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彭真的君子之交

　　我与彭真1936年秋在北平相识，当时我掩护他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后，彭真长期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17年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实际上是他的助手。在几十年的接触中，我受彭真的影响和教育很大。但我们之间一直是同志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 　　担任彭真助手 　　1948年我因肺结核到西柏坡养病，同时向组织汇报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月。年底党中央任命彭真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带领新组建的市委人员从保定向北平进发。接中组部通知后，我立即于1949年1月下旬，乘坐四野的车赶到石家庄，又从天津到北平海淀，在青龙桥与彭真会面。刚解放时，赵凡、崔月犁、王汉斌和我都是彭真的直接助手，直接承办彭真等领导同志交办的事项。刚一进城，机构不甚健全，人手又少。但由于进城之前，市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从调集、训练干部、制订城市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到系统进行接管，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所以尽管事务繁多、情况复杂，也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但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大家都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苦干。 　　彭真对学习非常有兴趣，在我看来，他的学识大部分靠自学，来自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断刻苦学习，注意点滴积累。除了学习马列原著，彭真还注意研究历史。我还根据需要负责给他买书。记得有一次，彭真听毛主席讲接班人问题，讲到《六祖坛经》，五祖传给六祖慧能，回来后就让我到旧书店买《六祖坛经》，我赶快到琉璃厂、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去买来交给他，便于他了解和体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做彭真的助手从未给他起草过讲话稿。他讲话前一般都是写个提纲，讲话时针对不同的说话对象用不同的语言，深入浅出，很有特点。比如三大改造完成后，他用最通俗的语言讲：人的身子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脑袋还没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说思想还没转过来。类似这样形象的讲话还有很多。 　　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 　　彭真在工作中始终把握着实事求是四个字，他认为一个党员工作要老实，说话要老实，办事更要老实，一向反对虚虚假假的东西。凡事从实际出发，一切以大局为重。1954年彭真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后，这个特点就更明显了。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理为人民长远利益服务的问题，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的现象，他都有过重要的讲话。 　　彭真对工作十分负责任，又十分细心谨慎。当问题涉及的时间长、范围广、情况还不了然时，就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后才解决，情况不摸底就不决策。这是终其一生的作风。彭真外出搞调查研究，我一般都跟着去，他的调查是极广泛的。比如有关公营和私营矛盾的问题，他听私营业主的，也听工人的，还听军代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当然还重视中间人的意见，因为他们的人数多，关系到政策导向的问题。彭真善于做各种各样的群众工作，语言深入浅出，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彭真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必须弄到第一手的资料，不能道听途说。搞调查要注意抓两头，先进的和落后的，两头解决好了，中间就好办了。“文化大革命”后，他主持政法工作后也是如此，他要求工作人员要倾听各方面不同的意见，不偏听偏信。他说：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社会主义民主更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就不可能有民主。 　　彭真对干部的要求很严格。所谓的严格就是党员干部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并且理论联系实际，广泛深入群众，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问题，这样做了他就绝对不会责备你。但是他对干部也不是不批评。彭真批评人时总是讲清你为什么犯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要认识了就好，以后对干部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为了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他要求我们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意见摆到桌面去说，经常沟通思想。比如，一年夏天，在天坛公园开干部大会，干部开会时要坐在露天的地上，当时蚊子很多，卫生部门必须提前打药，可是他们没打，彭真就严厉地批评他们太缺乏群众观点，下一次开会卫生部门就按要求做了。彭真十分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凡是到他那里当秘书的年轻同志，都要到基层锻炼一年，因为不少年轻干部基本是“三门干部”，即出家门，进校门，到机关门，缺乏对社会生活的了解。他的秘书有的到工厂去当钳工、有的到农村锻炼，目的是使他们坚定立场、提高党性。 　　彭真有很高的领导艺术。他经常为干部作报告，从政策到思想理论都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放手让他们去工作。他经常说，思想领导是最高的领导艺术。他对同志是坦诚的、也是负责任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强大的政治压力，市委违心地给邓拓作了处分的决定。为此，彭真专门给邓拓打电话讲这件事，第二天派李琪、我、范瑾和宋硕向邓拓专门传达市委的决定，邓拓说：我服从市委的决定。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自己都处在挨整的情况下，彭真还是尽力保护其他同志，说明他对干部的处理是极端负责的，也是十分爱护的。 　　彭真十分推崇邓小平的一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干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两位老人在复出之后，常在一起探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彭真常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说那个时候最可怕的是不允许人讲话，不允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就是一个囚犯判了死刑还得允许人家申诉呢！怎么能不让说话呢！ 　　一直称呼他“彭真同志” 　　我和彭真结识较早，1939年他同我姐姐张洁清结婚以后，我们又成了亲戚。在解放前，我始终把彭真当作一个革命的前辈看待，把他看作一个老师，以后也是如此。我可以比较自豪地说，我在彭真身边工作是公私分明的。在这个问题上，彭真没有避嫌。直到他逝世，我一直称呼他“彭真同志”。他退下来、我也退下来后，我们见面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没有私人琐事。我们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志的关系超越了一切。 　　彭真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最有力的武器。晚年时，彭真对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讲：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信念和理想。这是他晚年理论的升华。搞社会主义必须讲理想和信念，否则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多少革命烈士都是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舍生忘死的，忘掉这些就失却了精神动力。这是彭真一生的政治遗言。（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