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

2、傅斯年称赞“古史辨”是“史学的中央题目”’“是一切经传子集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

3、陈源认为“古史辨”：“价值是不容易推祟过分的。他用了无畏的精神，怀疑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几千年来的糊涂账，不多几年已经开辟了一条新路，寻到了许多大漏洞„„是极有价值的贡献”。

（二）批评派

1、粱启超认为古史辨的方向和目标有误，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

2、柳诒徵等人指责古史辨是“以空疏的和装饰的学术迷导青年”，提出了古史辨是“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的反对意见。

3、王国维也对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观点提出疑义。他指斥疑古派说：“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借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

4、张荫麟则对古史辨派的方法论提出了激烈批评，指责顾颉刚等过多地使用默证法。认为顾不恰当地使用“默证”，以至于导致“根本方法之谬误”，“吾观顾氏之政论，几尽用‘然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

5、鲁迅曾谓：“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了。”

二、后人评价

后人评价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第二阶段20世80年代以后。

第一阶段：建国前10年在相关的专题性的学术研究方面，主要的论文成果有：①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 ②杨向奎《古史辨的学术思想批判》 ③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 ④吴泽、袁英光《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 ⑤吴泽《“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以及胡绳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童书业等文海内外一般认为非纯学术研究而不予参考，但这些文章虽不免批判性语言及政治色彩，但仍反映出建国初期主张“社会发展规律”一派对于疑古学说的包括批判与认同两个方面的态度，反映出学术史发展演变中两种不同取向间的矛盾与交融。1

第二阶段：20世80年代以后，特别是顾老去世以后，学术界对于古史辨派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影响均有充分、公允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对于古史辨派的评价主要有以下观点：

1、李学勤2

李学勤先生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并认为古史辩学派“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大声疾呼要“走出疑古时代”。

2、陈其泰3

（1）消极意义：①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古书辨”；②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因而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③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有不当的地方。这里应说到三项。一是张荫麟先生曾指出“古史辨派”过分地使用默证法。二是有时对于史料不能做到审慎地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三是“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

（2）积极意义：①“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②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1

2吴少珉. 近50年来“古史辨派”研究述评[J]. 洛阳大学学报,2000,01:70-74. 李学勤. 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J]. 中国文化研究,1999,01:6-8+1.

3陈其泰.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J]. 中国文化研究,1999,01:12-19+1.

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与“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③“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④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3、田旭东4

（1）功：

①“古史辨”派的工作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念，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科学做出了贡献。

②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许多古代文献，甚至是所有的古代文献都进行了重新审查，这无疑对学术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③正是由于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又大刀阔斧地破除了古史的系统，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

（2）过：

①由于古史辨在疑古时，经常“抓其一点，不及其余”，因此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过头，正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

②疑古学派把先秦古书的年代普遍往后拉，把许多书都说成是刘歆伪造或更晚的伪造。 ③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在研究、考辨中国古史时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学发现的成果，致使古史辨始终是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在书本上做学问的框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古书辨”，这大概亦可认为古史辨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一个致命的缺陷。

4、侯云灏5

①正确认识“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历史使命。②“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③“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

总的来说，认为“古史辨”是中国近代史学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成果，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对其中的有益成分加以吸收和提炼，以丰富当代的史学理论。

5、樊良树6

一方面，将“古史辨没有了”不等于“古史没有”。二十世纪不断涌现的考古成果足以说明“古史辨派”的局限，也从侧面反证出“古史辨派”标榜的科学方法并非是包治百病的4

5 田旭东. 《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51-55. 侯云灏.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J]. 史学史研究,1997,02:41-46.

6 樊良树. 疑古与科学:“古史辨派”评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122-124.

万灵丹。另一方面，将“古史辨没有了”固有一定局限在“辨”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怀疑精神仍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顾氏所谓“历史层累地造成”及探索“许多故事转变的方式”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他最后通过评价古史辨得出的结论：在历史研究中防止走上两个极端，一方面“不可将孙悟空的颈后毫毛一一当真，顶礼膜拜；一方面也必须停止“禹是一条虫”的重演是我们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

6、谢桃坊7

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

7、马雪8

主要分析了20世纪疑古思潮对中国古代史料学建设的意义，认为：首先，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对于古史和古书，作了范围广泛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去伪存真，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可征信的史料，有利于学术研究。其次，疑古辨伪思潮发展中方法论方面的有益启示，有助于后学者科学地看待和整理史料。如“历史的态度”。最后，20世纪疑古思潮中体现出的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应当被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苟无鉴别伪书的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径大起混乱”。

三、自己的观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辨伪浪潮，不仅出现了古史辨派，而且产生大量的辨伪成果，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古史辨派以“疑古”“求真”为标榜，是一个以近代学院式的严谨考订的科学精神、实证态度和微观方法，系统清理历史文献和古史体系的学术流派。其内容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等。而其学说中对于夏代以前古史系统，帝王谱系的研究与考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金科玉律”，亦影响深远。但该派亦有其不足的学术硬伤，如“将古史辨成没有了”，后来顾颉刚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

然而，如何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去认识和评价我国的古史体系依然摆在面前，7

8 谢桃坊.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J]. 学术界,2009,04:225-231. 马雪.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探析[J]. 社科纵横,2007,07:115-116.

在我看来，古史辨的一些学说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比如，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点来说，结合现存的古典文献以及民间传说对于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和记载所能够看到的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建设性。当然，其理论中对于古史的全盘否定，完全当成是文学作品的夸张，则是其不足的地方，“破而不立”更对古史体系造成伤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该派对于传统古史体系的怀疑精神是必要的，富有建设性意义的。

1995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倡议，试图扭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中怀疑古文献真实性的大趋势，引起广泛反响。2000年，以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做出了阶段性成果报告，该报告几乎把传统古史系统中的明显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内容，至少是还不能够充分论证其客观存在性的人物，时间，谱系，普遍当成信史来看待，三皇五帝皆有依据。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与结论，我想要说的是，对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关乎中华民族自我认证的古史考辨上应该坚持客观的科学态度，而不应该受到民族感情的影响，抱残守缺，自我麻痹。否则的话，受民族感情驱使随意的下结论，最终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而且将会危害后人，所以，我们要呼吁弘扬“古史辩”其怀疑精神的合理面，谨慎，冷静的，逐步的考证古史体系。

五、提出的问题

1、古史辨派及其疑古思潮对当今历史研究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