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大师们的学问性情的故事

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气类忘年”

刘梦溪

陈寅恪先生最有名的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的隔年，也就是1929年写的。王国维去世是在1927年的6月2号，是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投水自杀的。那天早晨九点，他向国学院秘书借了五块钱，从清华的侧门出去，坐人力车，到颐和园，从容地投水自杀。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大事件。

王国维是现代学术的开山，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各个门类，都有自己的建树。他早年致力日文和英德文的学习，翻译和介绍很多西方的著作，主要是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有一部分是通过日文翻译的。他出版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就是这个时期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常常涉及到艺术、美学和文学，探讨教育的文章也不少。但是很快，他的学问有一个转变。

王国维和罗振玉可以说是学问知己，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同时他们也恩怨一生。由于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被推荐到北京的学部，担任学部图书编译馆的编修，时间大约在1907年。这时他开始研究宋元戏曲。他是浙江海宁人，罗振玉是浙江上虞人。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到日本，又转变为研究古史、古文字和古器物。他的学问被公认，在20世纪文史学者当中，几乎是第一人。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大师。可是过去也没人叫他国学大师。他的学问包括研究敦煌学、甲骨学，这是20世纪的两大显学。这两门学问的出现，跟晚清的两大发现有关。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戊戌变法的第二年。敦煌遗书的发现，是在1900年，大闹义和团的那一年。这两个发现，使20世纪的人文学增加了两个新的学科。这样两门学问的依据，发现的材料，早期大量外流，以致国外研究敦煌学的人比国内的还多。他们把很多珍贵材料拿走了，所以陈寅恪先生讲，我国的敦煌学，是吾国学术的伤心史也。

最了解王国维学问的是陈寅恪先生，所以王国维逝世的隔年，清华大学建纪念碑，碑文是请陈寅恪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见于这个碑文。陈寅恪和王国维气类相投，陈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其中有句：“许我忘年为气类”，就是指此。王比陈大十三岁，所以用了“忘年”一词。就精通的外国文字来说，陈在王之上。他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回国，后来又继续留学。1919年，他是哈佛大学的留学生。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有吴宓，陕西泾阳人，有名的诗人。吴宓比陈寅恪小四岁，比王国维小十七岁。大家都提倡白话的时候，他主张文言。大家都主张新文化的时候，他提倡一点旧文化。他的诗，在钱锺书先生看来，还不够好，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好。他懂学问，对高才总是很佩服。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成立，整个筹备工作是由吴宓先生一手经办的。但他不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而是清华国学院的办公室主任。

吴宓有激情，看人有眼光。他在哈佛见到陈寅恪以后，就给国内的一些朋友写信，他说，要讲学问，从国外到国内，谁都比不过陈寅恪。他是陈寅恪先生一生的朋友。他很重友情。他也熟悉钱锺书，说年轻一点的要属钱先生学问最好。但他与钱锺书先生有一个公案。钱先生幽默睿智，他讲清华的教授，谁太傻，谁太糊涂，谁太笨，如何如何。他可能说过吴宓先生有点什么。这都是私下的话，也未必作准。实际上，我们看一些记载，钱先生对吴先生很尊重。后来杨绛先生把公案给了结了，杨先生和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是忘年好友。

吴宓先生有一累，一些特殊的人都有累。他的一累就是喜欢谈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叫毛彦文的女性，他觉得毛彦文天仙一般的美。你看吴宓日记，从1925年开始到1930年，五六年的时间，很多写的都是对毛彦文的情感牵挂，不可理喻。前不久出了一本毛彦文写的书，这书叫《往事》，她说她根本没跟吴宓有过恋情。当然吴宓先生去世了，要是他还活着，对他的打击，可能比当时给毛彦文写信的时候还要沉重。这就是老辈，他们胸怀宽博，内心坦荡，精神世界丰富。不过毛彦文后来跟熊希龄结婚，大她三十三岁，过了相濡以沫、情感炽热的三年婚姻生活，1949年后去了台湾。

陈寅恪先生懂十几种文字，懂敦煌学，懂佛学经典，懂一些稀有文字，梵文不用说，蒙文、藏文、巴利文、西夏文，很多稀有文字，他都懂。他念这些文字的目的，是为了比较佛经的不同版本，来校对佛经，研究佛经的义理。研究佛经的义理，叫义学。佛学的另一个学问叫禅学。陈寅恪先生研究的主要是佛学的义学。精通禅学的是马一浮先生。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院开的课，就是讲佛经翻译的比较研究。他是1925年清华国学院一成立就被推荐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这四大导师都很了得，第一个是王国维，溥仪的老师。还有一位是梁启超，在晚清，谁不知道梁任公呢，文章学问，名动天下。1898年那一年很特殊，就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7到1898年，《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是梁启超。《时务报》是在上海创办的，主持人是汪康年，要研究近代的思想和历史，汪康年这个人物很重要。他主持过很多刊物，特别是《时务报》，他跟很多政坛文坛的重要人物都有联系。后来出版的五卷本的《汪康年师友信札》，都是通信，是很可宝贵的材料。我研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95年至1898年在湖南做巡抚，如何推动新政及后来的结局，汪康年的书信是很好的材料。

梁启超担任《时务报》撰稿人，他写的鼓吹变法的文章，人人爱读。黄遵宪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从日本回来，看到梁启超的文章说，他的文章怎么写得这么好，他说自己也会写文章，就是没有梁启超写得好。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了不起的大诗人，晚清有一个诗歌流派，叫同光体，是同治、光绪年间，一批第一流的学人兼诗人，他们的诗有宋诗的特点，不是唐诗的风格，里边有“理”的成分，有禅意。这样一批人，比如陈三立、范伯子、郑孝胥等。范伯子是范曾先生的曾祖父，也叫范当世、范肯堂，跟陈三立是儿女亲家。

范伯子的女儿婚配给陈三立的长子陈师曾，师曾是一位画家，文人画的提倡者，对绘画史很有研究。陈师曾是一位孝子，1926年，陈寅恪从德国回来，应清华国学院之聘。他母亲正在生病，照料母亲的，主要是长子陈师曾。陈师曾是怎么死的呢？给他母亲吃药，每一种中药，他都先尝过，结果中药中毒而死。陈三立是同光体靠前的一二把交椅，有研究者认为第一把交椅是范伯子，也有人说两人难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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