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别--非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未经有权机关批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诈骗方法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公开、广泛地募集资金的行为，属于“非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是集资诈骗罪区别于诈骗罪的重要特征之一，数额较大的，构成集资诈骗罪。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尹生华

案 由：诈骗

一审案号：（2002）一中刑初字第3067号

二审案号：（2003）高刑终字第114号

复核案号：（2003）刑复字第170号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尹生华，女，195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高中文化，原系北京市胜利升华商贸有限公司经理。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02年5月16日被逮捕。

1999年2月至2002年2月，被告人尹生华虚构其做生意、归还欠款和为贷款请客送礼需要资金等事由，以借款为名，采取与被害人单线联系的方式，并告诉被害人“我这人特别要面子，我只是跟你借了，别跟别人说”，先后骗取王爱玲、王淑琴、徐维玲、李彩芝等41人现金和财物共计人民币1090．125万元，拒不归还。其中，尹生华欺骗李彩芝向其实际控制的北京市胜利升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公司）投资40．5万元，并签有投资协议；其他受害人均证实尹生华是以种种理由借款，他们也是将钱款借给尹生华。41名被害人均与尹生华认识，其中包括尹生华的亲戚、同学、尹生华升华公司或升华酒店的职工以及相识多年的熟人。

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被告人尹生华以签发空头支票换取现金的方式，先后骗取王爱玲、张立君等5人现金共计人民币52．5万元，拒不归还。

二、控辩意见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被告人尹生华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并给被害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故意签发空头支票，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并给被害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构成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提请法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尹生华在庭审中辩解称：其目的是为了借款经营，由于没有选好人才，经营不善，导致钱款流失，被害人是自愿把钱借给她；因许诺的利息太高了，所借款项无法偿还，但不是用于自己挥霍；公诉机关起诉的部分数额不准确，有的借据里面含有利息，不应计算在犯罪数额以内。

被告人尹生华的指定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尹生华的罪名不持异议，但提出尹生华借款的目的是为办公司，具有经营的目的，由于经营不力，发生亏损，无法支付高额利息，所以隐瞒亏损以及借款还债的事实，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被人发现，没有受到查处，导致数额特别巨大的集资款无法返还；有关人员不顾国家金融政策的规定，盲目参与被告人尹生华的非法集资，也有一定的过错；对投资者的利息部分不应保护；请求法院进一步核实指控的数额。

三、裁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尹生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侵犯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民财产的所有权；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人民的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被告人尹生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发空头支票，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其行为又已构成票据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依法亦应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尹生华犯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惟指控的票据诈骗数额人民币1293．9万元中，有人民币77．4万元，没有相关票据在案，但有尹生华书写的借据证实借款的情况，故应当将上述人民币77．4万元认定为集资诈骗的数额。另指控的尹生华集资诈骗数额中，尹生华向江殿仑借款人民币20万元，在借据中尹生华用其在北京市宣武区香炉营头条26号及房山区西潞园二里3号楼的房产作为抵押并由穆金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现因尹生华无法偿还该借款，担保人穆金按照约定履行了担保义务，并因此取得了主张上述两套房产的权利，故对此20万元，不宜认定为尹生华的集资诈骗数额；对指控尹生华诈骗胡金龙人民币26万元中有人民币1８万元证据不充分，予以纠正。被告人尹生华及其指定辩护人请求法庭核实数额的辩解和辩护意见，酌予采纳。对于尹生华在庭审中的辩解及其指定辩护人的有关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尹生华在预审期间多次供述自己虚构经营大笔生意的事实，许诺高息，诱骗被害人钱款，与被害人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由于尹生华拒不供述所骗款项的去向，造成所募集的资金不能退还，致使赃款至今无法追缴退还被害人，与其经营不善无关。被告人尹生华在庭审中的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相悖，不能成立，均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尹生华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尹生华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尹生华犯罪所得人民币1142．625万元，分别发还被害人。

宣判后，被告人尹生华不服，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的诈骗数额不准，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尹生华借款后没有携款逃跑或进行挥霍，由于经营不力导致亏损，造成数额特别巨大的借款无法返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尹生华所提一审判决认定数额不准的上诉理由，经查，认定尹生华集资诈骗、票据诈骗犯罪的数额，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尹生华书写的借据、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中国银行退票理由书等证据在案证实，尹生华亦曾供述。现尹生华否认一审判决认定其诈骗的数额，没有事实依据，尹生华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有数十名被害人的陈述及尹生华书写的借据在案证实，且尹生华在预审期间多次供述其虚构经营大笔粮油、油品、房地产等生意，许诺高额回报，诱骗被害人。尹生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集资用途，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集资款拒不返还，其主观故意明确，犯罪事实清楚。尹生华拒不供述所骗款项的去向，致使赃款无法追缴退还被害人。故

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上诉人尹生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拒不返还，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民财产的所有权，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并给人民的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尹生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发空头支票，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亦应依法惩处。一审法院根据尹生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尹生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并拒不交代赃款去向。尹生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发空头支票，利用金融票据骗取他人钱款，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认定尹生华犯票据诈骗罪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认定尹生华犯集资诈骗罪不当。尹生华在诈骗相关财物时，不是以非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为手段，其行为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特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刑终字第114号刑事裁定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一中刑初字第3067号刑事判决中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票据诈骗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被告人尹生华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所犯票据诈骗罪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三、继续追缴被告人尹生华犯罪所得人民币1142．625万元。

四、裁判要旨

集资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型金融诈骗犯罪，从犯罪构成上来看，两罪属于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存在不少共性特征，例如，主观上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都采取欺骗的手段并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等等，因此司法实践中易于混淆。具体认定时，应当注意集资诈骗罪有别于诈骗罪的以下特征：

第一，诈骗手段具有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2月16日《关于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曾规定，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虚构集资用途”一般表现为行为人虚构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者企业发展计划，而且是对投资者具有诱惑力的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所谓项目。“以虚假的证明文件”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往往以所谓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资信证明等欺骗投资者，“以高回报率为诱饵”，往往表现为行为人许诺的利益往往远远高于国家限定的利息标准。

第二，行为方式具有特殊性。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必须以“非法集资”的形式出现。根据《解释》的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以吸引公众投资入股或者高息吸收公众存款等方式向社会筹集款项，具有明显的融资性。

第三，被骗对象的公众性和广泛性。集资诈骗行为人为非法占有尽可能多的资金，一般事前不会设定具体的、不变的欺骗对象，而是采用大张旗鼓、较大规模、甚至是通过新闻媒体大造舆论的方式，将其虚构的事实向社会广为传播，以便让更多的公众或者单位受骗。因此，集资行为面对社会公众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征。如果行为人仅指向具体的特定个人或者单位的，一般不构成本罪。以集资为名诈骗特定范围的人员，例如熟人的，一般也不宜以集资诈骗罪论处，构成犯罪的，可以合同诈骗罪或者诈骗罪定罪。

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是以集资的面目挤入合法资金市场的，侵犯的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因而，集资诈骗罪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被骗人数的广泛性，也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点之一。而普通诈骗罪的行为人也可能一次行为诈骗多个被害人。如果行为人以借款为名多次诈骗了众多受害人，但每次诈骗的却是特定个人或单位的钱款，即使受骗人数众多，也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因此，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必须能够证实行为人实施了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行为；对未实施此行为的诈骗行为，应认定为普通诈骗行为。

本案中，尹生华以借款等为名进行诈骗时，一般都只跟受害人单线联系，在借钱时都会要求受害人“别跟别人说”。虽然尹生华欺骗李彩芝向其实际控制的升华公司投资40．5万元，属于集资性质，但仅凭此笔款项并不能认定尹生华实施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也不能认定全案属于集资诈骗性质。被害人尽管人数众多，但均与尹生华认识，包括亲戚、同学、尹生华升华公司或升华酒店的职工以及相识多年的熟人，41名受害人也无一人证明尹生华是在社会上公开募集资金的。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仅能够证明尹生华采取的是诈骗熟人的作案方式，即直接找到受害人本人后，以种种理由骗取钱款予以非法占有，但不能证明尹生华的行为具有“非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特征，因而，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定被告人尹生华犯诈骗罪并改判其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