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四牡]主旨评议
摘 要： 古今学者对《诗经・小雅・四牡》主旨的认识大约有两种，一为慰劳使臣，一为怀归思家。作者认为前者的说法更恰当，采用对比分析法予以论证。
关键词： 《诗经・小雅・四牡》 诗旨 靡�W
对于《诗经・小雅・四牡》这一首诗的主旨，古今注家观点约分为两派：第一种认为是慰劳使臣的诗，以诗序、毛传、孔颖达、朱熹等为代表；第二种认为是“念及父母、怀归伤悲”［1］（《诗三家义集疏》引齐说）、“出使的官吏思归”［2］或“为统治者在外服役的人的辛勤与思家情绪”［3］的诗歌，近代学者程俊英、高亨、金启华等持此观点。
《诗序》云：“《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郑玄《笺》阐发序亦云：“使臣以王事往来于其职，于其来也，陈其功苦以歌乐之。”孔颖达疏云：“事毕来归，而王劳来之也。……此经五章，皆劳辞也。”《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一脉相承，对本篇诗旨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是慰劳使臣的诗篇。于末章“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句下，郑玄笺云：“故作此诗之歌，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也。”此语与开篇语龃龉，开篇认为是文王所作，篇末陡然改为使臣自作，认为是使臣借此诗告诉王养父母之志。孔疏忽焉不察，照郑笺引申发挥云：“‘是用作歌，将母来谂’亦序使臣之意，明为使臣作此诗之歌，其来谂不得为告也。”孔疏沿袭了郑玄笺的失误。孙矿为解决此矛盾，推测云：“此自使臣在途自咏之诗。采诗者以其义尽公私，故取为劳使臣之歌。”（《诗经批评》）
产生上述两类说法源于解说者对此诗中关键词句的不同理解，认为此诗诗旨是“念及父母、怀归伤悲”的学者，他们可能由于对篇中“王事靡�W”“是用作歌，将母来谂”等关键语词的不同解读，而得出了和传统主流观点不同的见解。
按照“慰劳使臣说”的观点，首章“王事靡�W，我心伤悲”句，毛传云：“�W，不坚固也。”结合《四牡》篇原文来看，此上句意为王事无不坚固，下一句缘何说“我心仍然伤悲”？似乎于情理不合，合理的逻辑应当是：如果王事已经无不坚固，那么我应当高兴，而不必伤悲。孔颖达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疏云：“以王家之事无不坚固，我当从役以坚固之，故义不得废，我心念父母而伤悲。”孔氏于此增字解经，多方迁就以申己说，然不顾上下文的逻辑关系，王家之事既已无不坚固，何需汝再从役以坚固之呢？
“王事靡�W”若照郑笺、孔疏意理解为“王家之事无不坚固，我当从役以坚固之”，这表现的是一个尽心尽力为公事而努力行动之人。作如此理解方可和诗前小序协调。然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后世好学深思者的疑虑。今世学者发现郑玄、孔颖达注疏中存在的这个问题时，只好另寻出路，将“王事靡�W”解作“王事靡有止息”。如王引之《经义述闻》：“�W者，息也。王事靡�W者，王事靡有止息也。”马瑞辰《诗经通释》有大致相同的见解。他们对“王事靡�W”虽有新解，然并不反对诗序所说，依然认为此诗是慰劳使臣之诗。
后来学者在王引之将“王事靡�W”解为“王事靡有止息”的引导下，仅就诗论诗，进而提出此诗是“念及父母、怀归伤悲”、“出使的官吏思归”或“为统治者在外服役的人辛勤与思家情绪”的诗歌。此篇五章中有四章不断重章复沓“王事靡�W”一语，“王事靡有止息”当然更像一个对现实抱怨、不满意现状的使臣的叹息，而不类君王慰劳归来使者的话语。于是有学者提出了和传统不同的第二类见解――“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新说“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不必迂曲，能使全篇句意通畅、逻辑连贯。
“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是在传统主流说（即“慰劳使臣”）对本诗诗旨的解说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新说。从历代对本诗研究的情况来看，慰劳使臣说直到唐代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无人怀疑，间有感到前人之说有不周密的地方，亦多方辩解以圆其说。传统的“慰劳使臣”说无法顺畅解释篇中“王事靡�W，我心伤悲”“是用作歌，将母来谂”等处。
传统的、占据主流地位的“慰劳使臣”说为近代的学者所冷落，究其原因，大略有下面几点：第一，从《四牡》全诗字面所写的内容来看，“王事靡�W，我心伤悲”、“王事靡�W，不遑启处”、“将母来谂”等句，体会其语气，更像是抱怨，而不是慰劳的话语，理解为“小官吏苦于行役，叹息他不能回乡，奉养父母”或“为统治者在外服役的人的辛勤与思家情绪”更符合全篇字面所传达的意思。因而“念及父母、怀归伤悲”似乎比“慰劳使臣”更容易让人接受；第二，自宋代朱熹解读《诗经》主张破除《诗序》的权威，认为：“看诗不当只管去《序》中讨，只当于诗辞中吟咏着，教活络贯通方得。”（据朱鉴，《诗传遗说》）宋代的郑樵、王质等也认为不能太依赖诗《序》解诗，此三人以他们在学术史上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使《诗序》的权威性大为削弱，后世不再唯“诗序”是从的学者越来越多。
确认本诗主旨为何，我认为需要厘清本诗是否为使臣自作这一问题。
持“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的学者认为此诗全篇皆为使臣所作；持“慰劳使臣”说的学者（郑玄、孔颖达）认为篇章中一部分是使臣所作，一部分是记录君之言语，是君臣对话体。这可从注疏中窥见，本诗末章的“将母来谂”孔颖达注疏从郑玄笺解“谂”为“告”，郑玄笺云：“以养母之志，来告于君。”孔颖达则疏云：“谓君不知，欲陈此言来告君，使知也。”据郑玄笺，郑玄认为此诗是使臣所作，孔颖达与郑氏意同，亦认为是使臣自作，至少认为此诗部分语句出自使臣之口。基于此，孔氏认为全诗为君臣对话体（并在注疏中认同郑玄，谓为文王为西伯时事），现将《四牡》全诗依孔颖达注疏意按对话体标注于下：
文王：四牡�W�W，
周道倭迟。
臣：岂不怀归？
王事靡�W，
我心伤悲。
文王：四牡�W�W，
����骆马。
臣：岂不怀归？
王事靡�W，
不遑启处。
文王：翩翩者�x，
载飞载下，
集于苞栩。
臣：王事靡�W，
不遑将父。
文王：翩翩者�x，
载飞载止，
集于苞杞。
臣：王事靡�W，
不遑将母。
文王：驾彼四骆，
载骤�V�V。
臣：岂不怀归？
是用作歌，
将母来谂。
我认为，全篇不当是使臣所作，全篇都为国君之辞或代国君所作之辞。对于孔氏见解，黄焯在其著作《诗说》中依据诗经篇内体例“诗中凡次章以下，其章首之语，有叠前之辞，而其下有不相连贯者”，“必明此例，方知此章不与首章行文相类也”，评孔疏曰：“此二句（指“是用作歌，将母来谂”）为全篇之总束。传训谂为念，谓上作此诗之歌以述使臣念养父母之心，虽文连岂不怀归句，不得以首章为例，而谓使臣作此诗之歌也。”［4］我赞同黄焯之说，认为全篇都为国君之辞或他人代国君所作，用来慰劳使臣之辞。
综观全诗，以全篇都为国君之辞或代国君所作之辞来理解，本可以畅通无碍，“慰劳使臣”的主旨也非常显豁。君王对归来的使臣表达因为自己“靡�W”的王事，使使臣“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看到这样的结果作为国君心里很伤悲（一章“我心伤悲”）。使臣听闻君王此类言语，知自己之功已经为君王所明察肯定（《诗序》“有功而见知则说矣”），则其以往之辛酸得以宣泄，定会深深感佩于心，起到极佳的“慰劳使臣”的目的。
全诗五章，每章的前三句都是使用赋的手法。这个不论作以上两说的任一说法理解都没有争议，故不赘述。争论的焦点在每章的后两句。首先是对“王事靡�W”中的“王”是指谁，郑笺言此诗作于“文王为西伯之时”，即姬昌此时尚未为文王，故诗中之“王”不是指姬昌（后来为文王），而是指殷纣王。汉人重师法，郑必有所本。西伯侯姬昌当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当时实际的执政者。他口出此语或由他人代出此言于身份正合，与事实相合。此处的“王事”不论是指殷纣王所派发的无尽头――靡�W的事务，还是指国家的正当的事务，对于辛苦从外归来的使臣都是一种安慰，靡�W的王事此正体现了使臣的能耐。不是有能耐又怎能对付靡�W的事情？前四章的“王事靡�W”都是对使臣功劳的承认、认同、赞赏，赞美他们为完成靡�W的公事，而“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牺牲了自己的安闲和奉养父母等个人利益。王符《潜夫论・爱日》篇解此诗云：“在古得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亦有此意，认为：“后世小说、院本所写‘忠孝不能两全’，意发于此。”［5］
从诗字面意思来考察，认为诗是：“小官吏苦于行役，叹息他不能回乡，奉送父母。”［6］似乎文从字顺。将此诗作此类解读者忘掉了一个最大的前提――此诗在诗三百篇中属小雅。《诗集传》云：“正小雅，燕飨之乐也。”即指明了小雅是用在喜庆的宴会上的乐章。如果此篇抒发的是“小官吏苦于行役，叹息不能回乡”之类怨愤消极的情感，与宴会喜庆和乐的氛围将完全不相符，自然不会被编排归纳入小雅之中。从《四牡》篇所处的位置来看，本篇是小雅的第二首诗。《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m杜》、《鱼丽》十篇，据诗前小序所言，大都为营造欢乐喜庆的气氛而设。这些诗篇因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被类聚群分排列到一起。从孔子当年删定编排诗经三百篇时初衷的角度推测，《四牡》为慰劳使臣的诗可能性更大。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56.
［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89.
［3］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8.
［4］黄焯.《诗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138.
［5］钱钟书.管锥编（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4.
［6］金启华.诗经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354.
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编号JGY201006）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唐生周教授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