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墨斯的解缚
在小说《一合相》里，因偷盗入狱的大梁读过书，便重新追溯了自己行业的远祖――“他突然想起一本古希腊诗书中，一个叫赫尔墨斯的人，据说是小偷骗子的祖师爷和保护神。他知道中国的小偷把《水浒传》好汉时迁当祖师爷，但他不喜欢，所谓梁上君子，没有文化，徒有虚名，相比之下，他更信奉赫尔墨斯”。一个偷盗者谈论起赫尔墨斯，多少有些让人吃惊不是吗？ 或许是因为有过类似身在此而心在彼的社会经历，王秀云笔下出现这种似乎不符合人物身份的行为，通常非常自然，毫无违和感，不让人觉得突兀。在她笔下，位卑者向往文化，善良者释放恶意，世故者偶显纯净，长期的身心两歧，短暂的心手不一，似乎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当然，在小说里，这些都不以翻转的形式出现，而仿佛是人物的天赋性情――他们本能地具有某种向上的意愿，向往更丰富的内心，更纯粹的爱情，更公平的社会境遇，更好的工作环境，甚至只是更得体的言辞，更符合身份的穿着…… 确切地说，是王秀云的眼睛，始终盯着人心的某些部分，只要把这些部分观察准确，人任何异于常类的外在行为，就都有了缘由，也就具备了自身的合理性。由此而来的，是王秀云对人心某些部分的洞察――“年轻时候，听见别人诉苦会跟着着急、流泪，想尽方法劝慰。到一定年龄，就知道人的苦多数都是自找的。而且渐渐意识到，爱诉苦的人，多自私，诉苦就是示弱，博取怜惜，希望引起别人更多关注。”（《我相》）“她觉得菁菁像很多漂亮女人一样，有舞台幻觉，她们以为自己被某种人关注，言行有表演倾向。”（《香云纱》）如果允许推测，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似乎不宜在小说中直接说出的话，正是作者多年的人生历练所得，是她最真实的心声的一部分。 洞察带来的负面效果，是难免有时候显得残酷――人不是已经够卑微了吗，为什么还要狠心点出这点虚矫的可怜来？如得其情，则哀矜而毋喜，对写作者，这是最好的态度。不过，如果已经写到了，阅读者也不妨试着认识乃至接受。残酷只是人的感觉，事实本身并没有倾向，它只是事实，即便是人心的事实。诉苦的自私和示弱也好，进入舞台幻觉的表演也罢，甚至某些时候人表现出的心恶（《秀逗的红柿子》），是人间世的常态，用不着刻骨的讽刺，也用不着掩面不忍视，只要不因这发现洋洋自得就是了。人只有把事实作为事实诚恳地接受下来，才有可能走向更深更远的地方。 我相信，王秀云已经站在往更深更远处去的路口，继续往前或是返身而回，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她日后写作的向上幅度。从现在的小说看，王秀云似乎于此有些犹疑，既想在复杂性和丰富性上再进一层，却又有时想尽快在小说中落实自己的某种洞察。或许是急于表达的缘故，一旦进入落实层面，她的小说往往故事性很强，陡转和扭转所在多有――未经检查的概念或未经反省的理想，甚至涵拟（henid，尚未成为观念的心理材料）的直觉，会填满那些关键的转折处，迅速让小说进入预设的轨道。其实，那些转折，或许正如人的某些特殊部分，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模糊区域，善恶不确定，是非不分明，喜怒不易知，却包含着人心，也是小说最深处的秘密。 对小说这门手艺，甚至是对人生来说，我们似乎都应该记住卡夫卡的提醒：“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没有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断，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在小说里，所有的理想、信念、想象――即便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对的，于社会和人有益的――都要耐心而专注地放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一件件具体的事上，清晰准确，如其所是。只有如此，小说写作才不是某种拘囿，把人捆缚在已有的认知框架里，而是带向更深更远的地方，而那里却并不许诺幸福――就像拆掉了“我们的围栏”，未必就一定通向幸福――可走出的这一步，会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更广阔的真实。 大梁把小偷的远祖追认为赫尔墨斯，那确实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事实。然而，只认为赫尔墨斯是小偷的守护神，就不免捆缚了神行百变的赫尔墨斯。除了是小偷的守护神，赫尔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是奥林匹亚诸神的信使，同时是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他同时还是死者的向导，是演说者、商人、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如果大梁试着取认识神话中整全的赫尔墨斯，而不是把他捆缚在小偷的石桩上，他的人生悲剧，是不是可以适当避免？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够学着在古希腊谱系中认知整全的赫尔墨斯，她是不是就在慢慢解开捆缚赫尔墨斯的绳索，尝试着聆听众神的消息，尝试着把边界之外的消息，睡眠与梦想里的能量，甚至死者的秘密，偷偷地放进自己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