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敌胆"谢团长"与刘少奇的战火情缘

她从16岁起就在中共高层领导身边工作，她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性的幸存者，她是抗日烽火中威震敌胆的“谢团长”，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她还曾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这位尚健在的传奇女性的名字叫谢飞。虽然她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但她无怨无悔，信念不改；更难以忘怀长征路上与刘少奇的初识，陕北窑洞里的缔结良缘，出入白区患难与共的峥嵘岁月……

初识少奇

长征中，红军女干部谢飞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休养连干部大约有60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二三副担架，马匹多、担架多，这都是敌机投弹的目标。紧急情况下，担架来不及疏散、隐蔽，女红军们就得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病员，还要给伤员抢救包扎。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要穿越茫茫无边的水草地，女红军们又病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谢飞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几位女同志又病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一同商量想请少奇同志批准我们雇一民伕，大家推举我、钱希均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去请示少奇同志。

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开始时，先后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我在中央苏区见过刘少奇，但和他直接接触还是第一次。

谢飞继续写道：

我们到了少奇处，一紧张竟结结巴巴怎么也说不清我们的要求。少奇看着我们，笑着问：“你们是不是想雇一个民伕？”

我们连忙点头，称“是”。少奇同志爽快地答应了。

过去我一直认为少奇同志很严肃，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他很平易近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算我初识少奇同志。

刘少奇对同志很关心，对自己要求严格。刘少奇有一匹老白马，为了减轻马的负担，他经常自己步行，只让马驮一些行李和干粮。

在以后的长征途上，刘少奇看见谢飞不畏艰险，忙前忙后，常常鼓励、称赞谢飞。有些女红军病得很重，就提前一些时间走，不致掉队太远。谢飞生病时，也用这个办法。

这一天，刘少奇又遇见谢飞了。刘少奇以为谢飞一个女同志生病可能走不动，会掉队的，没想到谢飞竟走到行军队伍的前头。刘少奇惊奇地问：“阿香！你怎么走到前头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掉队呢。”

谢飞说：“首长，您好！就是怕掉队，所以走到前头来了。”刘少奇微笑着频频点头。

结为伴侣

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结束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队首长已超过该结婚的年龄。刘少奇自从1932年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妻子何宝珍留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3月，不幸被捕。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英勇就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刘少奇痛失妻子已有一年多。

对于红军指挥员的婚姻大事，大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热心牵线。不久，女红军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谢飞也出嫁了，她嫁给了刘少奇……

谢飞在回忆文章中说：

一天，邓颖超拿给我看一封信，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忙解决个人问题，现在自己心目中有了对象，是阿香，请大姐做媒。

谢飞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刘少奇，见过刘少奇。过草地前夕，初识刘少奇，第一次和刘少奇讲了话。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经常遇到刘少奇，得到他的关心帮助。谢飞目睹了刘少奇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品质，敬爱之情油然而生，但战事频繁，无暇顾及个人的婚姻大事。

如今，听到邓大姐提出婚事，谢飞还是有点害羞，双颊绯红，有点顾虑，她说道：“刘少奇外表似乎很严厉，又比我大14岁。”邓大姐笑了：“大点有什么不好，主席还比贺子珍大17岁呢，不也很好吗？”谢飞听了邓大姐的话，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碧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这一天，刘少奇和谢飞凑了四五元钱，买了一点酒和花生，在邓颖超主持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和周恩来等十多位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地前来道贺。她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叫她阿香。

中央红军的八千精英终于在瓦窑堡有了一个家。谢飞分配在工农检察部工作。瓦窑堡位于延安城北95公里的咸榆公路上，原是安定县(今子长县)的一个集镇。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瓦窑堡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所在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中国的东北，继而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侵略野心更加疯狂，企图灭亡整个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呼声。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2月中下旬，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越来越露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少奇同志去华北，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谢飞陪同刘少奇重入虎穴。临行前，谢飞想到几件破旧的衣服已不能再穿，匆匆做了几件衣服，又做了一些简单准备就出发了。重入白区1936年1月中旬，刘少奇、谢飞夫妇在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护送下，从瓦窑堡出发了。路上，刘少奇穿着旧皮袄，谢飞谐谑地说：“这个皮我看是狗皮，一点也不柔软啊！”“阿香，你是不识货哟，这是纯狼皮的，挺保暖哩！”刘少奇笑着指正，年轻的妻子腼腆地笑了。

一路上跋涉奔波。为了节省开支，刘少奇一行买了最便宜的、没有暖气的硬座火车票，辗转到了北平。刘少奇又买了凌晨一时多的硬座车票，清晨抵达天津。

刘少奇化名胡服，与妻子谢飞住进了天津北方局机关工作生活的旧址北洋饭店。

刘少奇夫妇在北洋饭店住了两天，每天2元5角的房费，觉得太贵，便转到一家普通旅馆，生活条件比较简陋，房费是1元6角。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华北地下党负责人柯庆施几乎天天来，有时也隔天来汇报商量，谢飞在门口放哨，观察四周动静。

经过调查了解后，刘少奇夫妇决定在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住下，他们租用了惠兴德成衣铺(现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楼上的一间住房。法租界虽然环境复杂，但交通便捷，水路、公路、铁路都有，既适于隐蔽，又便于转移。

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环境险恶。在这里，刘少奇公开身份是“周教授”，谢飞是“周太太”。为安全起见，夫妇两人单独从楼下后门进出，不与周围邻居聊天。

刘少奇运筹帷幄，管辖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等黄河以北各个省市党的工作。刘少奇写文章写累了，就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谢飞悄悄地给他沏上一杯新茶，他还在沉思着……一支烟吸完了，又点燃一支烟。他夜以继日，写下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20多篇文章。

这其间，在谢飞的精心照顾下，刘少奇出色的战略、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速发展。毛泽东称赞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系统地指出了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刘少奇连续收到中央的电报指示。

为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刘少奇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解释。谢飞对不杀蒋介石有点想不通，刘少奇耐心地解释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是很复杂的，派系之间的利害冲突非常尖锐。何应钦要杀蒋介石，是为了和汪精卫勾结起来搞亲日政权。而日本帝国主义则是想利用西安事变，煽动中国内战，加速中国的灭亡。

刘少奇日夜埋头工作，谢飞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刘少奇的人身安全；替他抄写管理机要文件，照顾好他的生活。刘少奇生活节省，从不计较个人待遇的高低、衣食住行的好坏。刘少奇夫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吃、穿、用都在内。为了节省开支，夫妇俩一天只吃两餐，不吃早餐。谢飞在邻近的一家小饭店订一份饭，两人同吃。谢飞担心刘少奇吃不饱，影响身体，常常自己吃一小半，大半份给刘少奇。

不久，谢飞特地到杂货店买了一只煤油炉、炊具和餐具，自己买菜、做饭、烧菜，既节省伙食费，又能给刘少奇做些可口的菜。当时，这所房子既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又是他们夫妇的卧室、饭厅和厨房，夜里还要当厕所。谢飞幽默地称之是“五合一”工作室。

谢飞还肩负一项重任，刘少奇交给她的文件，谢飞都按约定时间、地点安全送到，与柯庆施爱人李超接头，转递刘少奇给柯庆施的信，从未有过闪失。

刘少奇有胃病，平时不能吃硬的东西。谢飞就想尽办法，做一些较软的食物。刘少奇日理万机，持续劳累，病倒了，谢飞焦急万分，刘少奇安慰她说：“不要紧，阿香，你到中药店，请大夫来。”大夫来了，给刘少奇把脉后，开了药方。谢飞到中药店买来药，回家按医嘱熬药。刘少奇服了几剂药后，病稍稍好点，又继续埋头工作了。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长期敌对的局面开始松动，北平的紧张局势也随之缓和。1937年2月下旬，元宵节过后，中共北方局机关迁往北平。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军的侵略。为不失时机指导华北地区抗战，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8月初在太原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为书记，杨尚昆为宣传部长，彭真为组织部长，朱瑞为军事部长。同回延安1937年11月下旬，刘少奇接到毛泽东让他回延安开会的电报。12月初，刘少奇夫妇离开临汾抵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两天后，八路军办事处派了一辆旧大卡车，彭德怀和司机坐在驾驶室，刘少奇夫妇和一些年轻人坐在后面的车厢里，向延安驶去。

刘少奇夫妇抵达延安，风尘仆仆先来到凤凰山李家窑院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刘少奇，高兴极了，两人都站立着，两双大手握得紧紧的。谢飞向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住谢飞的手说：“好好，阿香这一路跑得辛苦哇。坐，你们两位请坐。”

刘少奇对谢飞说：“阿香，你去看看子珍。”毛泽东说：“子珍到西安去了。”

刘少奇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平、天津、西安的一些情况后，夫妇俩向主席告辞了。几天后，刘少奇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谢飞进中央党校学习。

谢飞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渴望学习知识。在中央党校，她如饥似渴地学政治、哲学、时事政治。春暖花开时节，1938年5月，谢飞在中央党校毕业，来到马列学院深造。

5月1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共为培养高级干部创办了马列学院。谢飞是马列学院的第一班学员。一班学员共110名，其中有李先念、徐海东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老地下工作者和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入党的知识分子。学习时间8至10个月，分两个学期进行。

院长张闻天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慢条斯理，把问题讲得既深刻又清楚。他反复阐明为什么“必须党指挥枪，而决不能枪指挥党”的道理，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张闻天还多次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根据地回延安的领导人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向学员讲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工作经验，使大家能及时了解到国内外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

马列学院的师生们心情舒畅，过着平等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一天两餐小米干饭，一餐小米粥，蔬菜也不少，除了青菜比较少外，萝卜、白菜、土豆、豆角常有。南方人吃小米不习惯，但小米养人，小米锅巴大家抢着吃。时间一久，人人脸上红扑扑的。师生们学习之余，经常组织唱歌、游泳。当时敌机常飞到边区上空，谢飞和大家一起唱着：

保卫边区，保卫边区，边区是我们抗日的根据地……

第一班学员毕业时，宋平、邓力群、马洪等作为教育和理论骨干留校，谢飞和大部分学员上抗日前线，成为抗日战场上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