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济宁与运河文化

资料：济宁与运河文化

济宁与运河文化

一、济宁运河文化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约1800公里。关于运河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算起，至今已有2487年的历史；如果从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为标志的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至今也已有711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东西流向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江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京杭大运河的长度相当于苏伊士运河的10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她与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世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标志和象征。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这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政治中心东移之后的封建统治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特色。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在开凿运河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即创造了运河文化。济宁运河文化是指运河文化在京杭运河济宁区段的显现，为运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济宁运河文化即是自京杭运河贯通之后，济宁人民在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地说，它包括人类所进行的各种生产劳动、社会实践活动及成果，包括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包括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等。如人们常说的商业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环境文化以及茶文化、酒文化等等。济宁运河文化渊源流长，内涵丰富，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闪耀着不尽的光辉。

二、济宁运河文化的表象与特征

??济宁运河文化属于地域性文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运河南北纵贯6个省市、5大水系，跨越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的地域，这些不同环境而又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相互交流、吸纳和融合，便形成了来自各地域但又不同于各地域的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带。运河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内容十分丰富，且在沿岸不同地域又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千百年来，运河文化极大地影响着济宁，有力地塑造着济宁。特别是京杭大运河济宁段贯通之后，济宁凭借融南汇北、东西兼容的特殊地理优势，得以“水陆通衢，商贾云集”。在此情况下，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本土文化受到了以江浙文化为主的南北文化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人们开始从封闭、半封闭状态不断走向开放交流，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不断走向市镇经济。商贸业空前繁荣，手工业蓬勃发展，饮食服务业日益兴盛，个体私营经济极大发展„„经过数百年的社会实践，人们以智慧和勤劳创造并形成了济宁运河文化。

??(一)领先的治水科技文化一条大运河，绵延数千里，通达数百年，谈何容易!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开发和治理运河的过程中，以聪明的才智和艰苦的劳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发明创新，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成功，终于实现了治运通航的意愿，创造了治运科技文明。为使运河贯通，人们在鲁西平原上，以最短的线路连接起东平、马踏、蜀山、南旺、马场、独山、微山等湖泊，银线穿珍珠般地开通了这条航运水道。为穿越“南旺水脊”，人们“于兖州立闸堰，

约泗水西流；土罡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引二水)南汇于济州(新河)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揖”(《元史·河渠一》)。分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又凿通了济州河通往临清的河道———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南粮北调功成。为解决黄河淤积和水源不足这两大难题，人们采用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措施，保证了运道的畅通。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永乐九年(1411年)明朝廷允准济宁同知潘淑正奏请，命工部尚书宋礼率军工民夫16.5万人事其役”(《汶上县志》)。宋礼首先碰到的是河通而水源不足的难题。宋礼有识，他微服私访，在汶上军屯乡彩山之阳遇见了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农白英。白英在乡间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感于宋礼的诚挚，他把早已成竹在胸的计划献了出来。白英指出，黄水漫淤，河道沧桑，地势已变，元朝引汶、泗入济已不足所有，必须另辟蹊径。仰汶上东北高而西南低的地形，引汶水直接进入南旺脊顶，先成居高临下之势再于南旺南北设闸分水而下。这就是被后人简称的“借水行舟”计划。这是一个巧妙大胆的构思，宋礼如获至宝，请白英一起指挥施工。他们在汶上与东平交界的戴村，筑坝横亘“五里十三步”(实423米)腰斩汶水，逼汶水入小汶河南流直达南旺。又在分水口处凿设了一个活动的鱼嘴形“石鲅”，控制南北分水量，所谓“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实测为南六北四)。并创造性地将南旺、安山、马场、昭阳等湖改造成蓄放自如的“水柜”。又挖兖州、青州、济州三州泉水300眼，分五脉水系因势利导，补充运河水源，从根本上征服了南旺水脊，确保了运河长年畅通无阻。在中国2300多年的运河发展史上，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与四川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一样，堪称世界第一流的水利构思。南旺水脊分水工程是矗立在3000里运河上的一座丰碑，它标识着中华民族战胜自然的无比智慧与胆略。

??(二)因河而兴的漕运文化漕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从秦始皇“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到康熙皇帝将漕运列为治国三大要务之一，历代封建王朝都将它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从历史上考察，漕运不仅是封建国家实施南粮北运，解决王朝官兵的粮食供给和国库存储的财政措施，同时反映了作为封建国家政府行为的特征。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地当“南北之冲”的济宁，更成了“南控徐沛，北接汶泗”的“河渠要害”之地了。所以，当至元十七年元政府决定开挖济州河时，同时也决定在济宁设置“汶泗都漕运使”，至元二十年又立都漕运司于济宁鲁桥。济州河开通后，至元二十二年，元政府在济宁“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每年经这里运送漕粮达30万石。但因水浅舟大，恒不能达，“更以百石之舟，舟四人，故夫数增多”，因而元泰定致和元年(1328年)，又“增济州漕运司军二千人”。至此，元代在济宁一地就设置漕舟3000多艘，役夫、运军共14000多人。明永乐年间，京杭运河运量大增。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朱棣命“平江伯陈王宣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3000艘，以从河运，岁运300余万石”。“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永乐十五年(1417年)，漕运至北京的粮食达500万石以上。宣德七年(1432年)，北运漕粮最高达674余万石。明代“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每船运米约500石。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运量“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按成化八年(1472年)规定的北运漕粮400万石推算，山东运河的船舶年通过量约在8000艘次以上。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后，黄河屡决，运道受阻，漕粮运量不断减少，但年运量仍保持在200万石以上。清代漕运承袭明制。顺治二年(1645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400万石”。清初一百多年间，京杭运河漕粮运量基本上保持在每年400万石的水平。

济州河因处水脊之故，闸口众多，又名“闸河”。南北船只经济宁必须落帆停船等候过闸，有的货船准予就地卸货转销各县，因而济宁是当时最繁忙的河港和北方最大货物集散中心，河道帆墙如林，两岸货堆如山，商贸活动在济宁蓬勃发展起来，清初城区已有近百条街衢，至道光年间又新增了一百多条，街面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流动人口剧增。清代城区已达十万人口，其中有万人经商，这还不算外地旅居者。济宁仅饮食业就有600多户，从业人员不下万人。漕船本来是运送粮的，明政府悯其运军、役夫之苦，准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货物沿途买卖，以博取微利，并且逐步放宽了其所带货物的限制。到清代又进一步放宽，“凡漕船载米，毋过五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二十石。嘉庆四年，定为每船多带二十四石”。这样，到嘉庆四年(1799年)，每船所带土货总数达130石以上。各省漕船，清代“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嘉庆十四年，除改折分带、坍荒裁减，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另外还雇佣大批民船。这些“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货，以博微利，运官利其馈献，奸商窜入粮船，藉免国课”。所以，每船携带的货物，实际上都大大超过了官方规定的数字。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官船和民船，来回携带货物，使南北物资大交流，有力地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随船运入济宁的货物，不仅有南方的竹材、木材、布匹，以及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浙江的红白糖等，还有山西的木材和北方的毛皮等等。从济宁运出的货物有棉花、烟叶、各种干鲜果品以及粮食、煤炭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等等。虽然有些货物并非济宁本州所产，但济宁是山东西南部的货物集散中心，交易频繁。居首位的当然是粮食，约占50%左右。明代以前多是南粮北运，后期多为品种交换。明清时期的运河年运输量约在4000万担左右，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从征收的钞关税(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税)来看，明代从运河征收的税，竟占到全国税收的90%。清代虽总数增加，但比重已降至50%—30%。由此足以看出运河经济带的兴盛程度和在国家商品经济中所占份量。自元代(1289年)开浚会通河，江南漕船经山东运河可直达通州算起，至清末宣布废弃漕运止，元明清三代相继推行漕运制度前后绵延600多年。济宁运河运输业因此而兴盛繁荣达600多年。明清两代最兴盛繁荣时期前后延续400多年。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运河在历代漕运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这条当时唯一的南北运输大动脉，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全国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加速了内河与海上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三)商贸业空前繁荣济宁，古称任城，盛唐时期就曾是一座“万商往来，四海绵历”的繁华商业城市。此后，在长期兵争中逐渐衰落。元明两代开凿济州、会通两河，大大提高了济宁的经济、政治地位。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迅速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据《明史》记载，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此时，城区定居之民已不下数万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商业经济已相当繁盛。明代朱德润在其《飞洪桥诗》中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济宁城区商业繁荣景象：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毡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清代中前期，济宁商业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又很快进入繁盛时期，商业发展规模和繁盛程度又大大超过明代。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济宁南门大街和大闸口一带，“百

货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商户发展到上千户，大的行栈店铺有三、四百家，从业人员达万余人，经营饮食服务等业者也不下万人。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较大商业城市之一。运河上帆樯如林，河两岸货物堆积如山，铺面作坊鳞次栉比，商会牙行竞相争市，戏楼酒馆灯红酒绿，济宁商贸业的兴盛繁荣景象，为历史之空前。明清两代济宁繁荣兴盛的商业行业主要有药材业、皮毛业、粮食业、杂货业、绸布业、竹货业、碎货(百货)业、铁货业、茶叶业、陶瓷业、文具业、饮食业、服务业、钱(金融)业等10多个行业，历经数百年发展和变迁，各个商业行业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并且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地域分工，逐渐形成了以销售某类或某种商品为特点的比较专业性的商业街巷和市场。济宁药材业起源于北朝(北齐)时期，隋唐时期即成为全国十大中央药材市场之一。明代借助运河进一步得到发展，万历年间达鼎盛时期，药材行栈发展到100多家，零售店铺发展到50多家，每天吞吐药材量达几十万斤，与全国十几个省建立了购销关系，互为市场，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大药材市场之一。延至清代，药材业一直保持兴盛不衰。药材行栈店铺大部分设在姜店街、既济巷和二铺头街一带。皮毛业起源于元，发展于明、清，繁盛于清末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清末，皮毛行(为货主存货、售货的贸易场所)栈(为买主购货、存货的贸易场所)发展到30多家，年经营皮张近百万张。二、三十年代，在外国资本的参与和影响下，迅速得到发展，三十年代后期，发展到鼎盛时期，大的皮毛行栈发展到85家，其中外商皮栈有20家，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年上市青猾皮三、四百万张，羔皮四、五十万张，大部分运至天津、上海等口岸出口。货源除来自全省各地外，部分来自河北、内蒙和辽宁等地。皮毛行栈主要分布在越河两岸和小南门一带。明清时期，济宁也是运河沿岸最大的粮油集散中心之一，贸易规模仅次于临清。著名的“人和粮行”和“复元油行”分别创办于明末和清代中期。至清末较大粮行发展到36家，从业人员不下千人。粮行又分河市和旱市。河市设在运河西坝口街，有较大粮行9家，服务设施齐全，贸易规模较大，一般日成交量上千石。旱市则散布在四关，有粮行20多家，交易规模比河市略小。竹货业发端于明末，发展于清代，繁盛于清末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清末，竹货店铺发展到一、二十家，形成了竹货一条街，被人们称为“竹杆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展到60多家，三十年代发展到多家，形成了远近闻名的二、三华里长的竹货商业街。绸布店铺主要分布在南门大街、吉市口街和大闸口上河南街，兴盛时期有绸布店46家。铁货店铺主要分布在大闸口运河北岸、胜利街和小土山一带，兴旺时期有铁货店铺30多家。市场繁荣时期有较大细瓷店铺30多家，主要分布在大闸口运河北岸和小闸口运河东岸。至清末，北果行栈发展到70多家，零售店铺有几十家，主要分布在果子巷、枣店街一带。30多家茶叶行庄、店铺和70多家文具用品店铺主要分布在南门大街、吉市口街、税务街等街巷。清代商业繁盛时期，有杂货、碎货行栈店铺220多家，各类饭店、酒馆、面食店和高、中低档旅店、浴池、理发店等饮食服务业900多家，散布于城区内外大街小巷和通衢要道。明清两代为济宁商贸业发展鼎盛时期，不仅城南运河、越河两岸街巷已形成约二、三平方公里的繁盛商业区，而且州城内通往东西南北四门的四条大街也已辟为繁华的商业街市。最繁盛之区为南门大街、吉市口大街、税务街、小南门街、姜店街和安阜街，及南门桥迤东到小土山，又迤南至小闸口，再折向西至小南门，沿运河、越河两岸的大

街小巷。这些最繁盛的商业街巷，店铺繁多，琳琅满目。白天，客商云集，摩肩接踵，生意兴隆；晚上，街面上灯火辉煌，交易不停。生意火爆的商户，常常通宵达旦进行营业。

??(四)手工业兴盛发达济宁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全国著名的手工业发达城市之

一。手工业行业主要有酿造、榨油、糕点、皮革、造纸、竹器、铜器、铁器、木器、丝织等17个行业之多。在酿造业中，玉堂酱园是一家生产规模最大、被誉为“京省驰名”、“味压江南”的手工业作坊。玉堂酱园于清乾隆年间由苏州一戴姓船户创办，门面字号为“姑苏戴玉堂”。后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1000两白银卖给了冷、孙两家经营，店名随改为“玉堂酱园”。清道光年间，玉堂酱园生产作坊增加到数百间，工人增加到200多人，资金增加到39万吊，产品增加到50多种。所产豆腐乳、酱菜、酒类、糟鱼、醉蟹、豆豉、调味品等兼具南北风味，产品畅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光绪年间，玉堂酱菜作为贡品送进清廷宫内，受到慈禧“真是京省驰名”的赞扬。从此，玉堂产品“京省驰名”，“味压江南”的名声更大。清末，玉堂酱园又研制生产出了多种新露酒。民国四年(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济宁玉堂生产的金波酒、万国春酒、冰雪露酒、宴嘉宾酒和酱油、酱菜均获得了金牌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玉堂的金波酒、糟制鲤鱼等不少产品销往日本、新加坡等地。果品大户“兰芳斋”创业于同治末年，原店位于天井闸河南西侧的“烧酒胡同”，自派人去江南苏州学艺归来后，生意大振，招牌改为“江南兰芳斋”。光绪三年又在城内院内口增设北店，在塘子街再设仓库80间，并在邹县、巨野、泰安、鱼台等地按季设点收购干鲜果品。清末已有工人140余人，是鲁西南最大的糕点作坊。“兰芳斋”能博采众长，去高唐学做“罗丝饼”，去绍兴学做“薄脆”，去江南各地学做“十锦南糖”，去北京学做“饽饽”、“京式八大件”等。1981年在山东省物品展览会上，“兰芳斋”有5种产品获奖，再加上它“八折让利、十七两一斤”的批发经营方式，“兰芳”店名响遍华北。济宁皮毛业起于元而盛于明清。皮毛工艺是从甘肃、宁夏、内蒙取道大都沿运河而来，清光绪年间济宁大皮毛作坊就有20多家，资金总额达白银20万两，雇工数百名，居全省之冠。主要经营的北口、西口皮毛，大多运往江南苏州转口。鲁西、苏北大批皮商小贩及津沪洋行云集济宁，每天成交额达白银10万余两。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洋行在济宁直接设庄，大量收购青猾皮、羔皮，此后津沪各地洋行抬价竞购，市价涨至十倍以上，“济宁路青猾皮”成为抢手的名牌，年产量至300万张以上，羔皮也增至150万张。这大大地刺激了附近各县饲养业的发展，菏泽等县年产青山羊高达300多万只，皮毛都从济宁转口。西北客商也纷至沓来，仅从甘肃宁夏来济贩运皮货的商人就有2000余人，越河两岸竟成了毛皮的世界。烟草自明代传入我国，济宁地区种植相当普遍，从而带动了烟草加工业的发展。大批“京客”和各地客商前来批购，市场之广阔，因而济宁历史上的烟草加工业比较发达。清代学者包世臣道光九年(1829年)的《闸河日记》记载：济宁所产，“以烟叶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6家作坊4000多工人，平均每家600多人，其作坊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济宁红炉业在济宁十大匠(铁、木、竹、金、银、铜、锡、石、窑、瓦)中有第一匠艺之称，发展历史悠久，产品久负盛名。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至清末红炉作坊达到100多家，主要分布在大闸口、小土山、顺河门外、西门里外、济阳大街、半截阁等街巷，80%集中在闸口一带。济宁“葫芦”菜刀、“天字”修足刀、“李字”皮铲、“王字”剃头刀、“王麻子剪子”、“三耿”钢货等一批名优产品，不仅在本省享有盛名，同时还驰名苏、豫、皖、冀四省。

济宁铜器手工业发展历史久远，清代前期即发展到兴盛时期。铜器作坊开始主要聚集在南关打铜街，后从业者增多，又延伸到税务街、玄帝庙街和冰窑一带，业者达120多家，铜器产品主要有盆、锁、锅、烟袋头、什件等。产品除销售本省外，还远销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镇江等城市。济宁竹器加工业也是一项比较兴旺发达的手工业。竹器作坊和竹器店铺一般由一家经营，边加工，边销售。清末，城区有竹器作坊一、二十家，形成了竹器加工生产一条街，即比较有名的“竹竿巷”。济宁城区和周围地区的丝棉纺织业、窑业、造船业、明末和清代，济宁和兖州、汶上等县“妇女织布，纺车之声，比屋相闻”，济宁是明清时期全省三大纺织中心之一。明永乐后，鲁西地区造船业迅速兴起，当时济宁建有两个造船厂。

??(五)农业商品经济蓬勃兴起京杭运河航运业的发展对促进商品农业的发展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全国南北水上商品货物的大流通，扩大了鲁西地区和全省乃至全国大宗农产品、土特产品的市场空间，极大地刺激和引导了商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全国南北水上商品货物的大流通，扩大并加快了全国南北农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广泛交流，使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多，既增加了农业产量，又大大提高了农产品商品率。明初，朝廷大力提倡种植棉花，并实行一定的奖罚措施，山东省棉花种植发展最快，面积最大，在全国居首位，有“半植木棉”之称。明末徐光启写的《农政全书》中记载：“齐鲁人种棉者，既壅田下种，率三尺留一棵，苗长后，笼干粪，视之瘠者辄壅之。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可见，当时山东种棉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在运河运输业的影响下，兖州、济宁一带，成为全省棉花重点产区，面积大，质量优。每到棉花收获季节，“江淮贾客列肆齐收”，利用运河，大量运销江南。明代，经山东运河南下的农产品除棉花外，还有大量干鲜果品和济宁一带出产的豆货等。明末清初，济宁、兖州、东昌等运河沿岸府县，陆续引进了玉米、地瓜、扁豆、豌豆、烟叶、大花生、秦椒、笋瓜、金针、苔菜、辣菜等许多粮食和经济作物新品种，这些农作物新品种多数是经运河由南方传入北方的。烟叶原产于美洲，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明末传入济宁一带。清初，济宁、滋阳、鱼台一带，相继种烟。种植烟草利厚，因此发展较快，至清嘉庆、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已“遍地种烟”。济宁“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大约膏腴(之地)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且“济(宁)州之产甲与诸郡”，“每年京客来贩收买者不绝。”清朝前期，山东成为全国五大产烟省之一。我国很早即有花生这一作物品种。清末，美国传教士又将大仁花生种子传入我国，开始在山东种植。清光绪年间，济宁东部地区已普遍种植花生。《邹县乡土志》记载：“近来邑来乡，东北乡，东南乡沙土之区遍行种植，旱涝皆可有秋，每岁所获以斤计约数十万，有洋庄收买。”棉花、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农民自给部分较少，大部分为商品。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又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清代中后期，济宁一带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商品流通业和内河运输业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比较充足的物质基础。 ??(六)城市的崛起与建筑文化济宁虽然历史悠久，但在南北朝时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济宁之所以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较大工商业城市，主要得力于运河的促进和带动。大运河的贯通，为沿运地区城镇的形成和兴起创造了优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聚集，在此基础上，济宁城迅速崛起。济宁地处大运河中段，是京杭运河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水旱码头。经运河南可达江淮，北可抵京畿，为南北传输要地。被称为河漕“要害之冲”和“咽喉”

之区。元代，在济宁先后设有漕运司、行都水监等官署，专管山东、河南漕运、河道之事。明代设有济宁卫，领官军5600人。清代，设有河道总督，管理运河事务。因此，济宁“公署特多于他郡”，有72衙门之称。朝廷命官纷至沓来，金钗玉坠招摇过市，更加刺激了济宁的消费和流通，全城文风呼啸交易沸腾。据《济宁直隶州续志》载，济宁是“水陆交冲，舟车云合，郊原沃衍，冈阜星稠”，“冲繁遂甲山东”。“江北小苏州”之号自此名扬天下，济宁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西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以前，济宁地区的人口并不多。晋代的任城国，只有1700户；北魏的任城郡，只有8050户、21789人；元代的济宁路也只有10545户、89818人。明末，济宁城区人口已达10万人规模。清代，在工商业恢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城区人口又逐渐达到10多万人，远远超过明代规模。明末清初，城区街巷98条，其中，城区45条，城外53条。清道光年间，街巷增加到290条，其中城内达到107条，城外达到183条，城区街巷增长近两倍。当时济宁繁华景象，据志书记载和现因袭沿用的街名来看可以得到证明。如属商业性质的街道有纸店街、姜店街、棉花市街、枣庄阁街、果子巷街、瓷器胡同街、菜市街、鸡(吉)市口街等；属手工业性质的街道有打铜巷、打绳巷、纸坊街、曲坊街、皮坊街、扁担街、油篓巷街、竹竿巷街、烧酒胡同街、眼药胡同街等；属署衙所在地性质的街道有卫门口街、院门口街、道门口街、厅门口街、总府后街、察院街、州后街、县前街、税务街等。当时的济宁封建官僚机构重迭满了店铺作坊，不仅商人来来往往，达官贵人也多云集于此，市区大千，非常繁华。为适应达官贵人、南商北客的需要，一些店铺作坊，如绸缎、布匹、皮革、药材、金银手饰、钟表眼镜、家俱、酱菜果品等开设应有尽有，不一而足。江淮货币，百贾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济宁成了随大运河开通发展起来的著名商业城市。“其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接踵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最能体现济宁民居风貌的就是竹竿巷以及与它相联接的几条街道，从布局上看这些房屋是顺河而筑，街道也是随河而弯曲，面街是全敞开式板搭门面，并且不设隔扇，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营业空间。从街面看多是风窗阁楼式的建筑，呈上实下虚的基本倾向。房屋多为常见的硬山式，也有山柱、梁架外露的悬山式，数量不多。街面出檐者较大，无飞檐。有的将两端封闭，即成楼上前廊，有的于楼层间再出雨棚伸向街面，将经营空间更多地延伸。济宁竹竿巷商业民居建筑，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征：①顺天然、亲人和朴素无华的个性特征；②门户开敞、分区自由的空间结构；③节奏紧凑、方便实用的商业功能。它没有北方四合院的矜持，也没有江南粉壁飞檐的轻柔，却又摘取北方几分稳重和南方的几分灵巧，这就是济宁建筑文化特色。“江北小苏州”正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七)风情与民俗文化济宁是运河民俗最集中的地方。当年慈灯寺门前有热闹的庙会，春天有城隍爷出巡，夏天汛期有迎送小龙王，吕洞宾诞辰时吕公堂烟火兴旺，每年春节，龙灯、旱船、高跷、秧歌、狮子舞，走街串巷，络绎不绝，还有常年的渔鼓、相声、快书、戏法、气功、武术，各展绝技，热闹非凡。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济宁的小土山。小土山位于济宁旧城东南城墙脚下，这是当年疏浚运河时挖土堆成的大土堆，这里是济宁传统的公共游乐园，它在鲁西南远近闻名，其行业之众，喧嚷之盛，毫不亚于北京天桥和南京夫子庙。在这60多亩的地面上，建有“逢春”、 “书带草亭”、“长春”、“同乐舞台”四个戏院；十几家茶馆里几乎都设有书场，其中“四海春”、“玉仙亭”两个茶馆，则标榜‘以武会友’，经常组织武术表演，供人观赏。书场除了进入茶馆之外，还有搭

棚招租的，也有本钱较强的名家自己立棚的。曲种繁多，有大鼓、扬琴、渔鼓、评词、渔鼓坠、山东落子、木板小鼓、岭儿调、平调、山东清音、三弦评调等十余种，至于相声、戏法(魔术)、武老二(现称山东快书)以及对打、劈砖、举重、摔跤、吞铁球、卖大力丸的，只能撂地摊拉场子了。三教九流各种下层行业会聚于小土山，唱卖估衣、熬膏药、修表、拔牙、焊锡壶、补锅、算命、指画、摆棋局、点痣、修脚、抽签子、抓彩、押宝、推牌九，吆五喝六人声鼎沸。临近春节，小土山就更加拥挤喧闹，各路人马纷纷抢占地盘，拉洋片的、走猴露头(木偶)的、耍猴、玩熊的、套圈的都要争个场子，更有卖玩具的；花枪、木刀、胡子、剑、哗拉棒锤、皮老鼠、狮子狗、泥娃娃、纸花、彩灯、年画、风筝，把个小土山扎裹得五彩缤纷。还有卖琉璃蚌蚌、玻璃号、耍陀螺、仙鹤灯以及烟花爆竹等，把个小土山炒炸得像个水星子油锅。旧时济宁俗语说：“出了南门向东望，除了吃喝不上当”就是指的小土山。这里百业汇聚，琳琅满目，但假冒伪劣、使奸行骗也混迹其中，所以最实惠的还是饮食业。小土山的饮食大部分是低档小吃，摊棚拥挤，小贩穿梭，香气四溢，令人馋涎欲滴。摊棚里有馓子、麻花、锅贴、菜盒子、火烧、蒸煎包，稀的有酸辣汤、豆腐脑、牛杂肝汤、馄饨、粥、羊肉汤，小酒店里备有卤味、鸡杂、煮花生、五香花生仁、干蚕豆、面蚕豆、糟鱼、豆腐干等，更有挎篮挑担的小贩大声吆喝：有糖球、瓜子、芝麻糕、兰花豆、鲜青果、老莲蓬等，至于瓜果桃梨、甜杆、凉粉、汽水、炒螺蛳则随处可见了。济宁小土山席棚、布幔摩肩接踵，土台木架参差拥挤，叫卖喝采甚嚣尘上。这里凝聚了济宁数百年风情，有精华也有糟粕，有待于民俗专家进一步挖掘研究。

??(八)融南汇北的饮食文化济宁的饮食业是历史较为悠久的行业，清代经营饮食者已达600多户，其中经营面食及各式小吃的有500户，菜馆逾百户，较大的就有10多家。饮食业在旧时代因其服务的阶层不同，总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面向小业主和劳动者的街头小吃；一是面向官宦、财东的高档大菜。这两种饮食在济宁都别有一番风光。济宁衙门多，官府接待多，商号应酬也多，饭店随之而多，名厨师也多，久之也就形成了济宁菜的两大特色。因地处水乡，所以济宁厨师的拿手菜多是湖鲜、水产；因运河南北商旅云集，所以菜品兼取南北风味。济宁菜大大丰富了鲁菜系统。孔府菜的基础也是济宁菜，但因经常接待皇族贵宾，所以孔府菜又吸收了不少宫廷菜的华贵。讲究色、香、味、形、器、意、礼“三精”、“四美”，色、香、味不必解释，“形”者，即造型美，现代术语叫做“雕塑感”；“器”者，杯盘碗盏要考究；“意”者，菜名要文雅吉祥又妙趣横生；“礼”者，上菜顺序及摆放位置规矩严格。这种饮食品位除了皇宫贵族，民间不多用，故从简。济宁小吃在历史上就是热点之一。济宁人多经商，早晨应酬开市，来不及做早点，人们便多有上街买早点的习惯，至今此风犹存。生意人和手工业者又常熬夜，所以夜宵也多。加上运河船队停滞时间长，做饭不便，街头小吃就兴隆起来。小吃的经营方式有三类。一是有常年固定的铺面，桌登齐全，炉灶与铺面合一，现做热吃，这种店铺一般都经营多年或者身怀祖传绝技，经营有特色，都较有名气。所谓“粥香不怕巷子深”。如“筒子屋”的糁汤、赵克顺的甏肉干饭、陈玉洪的烫面角、刘文信的小笼蒸包、杨成仁的熬鱼汤、赵大丙的甜沫、龙振水的胡椒辣汤、刘长仁的八宝粥、孙培来的江米粥、杨印三的烧牛肉、张老会的筒子面条、冯三的豆腐脑、靳氏的黄米炸糕、“云记”的馓子等。二是在街角空档支个临时性的席棚、布幔，露天操作，也备有简陋的小桌凳，如炸油条、馓子、油馍、糖糕，还有粥、花生甜沫、辣汤、豆汁、豆腐脑，干的有缸贴、烧饼、水煎包、烤地瓜、糖稀地瓜以及炒五香螺蛳等。这些小吃一般是相关的两三户组

合，干稀齐备，大多是早晨经营，除了五香螺蛳、烤地瓜、甏肉干饭全天营业外，大都在上午八、九点钟收市。三是挎篮、挑担沿街叫卖。这类小吃装具简单，大都面对学生儿童。如糖酥梨、绿豆面条、热马蹄、热豆腐、红心萝卜、红糖球、麻糖、凉粉、切糕、豌豆黄、粽子、江米球、煮棒锤(玉米)等。上述三类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总是以本钱多少及顾客是否相对稳定为转移，靠勤俭经营、人缘和顺而发家的也不乏其人。夜间小吃，图个热乎，冬天寒风刺骨，街头人迹不绝，点点灯火在大街小巷穿行，挎篮的是层层包裹唯恐有失，有叫必应可以送至堂前。挑担的身后是柴禾，身前是锅灶，炉火熊熊，热气腾腾，香气诱人，响亮的叫卖声此伏彼起响彻夜空，这道风景线一直传留到今天。

??(九)富有特色的地名文化地名属于文化是因为它蕴藏着丰富的风土民情和古今史证。如“凤凰山”原为祭祀凤凰而名；“渔山”则因舜渔雷泽而得名。今就济宁市区街名的成因透视济宁风情。明、清两代是济宁城发展的鼎盛时期，大部街名成于明代，至清代略加改变后而定型。明代按察院驻地称“北察院街”，清代都察院驻地即为“南察院街’；清运河厅官署旧址为“厅门口街”；运河道署旧址为“道门口街”；总督河院署旧址为“院门口街”；因济宁州衙而得名的是“州后街”，因济宁县衙而得名的是“县前街”；以旧时官备粮仓而得名的是“御米仓街”；以济宁守备署的操练场而得名的是“小教场街”。明代济宁设济宁卫，领5600人进行屯田垦荒，近郊三里屯、五里屯、刘家营、汪家营，都是当年的名称，济宁卫驻地得名“卫门口”。清代临清卫在济宁设过守备署，曾在济宁境内领四十七屯户村庄，署衙驻地人称“临清卫街”。济宁卫守备署设有监狱，“卫监街”即监狱旧址，后人以为不吉，雅化为“卫鉴街”。明代济宁设驿站，留下了两个街名“馆驿街”、“马驿桥街”。清代河院、河道两署设官用乐队，其驻地为“鼓手营街”。明清两代夜有巡更夫卒，其巡行之路称之为“更道街”、“马道街”。州、府、县举子集于济宁会考，其考场旧址原名“考棚街”，而后称“考院街”。运河在济宁城西入境，而在市区折转90度从城南出境，临河街道命名必然与运河相关。“河弯街”就是一例。此外，“大闸口”、“小闸口”、“武泰闸”、“草桥口”、“坝口街”、“越河街”、“济安桥街”、“河晏门街”、“太和桥街”等都是以运河、越河、府河之堰、坝、桥、闸而命名。明清商业繁荣，近河店铺居民以饮河水为主，济宁出现了运卖河水的职业和专用取水码头，运水的小巷就名为“水胡同”、“水路街”。“七铺街”、“八铺街”是古运河卸货码头的专用货场。皇帝南巡在济宁也留下了二个街名，清康熙帝南巡曾在济宁停船登岸休息，少不得搭棚遮荫，因而留下了“皇棚湾”的街名；乾隆皇帝南巡，曾在坝口登岸，经过了一个胡同，从此便有了“龙行胡同”。明清两代的济宁，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因而在街名上留下了强烈的印痕。因手工业作坊聚集而得名的有：“炉坊街”、“纸坊街”、“糖坊街”、“皮坊街”、“打铜街”、“打绳巷”、“曲坊街”、“油篓巷”、“竹竿巷”、“扁担街”(现改为“任城路”)、“石灰窑街”等等；以商店聚集而得名的有：“纸店街”、“税务街”、“眼药胡同”、“瓷器胡同”、“馓子胡同”、“姜店街”、“果子巷”、“鸡市口” (后改为“吉市口”)、“驴市口”、“牛市街”、“箔市街”、“菜市街”、“柴禾市街”等等。有趣的是这些街名的分布，基本反映了古代济宁的城市布局：以运河命名的街描划出运河的基本走向，而以官衙命名的街，绝大多数分布在老城城内的中心地带，可以想见当年衙门林立冠盖云集的情形和作为政治中心的气势；而手工业和商业又绝大多数分布在老城城外，这种城与市相分离又有联接的布局，恰好是中国旧时城市规划模式的典型例

证。

??(十)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济宁素有曲乡艺海之称，有不少还属稀有品种。“八角鼓”是河南的鼓子曲与八旗兵从北京带来的“八角鼓”结合而成，又容纳了南北俗曲，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端鼓腔”是湖上渔民祀神仪式上的一种歌舞，曲调与书目古老罕见。又总是湖心深处聚船为台表演，所以陆地上鲜为人知。“木皮鼓”又称“小鼓”，流行于邹、滕、枣一带，唱腔较为简单，唱法也很自由。唱词为十字上下句，白口比唱词多，类似评书。伴奏是一种蒙羊皮的小高鼓，一手敲鼓，一手执手板，边敲边唱，是较为原始的说唱艺术。清初词人贾凫西，曾弃官不做，作鼓词沿街演唱，借古讽今，鼓词流传至今的。“山东琴书”起于乾隆、嘉庆年间的鲁西南农村，开始称为“小曲子”，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俗称“唱扬琴的”。民国三十年夏历二月二日扬琴艺人集合于济宁，建立了“殷”、“贺”、“茹”三大门户，立足于济宁码头。扬琴由数人搭档演唱，分别扮演角色，演唱、伴奏集于一身的演唱形式。以扬琴、坠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曲调缠绵委婉，十分动听。济宁人过去顺口溜“老咬口的干饭道门口的粥，茹小辫的扬琴翟教寅的吼(读阴平声HOU)”。唱词多用第一人称，有极大的表演潜力，所以后来发展成了济宁吕剧。此外“高调梆子”、“四平调”两个剧种也都起源于济宁，运河的繁荣是戏曲曲艺的兴旺的最佳机遇。“串鼓”，解放前多在济宁祭孔时演奏，是济宁特有的祭奠音乐。它是以打击乐串联的24支曲牌组成的一首大型鼓吹套曲。这是民间艺人陈庆贤祖辈传世之谱。乐曲以宫调式为主，全曲结构严谨，气势磅薄，属于国内音乐珍品。唢呐，明代随运河流入济宁。济宁唢呐分为两大派系：流行于西部、北部以嘉祥为代表的木杆唢呐，发音洪亮饱满、高亢激越；流行于南四湖东岸的是铜杆唢呐，发音委婉细腻、含蓄深沉。唢呐音乐常用于民间婚丧庆典，并且渗透于鲁西南戏曲之中。“仙鹤舞”，古代流行于济宁一带。舞姿飘逸、潇洒，队形变化多端，情趣高雅。20世纪60年代初前卫歌舞团整理后作为出国节目，受到国外艺术家的好评。总之，济宁运河文化林林总总，蔚为大观，非本文所能承载了得。对于如此悠久、丰富而复杂的传统文化，不要说不可能轻易地做出什么“结论”，就是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头绪来，也是很难做到的。

??三、济宁运河文化的历史考察与现实的启示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运河文化在济宁昔日的辉煌已成为历史。尽管如此，以史为鉴，大有裨益。为了更好地借鉴历史，我们要对济宁运河文化进行研究，要探讨其形成的轨迹和底蕴，探索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索发展市场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传统历史文化，为全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把济宁建设成为新世纪的运河明珠城市服务。

??(一)历史考察与借鉴。京杭运河开通，为济宁带来水运交通的发展和便利。由济宁与运河兴衰与共、休戚相关的历史可以看出，交通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来说，路通则兴，路塞则衰。随着京杭运河的贯通和济宁运河文化形成过程的演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并由此而引起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步走向文明。几百年运河文化的熏陶，使济宁人炼就出一种善于驾驭天时、地利、人和的灵巧、机警、随和而又坚韧的品格，并在漫漫历史长河间不断光大着。济宁运河文化内涵丰富，多姿多彩。就物质文化而言，济宁地区一向是属于黄河文化，而黄河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农业文化；而运河文化则是在农业文化之中融进了商业文化。就精神文化而言，济宁沿河地区尽为齐鲁之邦，齐鲁文

山东济宁 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

化是济宁运河文化的基因；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运河文化则吸纳了燕赵、秦晋、京津、江浙等各地的文化使得济宁运河文化具有多样性、兼容性之特点。济宁为孔孟桑梓之邦，向以儒家文化为自己的传统文化，然而，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济宁人在实实在在地享受着运河文化的实惠，在多种文化渗透、融会的过程中，商业文化占了礼仪文化的上风。融会后的运河文化，其显著特征是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运河文化在短短的数百年间，起到了儒家文化一两千年没有起到的作用。二、济宁运河文化对现实的启示

??我们开展济宁运河文化之研究，要把我省运河沿线的历史与现状探讨清楚；要总结运河文化带动沿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探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为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还宣传运河沿线丰富的人文自然遗产，发掘优秀的文化传统，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扩大旅游资源。在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启动的大好机遇，加紧开展运河文化的深入研究，为建设运河经济带作出应有的贡献。济宁运河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首先，南水北调，千载难逢，济宁抓住这个机遇，铸造济宁新的历史辉煌。其次，济宁则凭借中国运河之都的特殊地理位置，笑迎四方客，接受八面风，最大限度地开放交流，最大限度地发展壮大了地方经济。其三：运河通，济宁兴；运河废，济宁衰。这个铁的事实确实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接受这个历史的教训。其四：没有特色的经济，是缺乏竞争力的经济。要振兴一方经济，必须因地制宜的创造自己的经济特色，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回眸济宁的发展史，我们对古运河，对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运河文化更加一住情深。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是，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在即。此举必将在新的层次和规模上，给济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全市农工商贸旅各业大发展，再铸运河辉煌，重振历史雄风。 ??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①《山东通史·明清卷》安作璋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②《济宁直隶州志》③民国十五年《济宁县志》④《山东运河备览》⑤《齐鲁文化》黄松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⑥《大运河经济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⑦苗枫林：《重温鲁西文明重振鲁西雄风》⑧张瑞凤：《抓住机遇再铸辉煌》⑨陈之安等：《运河文化论纲》⑩王守中：《山东运河城市兴衰鉴》{11}岳玉玺：《山东运河文化的历史考察及其借鉴价值》{12}赵逢昌：《元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经济带兴衰历史回顾》{13}唐伦伟等：《运河文化与名城济宁》{14}孙培同：《大运河与济宁水利》{15}何为刚：《略论京杭大运河的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