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而评合时而著

　　[摘要] 自1904年《时报》出现署“时评”之名的言论以来，时评与政论文出现分野，逐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且受读者欢迎的文体。本文尝试梳理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时评“产生――繁荣――沉默――复兴”的艰辛历程，并对其发展状态、形态、特征、影响等要素变化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关键词] 时评 新时评 产生 发展历程

　　

　　1904年6月12日，狄楚青奉康有为之命到上海创办《时报》。不久，一个以“时评”命名的栏目在《时报》上登台亮相，其“不随流俗”的体裁，“明快冷刻”的风格，让广大读者耳目一新。时评迅速走红，成为报刊言论领域炙手可热的“名角”。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虽然时评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变迁，但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持续未断、有目共睹。时评当之无愧地成为媒体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塑造的一把重要利剑。

　　一、时评及其产生

　　（一）何谓时评？

　　至今，关于新闻评论的定义众说纷纭。对于时评的定义更是莫衷一是。大多人把时评作为时事评论的统称，作为新闻评论的简称。

　　中国最早的“时评”，大致相当于现在报刊上的“短评”或“编后”，是言论中的轻骑兵。它抓住当天报上的一则新闻，题目具体，一事一议，开门见山，长则二百来字，短则几十字。“时评”大量且集中地出现，是在 1904年上海的《时报》上。这份近代有影响的全国性日报，独树一帜地配合新闻，专设“时评”栏，每日数篇，短小灵活，驰骋自如。

　　狄楚青有言：“时评者，《时报》之评论也。”但时评并非《时报》首创，亦非独此一家。据复旦大学教授李良荣考证：从历史渊源上说，时评是把《史记》中每一篇传记后面的一段评论即“太史公曰”、《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后面的一段评论即“异史氏曰”单独划出来，并加以改造，使之独立成篇。它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报纸文体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扬弃过程。在《时报》之前，梁启超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并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创时事短评栏目。1898年，自第26期起，开短评之先河，创设了时评性的“国闻短评”专栏，一直维系到《新民丛报》，专门刊载针对当前时局或某些热点问题发表见解的短评、时评。

　　当时《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国闻短评”专栏还不怎么出名，社会影响也不大。时评之所以能走上中国报刊舞台，得力于梁启超的倡导与谋划。因为以时评名闻中国近代报坛的《时报》，正是根据梁启超的设想，自创刊伊始就重视运用这种言论体裁。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冷隽明利的时评，很受读者欢迎。

　　“时评”的问世，使报纸找到了一个新闻和评论相配合的好形式，顺应了报纸业务改革的要求，各报竞起模仿，风靡一时。当时无论大报小报，绝大多数有时评或类似时评的专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报纸还设此专栏。这当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把时评当作锐利的匕首，对敌人嘲讽笑骂，对革命满腔激情。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出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之一。

　　“时评”的兴盛对“论说”文体提出了挑战。在报刊上，那种坐而论道的长篇论说文章在后来逐渐被时评文章取代。环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报业，大家级的时评高手至今历历在目：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张季鸾、邹韬奋……不仅专业报人写政论、时评，一些知名人士、作家的政论、时评也写得很好。

　　近代报刊的时评运作实践表明，“时评”不一定要写国家大事，还可以写一些身边小事，成为民众表达自我的平台。

　　（二）晚清时期政论的产生与《时报》“时评”。

　　晚清时期，为了推动变革运动，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创立。这些报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十分重视报刊评论的战斗和引导功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骨干人物大多是各种报刊的创办者，也是撰写报刊评论特别是政论的主笔。一时间，政论涌现于各大报刊。同时，政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小型言论专栏的出现。

　　据史料记载，《时报》首创上海报纸的“时评”专栏，对上海报界影响极大。当时《时报》的新闻专栏，由三个主要的新闻编辑专门负责。陈景韩负责《时评一》，主评国内大事；包天笑负责《时评二》，主评各埠要闻；雷奋负责《时评三》，主评本埠新闻。每则短评文章虽然只有一、二百字，但是由于其文字流畅、言辞冷峻，因而很受读者欢迎。

　　对老上海来说，《时报》给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那天，《时报》封面上加印“难关”两个极大的红字。这种破天荒的版面安排足以令人触目惊心。在此以前，日寇制造事端，大举增兵上海，战事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却委曲求全，粉饰太平，再三要求市民照常生活，不要惊慌。在这种情况下，8月13日当市民看到《时报》上“难关”这两个血红的大字时，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于是虹口、闸北一带的居民纷纷逃离。果然，当夜11时许，虹口、闸北一带枪声大作，炮火连天，日寇向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大批建筑物毁于一旦，而白天看了《时报》及时离开的人则幸免于难。从此，《时报》名声大噪，发行量激增，日销量超过2万份，成为上海大报之一。

　　创办初期的《时报》是康梁在国内重要的舆论阵地。后来，《时报》并未热心改良宣传。辛亥革命后，《时报》脱离了康梁的控制，成为狄楚青独资经营的报纸，他主持《时报》长达17年之久。到了1928年，有研究者在《报纸评论的析类》中这样写道：“‘时报’在今日为报纸上短评最普通之名称，吾国报纸，首设此栏者为时报。‘时评’之‘时’，盖义取双关也。自时报以‘时评’受人欢迎，各报踵为之。亦有另标‘新评’、‘时事小言’、‘暮鼓晨钟’、‘随感录’等，要之，皆短评也。”20多年后，“时评”二字已由一个专栏名称演变为一个文体泛称，注定要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考察，“时评”在当时被普遍定义为：时评，时事短评也，即一种具有新闻性和时效性的短评。作为一种新闻评论样式，时评在近代报刊史上并非一家独创。它的产生是一个偶然变异、长期积累、逐渐稳定和一朝自觉的过程。而《时报》编辑在创办“时评”专栏时也并非平地起高楼。与《时报》同步，《中国日报》和《东方杂志》也有过以“时评”命名的言论栏目。一种新的报章文体正在萌芽中。但它们或是没有结合新闻事件进行评述，或是名气和影响不大。1904年左右，在报刊政论中孕育产生的具有新闻评论性质的言论，日益频繁地亮相于报端。报刊言论正处于从政论向新闻评论演变的重要时代。真正“生逢其时”且形成气候的便是《时报》“时评”。当时的报纸言论栏目大多以“论说”为名，“政论”为旨，新闻评论与学术探讨，甚至应试的八股文也都杂陈其中。而《时报》“时评”则属于新闻评论栏目，成为新闻评论从政论中脱胎出来演进为独立新闻体裁的重要标志。对于重大事件，《时报》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同时登出。

　　“时评”的问世，使报纸找到了一个新闻和评论相配合的好形式，顺应了报纸业务改革的要求。各报纷纷模仿，风靡一时。《民报》、《神州日报》、《苏报》等一批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报纸都曾发表大量“时评”文章。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态，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

　　二、时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评的革新与发展。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潮带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为了声援新文化运动，推进思想解放，《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党》月刊、《向导》、《红星报》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报刊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这些报刊都十分重视时评，特别是社评，具体表现为：社评被放于首要位置刊载；设置社评、时论、短评等言论栏目；建立主笔制，邀请有名望、有才气的政论作家担任主笔，并建立稳定的作者队伍；时评的质量成为衡量报刊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正是这种高度重视，这一时期的报纸时评有了新的发展，除论辩式的长篇政论外，出现了大量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时事短评，涌现了傅斯年、储安平、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萧楚女、毛泽东、瞿秋白、张季鸾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评论作家。其中，傅斯年的国际时评和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颇具特色的类别。这两类时评是对《时报》“时评”的重大创新，是现代报刊评论向新闻评论的可贵升华，不仅满足了读者对评论的更深层次需求，也顺应了报刊言论发展的客观趋势――视野开阔和立场独立。

　　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1896―1950）的国际时评视野开阔，眼光前瞻，一度成为当时的民众关注和认识世界动态的窗口。傅斯年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评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评析国际时事的论著。如：《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1] 《法德问题一勺》、[2] 《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3] 《今天和一九一四》、[4] 《日俄冲突之可能》、[5] 《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6] 《国联之沦落和复兴》、[7] 《国际组织与世界和平》、[8] 《欧洲两集团对峙之再起》、[9] 《波兰外交方向之直角转变》、[10] 《第二战场之前瞻》、[11]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12] 《论美苏对峙之基本性》、[13] 《评英国大选》。[14] 这些影响强烈的国际时评文章均被收入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的《傅斯年全集》第5册。有研究者对傅斯年国际时评的几个突出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一、搜罗宏富，视野开阔，谨严求实；二、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 ；三、追根溯源，求本寻根 ；四、实事求是的分析，准确的预见与判断。[15]

　　傅斯年之所以能较准确地预见出一些重大国际时事的发展前景和结果，关键在于他占有了详细的材料，在于他拥有渊博的学识，并能敏感地分析和解读时局问题，还在于他对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对世界各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理解。

　　与傅斯年的国际时评有所不同，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主编储安平（1909―1966）的《观察》时评，却以一种超然独立的姿态，对当局政权发表议论和看法，引来广大读者好评。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6]

　　1946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38岁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他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17]

　　储安平在主持《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比如每卷的报告书及其它一些时评。储安平的《观察》时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

　　《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国民党的失败的。他痛斥二十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18] 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19]

　　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半个多世纪后，他的这些时评，依然让人激动。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却是当下知识分子十分向往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评在《时报》时事短评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突破：评论视野更加开阔，评论内容更具针对性，评论立场更加独立。这些是自由民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时评、政务时评兴起的主要原因。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时评的沉默。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评由于社会形势、舆论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进入了沉默期。

　　建国后，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报刊评论，特别是社论的特殊作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社论都是经过党中央审定，有些是直接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修改定稿的。

　　党中央还要求各级领导为报刊撰写社论或论文。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和论文的指示》。大批领导干部顺应中央精神，参与到报纸社论的写作中，如《学会管理企业》[20]由李立之同志撰写，《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21]出自陈云同志之手，《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22]由薄一波同志执笔。此外，《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3] 《帮农民算三笔帐》[24] 等一大批工作社论很好地服务了中心工作，但也占据了报纸的有限版面。正是一切都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工作，使得作为民众声音的时评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为此，党报社论和工作评论繁荣的同时，时评因为种种原因而销声匿迹。

　　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新闻评论的大部分体裁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大部分评论，大都代表媒体机构的意见，如编辑部文章、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等，或新闻从业者的意见，如编者按语、记者述评等。一些专栏评论或杂文虽以个人名义发表，但其比重和影响远不能与前者相比。“文革”十年间，后一类评论则彻底销声匿迹。“文革”使得我国新闻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多数报纸停办，最少的时候全国只剩下42种省级以上的报纸。数据显示，到1978年“文革”结束时，全国报纸总数不过1862种。期间，“四人帮”通过报纸报道和言论文章肆意煽动，盛气凌人。民主遭遇践踏，民主人士受到打压，报刊言论被迫扭曲，时评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三、改革开放初期新时评孕育

　　（一）新闻评论专栏的风行与话语平台的不断拓展。

　　“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在徘徊中前进。在中国思想大讨论中，报纸媒体参与其中，并积极宣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发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并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在民众中根植，做出了很大努力，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风气的形成，空想乌托邦的破灭，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大翻身，也促进了思想文化风气的宽容与开放，给新时评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新闻评论宣传面临着拨乱反正、恢复党报优良传统和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我国报刊评论的品种及数量大幅度增加，直接代表政府和媒体意见的评论比例呈下降趋势。言论走向小型化、多样化，言论的针对性、新闻性和贴近性明显增强，尤其是一些党报言论已由原来的主体评论一花独放发展为专栏评论、记者述评及短评竞相争艳的局面。平等交流、商榷研讨的评论写作姿态和风气正在形成中。更重要的是，报刊评论已不再被当作“红头文件”，而逐渐被视为一类“意见性信息”；不仅担负着“媒体意见发布”的功能，也日益承担起“公众意见整合”的功能。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的“今日谈”小言论专栏在头版面世。随后而至的包括：《天津日报》的“津门小议”、《四川日报》的“巴蜀小议”、《文汇报》的“虚实谈”、《解放日报》“新世语”、《新华日报》的“细流集”和《羊城晚报》的“街谈巷议”等小言论专栏。此后，全国新闻界掀起了一次兴办小言论专栏的热潮。对于一些社会问题，以“本报编辑部”名义郑重其事地发表评论似过于隆重，而小言论又不足以说明问题。这种情况下，以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社会问题的论坛式评论开始出现，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光明日报》“光明论坛”、《经济日报》“每周经济观察”、《法制日报》“法制论坛”、《北京日报》“长安随笔”、《新华日报》“新华论坛”、河北日报“燕赵论坛”等。这些专栏为媒体评论提供了更大的话语平台和空间。

　　伴随舆论环境的改变与传播科技的革新，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快速兴起。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以及同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的创办，使广播电视评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增强。媒体评论从报刊评论“一枝独秀”，到广播、电视、网络评论并存共荣。与此同时，在继承和创新传统评论体裁的基础上，不同媒体特征的新兴评论样式先后出现，并得到较快发展。

　　（二）新时评零星地出现在报刊上。

　　一篇文章，内容涉及当代人们关心的普通问题，这本身并不是新闻评论的标志。近代早期报刊上的“论说”，基本上是这样。不同的是，不少评论专栏文章在时效性、针对性及公共表达上尝试着做了一些创新与突破。于是，在这样的传统“新闻评论”堆里，一些具有现代形态特性的新时评开始零星出现了。

　　以“今日的事情今日谈”为主要特征的《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创立于1980年。90年代初期，“今日谈”刊发的文章，如1992年下半年针对批租土地建开发区热潮刊发的《热中要清醒》，1993年8月16日针对国学热刊发的《久违了，“国学”》， 时效性、针对性明显增强，舆论监督、引发议程设置讨论的功能得到体现，初步具备了新时评的某些属性。

　　以“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为主要特征的《河北日报》“杨柳青”栏目于1988年2月16日正式恢复（该报60年代曾有过“杨柳青”专栏）。从此，这个言论栏目由时任《杂文报》副总编辑的储瑞耕主笔，署名为“杨柳青”。考察“杨柳青”专栏的文章，不难发现：越到后来，刊发的言论与新时评越接近。1988年刊发的《凝聚力从何而来？》（11月15日）、《大麻沽启示人们》（11月21日）、《刮目看农民》（11月25日）、《“怕吃亏”思想及解决办法论》（11月29日）、《论默契》（12月4日）等文章，大多属于传统新闻评论，但1995年刊发的《“抢花事件”随想录》（10月27日）、《三条信息引出的思考》（12月12日）、《“硬”、“软”环境哪个重？》（12月20日）等文章，与新闻事实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且民意广场、公民写作的特性也更加凸显。

　　以“朴实语言评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日报》“每周经济观察”栏目创办于1988年。在专栏前期的写作和编稿实践中，其主笔阎卡林尝试把评论员、专家、官员三位一体“摆”在一起，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一种新闻性比较强，又有一定深度和高度的经济专栏文章。[25] 其中的代表作有《工业生产是否趋于过热》（1991年5月22日）、《科技人员也要进入市场》（1992年7月15日）、《机遇降临中西部》（1995年4月19日）等。其实，到了90年代初期，“每周经济观察”刊发的文章，如《让市场配置企业经营者》、《推进房改正当时》、《重新估量旅游业》、《发展旅游要开阔思路》等，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与新时评都十分接近。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评论专栏中不时会出现具有新闻性、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好时评文章，但是并不稳定，也不成气候。除了新时评文章零星地见诸报刊外，新时评作家、作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舆论空间的逐步扩大，时评开始走向前台，与杂文关系越来越密切。于是，像鄢烈山、刘洪波等资深杂文作者向新时评作者转型的越来越多。

　　时评家的思想基因开始萌芽，公民意识开始成形，并更加明确。新时评剖析社会，批评世俗；理性思考，解读人生；反思历史，审视现实，预测未来，顺应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为此获得更多读者的共鸣。

　　四、1996年以来新时评的发端与发展

　　时评是近代报刊产生之初兴起的一种文体。全面、系统考察时评的产生、发展、繁荣及转折历程后，笔者对当下的时评做了一个定义的表述。笔者认为：

　　广义的时评，是时事评论与时政评论的简称，也是新闻评论的略指，包括报刊言论，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及网络评论等。狭义的时评，是民众通过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表达关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看法和观点的方式。其核心特征则为：由事而评、简短明快、公民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不能称作为时评。因为它们缺乏意见广场、公民写作等特性。[26]

　　从这个定义中看，狭义的时评是新闻评论的子集，有别于杂文。很多新闻评论和杂文并不具备时评的由事而评、意见广场、公民写作等核心特性。

　　笔者认为，新时评不仅是指新时期的时评，更是指新时期内时评呈现出的发展特性与内涵，这主要是相对“传统时评”而言的。“传统时评”的基本特征是：基于时事或时政的评论；文字简短；表达风格直白、明快、隽利。“新时评”除了具备这些特性外，还具有一个核心特征：公民写作。换句话说，新时评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时代概念。因此，新时评的起点不一定是新时期的起点。新时评的起点比新时期的起点要晚。

　　新时评的真正开端是1996年1月12日《南方周末》新年改版时在“时事纵横”版开辟的“阅报札记”专栏（后来更名为“纵横谈”）。 从此，该栏目每周推出一篇鄢烈山主笔的时评文章，直至2001年4月。“阅报札记”这个名字已经凸显出栏目的定位：一个来自于报纸的时事评论栏目。但鄢烈山仍有自己的写作追求：重大主题，独特视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因为有新闻由头，所以明显区别于当时盛行的杂文；因为有写作追求，所以带有鲜明的“公民写作”特点，明显有别于传统新闻评论。

　　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为宗旨的“阅报札记”推出后，迅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为一个布衣作家公告健康信息，自建国以来，国内报纸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但主笔“纵横谈”的鄢烈山实现了。1997和1998年，他两度因病住院治疗，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关注，以至于编辑部两度公告其健康信息于报端。“曾几何时，鄢氏时评的刊出或断档，竟成了政治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其为上下关注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27]

　　与传统新闻评论不同，“阅报札记”、“纵横谈”点燃了新时评的星星之火。之后，《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从纯杂文专栏转型为杂文化时评专栏，“冰点时评”也于1998年11月问世，国内时评逐步兴起。可以说，新时评专栏的出现，推进了批判公共性的初步实现。人们从中清醒地认识到：争取权利可以借助媒体表达平台，采取话语与交流而非暴力形式。自“阅报札记”、 “冰点时评”推出后，许多媒体开设的言论专栏，从栏目名称到文章风格，都有所效仿。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率先开辟时评专版――“青年话题”，开创了中国近代媒体设立独立评论版的历史。

　　2002年3月4日，就在《南方都市报》扩版为常规每日出报88版的当天，“南都时评”面世，开始了《南方都市报》迈向“有厚度，更有深度”的主流媒体之旅，开创了中国都市日报时评版的先例。

　　2003年前后，一股“网络时评风”遍吹中国众多网站，如搜狐网“搜狐星空”、新浪网“新浪时评”、网易“第三只眼”、人民网“人民时评”、千龙网“千龙时评”、红网“红辣椒评论”、东方网“东方评论”、四川在线“零点评论”等等，甚至出现了分门别类的时评网站（如法学时评网等）。在网络时评轰轰烈烈发展的同时，全国城市党报也纷纷开始开创时评版，并设立网络版，与新华网、人民网等新闻网站合作，互相转载、摘录，加速了报网互动，深化了传播效果。报网时评齐头并进的局面清晰呈现，并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互相补充”的态势。网络的草根性和去中心性导致时评观点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从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时评的个性光彩。

　　2005年至2006年，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的时评频道纷纷停办，《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从每周五期缩水为三期，《武汉晚报》等媒体的时评版纷纷转型，《南京日报》时评版开办不到一年因经营状况而停办。时评面临坎坷转折。

　　2007年以来，网络时评及报刊时评经历一段曲折后再次兴起，《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时评版扩容，《楚天都市报》等都市报亦纷纷开辟时评版，门户网站与地区新闻网站纷纷开辟时评频道。时评再次成为媒体竞争的重要阵地。遗憾的是，门户网站的原创时评依然未得到恢复。

　　1996年至今，新时评的发展势头良好，但其间也经历了短暂坎坷。这是新时评的最佳发展期，也是最大挑战期。时评能否真的成为媒体赢得市场竞争的重要武器，仍值得期待和考验。

　　五、结 语

　　时评的“时”是时事的“时”，更是“时代”的“时”。时评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时事短评。并且，伴随社会的发展，时评会被赋予新的内涵。

　　触及现实，是时评的生命力之所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904年上海创刊的《时报》掀起的。1996年以来，时评出现中兴之势，新时评随之诞生，“新时评风”是由广州的《南方周末》刮向全国的。1904年至今的一百多年来，时评的发展充满曲折与坎坷，但是时评触及现实的本质没有改变，其对于媒体、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没有改变。作为一种最可能产生反思力量的新闻文体，时评不能丧失合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能丧失从对时事的观照中产生“活的思想”的能力。在一个正在走向开放、昌明的时代里，时评的核心就是触及这个时代的真相。了解不同阶段时评的发展状态，特别是时评对现实的触及与反思，是研究新时评的前提和基础。

　　时评的成长之路是漫长的，新时评的孕育之路是曲折的。伴随社会的发展变迁，时评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比如，评论对象逐渐拓展，评论手法日渐成熟，评论方式直接有力，此外，文章在形式上更加精悍、隽利，一事一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现代人紧张的生活节奏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一拍即合，等等。值得期待的是，新时评意见广场、公民写作的特性日渐突出，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04年，中国现代报刊时评产生，1996年，中国新时评产生。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追寻时评的溯源，能为探究新时评的溯源做参照。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导吴廷俊、赵振宇对本文的指导）

　　

　　注释：

　　[1]《新潮》1919年4月1日第一卷4号

　　[2]《独立评论》1932年7月10日第8号

　　[3]《独立评论》1933年2月16日第39号

　　[4]《大公报》1934年2月18日

　　[5]《独立评论》1934年9月2日第116号

　　[6]《独立评论》1935年10月7日

　　[7]《独立评论》1936年5月10日第200号

　　[8]《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1936年5月15日第1卷第1期

　　[9]《独立评论》1936年8月23日第215号

　　[10]《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9日

　　[11]《大公报》1944年7月12日

　　[12]《大公报》1944年4月29日

　　[13]《正论》新11号

　　[14]《大公报》1945年7月30日

　　[15]陈德正：《民国时期傅斯年的国际时评》，《学海》2003年第2期

　　[16]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年第2期

　　[17]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5卷第13期

　　[18][19]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

　　[20]《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社论

　　[21《人民日报》1950年3月10日社论

　　[22]《人民日报》1950年3月22日社论

　　[23]《人民日报》1953年11月9日社论

　　[24]《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5日社论

　　[25]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26]陈栋：《我国新时评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析》，《今传媒》2008年11期

　　[27]朱子庆：《重大主题：一种极限言说策略――鄢烈山杂文片论》，《唯实》2002年11期

　　（作者陈栋系经济学博士后，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信息研究所；田国磊系《中国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