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舞台

　　一

　　2005年春节前夕，我接到余姚市艺术剧院院长寿建立的电话，他约请我以王阳明为题材写个剧本。当时我只说考虑一下吧，没有答应。

　　为什么没有答应？除了正在忙一部书稿的写作和出版外，更是因为心中没有底。

　　并不是任何题材都可以写戏的。戏有戏的规则和要求，写戏要有戏材。尖锐的矛盾冲突，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有了这些基本的戏剧因素才能写出好看的戏。对于观众而言，好看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能谈思想性和艺术性。

　　而且，我对于王阳明一无所知。他是明代的心学大师，余姚人，除此之外，我还能说出什么？我不能不感到心虚。

　　春节过后，空气中洋溢着花香。余姚文化部门特意为我安排了一次座谈会，他们邀请了余姚当地一些知名的王学研究专家，为我介绍王阳明，研讨王阳明的戏应该怎样写。我坐在暖暖的春意中，聆听他们的发言。

　　令我惊奇的是，好几位专家的头发都已花白了，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充满激情。是性格使然？还是王阳明赋予他们这种不可抑制的情感？

　　他们给王阳明定了调子，调子定得让我吃惊，让我怀疑，甚至不敢相信。他们说，王阳明是个完人，是全才。

　　天下哪有完人和全才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古之哲言;全才云云也多是溢美，天下之事难以求全，全了也就浅了。我的�牾是本能的。

　　然而，老先生们给王阳明列举了九个“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理论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如果再细化下去，一定不止。比如，他对道学和佛学的研究，岂是一般的浅尝辄止？他曾经十分痴迷和投入，反复比较，深切体悟，才有了后来他心学的构建，他把道、释都用来融化在他的哲学思想里了。别人博而不精，他却是越博越精。直至今天，我对王阳明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对这些专家们的评价有了几分理解。

　　然而在当时，我是�牾着的，怀疑着的。

　　但是我越来越被感染。

　　老先生饱含深情的叙述，令人动容。他们说王阳明年轻时“格竹”，落难时“龙场悟道”，中年时倡办书院，晚年时“天泉证道”;说王阳明能文能武，文武全才，三次带兵，连战连捷，《明史》有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也”;说王阳明每立一次功则受到奸�的妒忌和诋毁，身陷绝境，几乎丧命;说王阳明一生坎坷，磨难深重，他始终刚正不阿，于困苦中磨炼心志;说王阳明的“心学”、“致良知”，影响之广，学生之众，流传之深远;说王阳明去世后那千里设祭、万众恸哭的场面;同时还说王阳明为什么至今还少为人知，还未能与孔子、孟子、朱熹齐名。

　　是啊，为什么王阳明至今还少为人知？准确地说，少为当代人知？是的，当我与一位导演最初通话的时候，他也是一头雾水，一团迷茫：又是一位先进的共产党员吗？他竟然不知中国有个王阳明。也难怪，解放以来，以普及历史知识为功能的连环画为例，出了多少套历史人物丛书啊？但哪一套有王阳明的呢？更不要说其他种种书籍了。

　　那是因为，海峡对岸的那位蒋先生喜欢上了他。岂止喜欢，简直就是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他把台湾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他告诫他的儿子要认真研读王阳明，在后来披露的大量日记里，他把王阳明奉作圭臬……在那个“左”的年代里，光凭这一条，王阳明就该被打入地狱十八层了。

　　王阳明自然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四百多年后，他还会被蒙上厚厚的尘垢。他的一辈子就是让人泼脏水的。什么异端邪说，什么好名伪学，而今人泼在他身上的两盆脏水则更甚，一曰唯心主义，一曰镇压农民起义。凭这两条，你还想入列孩子们的连环画读物吗？

　　王阳明，一个像金子一样的名字，却一直被掩埋在沙土里。

　　说到这里，老先生们显得有些激愤，他们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在抖动。那是什么年代？那是明中叶的封建王朝。浸润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的儒学，我们怎可以轻率地以唯物或唯心去论之？即便是唯心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怎么就成了政治的附属品了？说镇压农民起义，则更荒唐。王阳明三次带兵征战，一次是平定了宁王叛反，稳定了大明江山;一次是赣南平乱，打击的是窃据在大小山头的危及百姓的土匪头目;最后一次是出征广西，以抚代征，解决了民族矛盾。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平定了动乱，稳定了社会秩序，让黎民百姓免去了战乱之苦。何况中国的农民起义呈多种形态，孰优孰劣，众说纷纭，绝非一刀可切。

　　也许，接纳王阳明，需要这个民族的成熟。当然，蒋敬奉王阳明是为了他的政治需要，但王阳明也帮不了他的什么忙，蒋家王朝的崩溃与王阳明浑身无关。我们不能因为希特勒利用了尼采的思想，把尼采也钉在耻辱柱上。我们的眼光不要太简单化了。一句话骂倒一个人，称不上什么本事。王阳明终于走到了当今年代。人们这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认识王阳明，弘扬“致良知”，学术界，不单是学术界，一时忽然热闹起来，王学就此诞生，国际王学研讨会一届接着一届;论文，著作，文艺作品如浪潮一般涌来。其实，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一直在滋润着我们这方古老的土地，何今日之始有？

　　半天时间的座谈会，犹如春风化雨，就这样滋润了我。我被俘虏了。尽管，此时此刻，我对王阳明仍然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我依然以为没有必要以全才与完人去评价和要求一个古代圣贤。在没有任何剧本构思的前提下，我接受了编剧的使命。并且注定，我今后的思想情感，写作生涯，与王阳明结上了缘。

　　那年夏天，我把散文集《说戏与戏说》匆匆编好，交付给作家出版社，便一头扎进了《王阳明全集》，犹如扎进了汪洋大海。

　　二

　　值得一说的是，八月中旬，余姚方面组织我与剧组合作者们一起去贵州、江西采风――那是王阳明当年走过的一条路线。

　　我们首先拜访的地方是贵州龙场。现属修文县，离贵阳也很近。因为仗义执言触犯宦奸刘瑾，王阳明被廷杖四十，从京城流放到这里，做了无品级的驿丞，犹如执掌一个偏远的中转站招待所之类的小官。那时候，龙场的荒凉是可以想象的。王阳明跌落在人生的低谷。他患有肺病，咳血不止。那一年王阳明三十七岁。三十七岁的王阳明羸弱得如同一个老人，脸如干枣，几根早生的白发，如秋草在山风中抖动。他立志要做一个圣人，三十七年来，读遍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孙子兵书，悟尽了道、儒、释三教，不愿沉溺于辞章，他探求的是宇宙人生的规律，然而“格竹”失败了，怀疑朱熹理学被视为立异好名，朝廷昏庸，更无政治抱负可言。现在，他居住在山洞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人生道路该如何走呀。龙场的春天，已是草木葱茏了，然而，王阳明的内心在疼痛着，整个春天在深深地疼痛着。 　　羸弱身体外表包裹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在最困苦恶劣的环境里，王阳明磨炼着自己。他苦苦地思索，苦苦地悟道，乃至躺在石棺里三天三夜，行非常人之举。忽一日，他欢呼雀跃：“心即理！”他终于悟到真谛了，心即理！他的眼前一片灿亮，一片光明！他要追寻的大道宏旨不正在这里吗？任何艰难困苦都化成烟云流水。

　　龙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从此被王阳明点亮！

　　龙场，也点亮了王阳明苦苦思索半生的人生哲理！

　　从此，龙场载入史册。

　　从此，王阳明步入了人生新的化境。他是五十七岁去世的，老天爷给他还有二十年的生命。这二十年，对于王阳明，是如何的波澜壮阔，如何的惊天动地，如何的光辉灿烂，都留在青史上了。

　　我与我的同行站在至今仍显荒凉的龙场山洞里，倾听着山间的风声流水声，不禁感慨丛生。人生曲曲折折水呀，世事重重叠叠山！在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绝处逢生”的真正含义。王阳明喜不自禁地作诗云：“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

　　我们离开龙场又到贵阳，参观了贵阳书院、阳明祠，然后辗转到南昌。

　　南昌，或者说江西，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个宿命。他的一生与之血肉相连。太多太多关于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他的血，他的泪，他的痛苦和欢乐都洒落在这块土地上。

　　十八岁，他到南昌来迎亲，娶诸氏为妻，回余姚途经广信（即今上饶），谒理学大师娄谅，得“圣人可学”之语，受用终生;三十九岁，离开龙场，他到庐陵（即今吉安）任知县清明理政大半年;而从四十六岁至五十岁的几年时间里，他则基本上辗转于江西的山水间，做成了生命史上轰轰烈烈的几件大事，出征赣南，平定宁王，智斗奸佞，讲学白鹿。南昌成了他离不开的家，化不了的结，解不尽的缘;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奉命去广西思、田抚平边陲动乱，途经南昌受百姓之拥戴，场面极感人！而广西出征归来，他的生命之火亦已燃到尽头，他身心俱疲，肺疾加剧，咳血不止，生命已如游丝悬于一线，他的部下门生舟马护送，日夜兼程，行至赣南南安青龙铺，溘然长逝。

　　是地，今江西大庾也。灵柩返回故乡，云程水驿，沿途设祭，万众恸哭，其悲哀之声，至今仍在史书中回响！

　　打开江西的地图，赣江水系，恰如蓝色之血液遍布全省。涓涓细流，滔滔巨浪，一齐汇向鄱阳湖。从赣州到吉安到南昌，王阳明的足迹遍地皆是。可惜在南昌，没有一处像样的王阳明纪念性建筑。与平乱有关的宁王府早已拆毁，荡然无存了。时有文友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兄委史学专家吴尔泰先生为我们参观导引。吴先生对这段史料之稔熟令我们钦佩且感动，他说到王阳明、宁王、娄妃以及三人之间的关系，至今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娄妃，乃上饶理学家娄谅之女，宁王之妃子，端庄贤淑，精通诗词书画，可谓无一不美。她力阻宁王谋反，被囚于“杏花楼”，宁王举事失败，娄投水而死。而王阳明对娄谅则执师礼，他善葬了娄妃。后来，这段故事也便成了《王阳明》一剧的核心情节。

　　吴尔泰先生还告诉我，如今，娄妃有尊洁白雕像，立于赣江之滨，也是今人对这位深明大义的历史人物的纪念。

　　三

　　姚剧《王阳明》历经三载七稿修改，推上舞台，颇获好评。参加各种会演，得了很多奖项。而最让我喜悦并深刻难忘的是剧组到台湾的演出。我与导演俞克平被邀同行。俞克平兄为此剧的创作、排演付出了他杰出的贡献和智慧。

　　台湾我已经去过两次了，而此次与《王阳明》剧组同往，则别有滋味，另有感受。

　　我随《王阳明》剧组来到台湾时，正是元宵时节，两岸的灯火一样绚烂。天气陡然间暖了起来，浅草细雨中，台北的花事已经很盛了。山樱花、杜鹃花、三角梅，还有红楠、碧桃，花团锦簇，十分抢眼。首场演出之前，在满眼花色中，我们来到阳明山。阳明山原来叫草山，蒋氏到了台湾觉得此名甚讳，有落草为寇之嫌，便改了名。如今已辟为颇有规模的阳明公园，被称为台北的后花园。

　　半山腰，有一尊王阳明的塑像。黧黑色，青铜雕成。老先生长袍素冠，瘦骨嶙峋，手执一根细细的拐杖。细看他的脸，颧骨高突，两颊消削，目光平和，透着一丝悲悯的光芒。在许多王阳明的塑像中，我以为，这一尊雕得最逼肖最传神。王阳明晚年的时候，长期肺疾折磨，已经使他形如枯草，弱不禁风了。那年代，结核病是很难治疗的。他一次次上疏，要求归隐田园治病养身，却不得准。如此病弱之躯，居然还要他带兵打仗，要他统率大军，真是不可想象。大明王朝满朝文武都到哪里去了？整日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百官都到哪里去了？若非有社稷和“良知”的支撑，王阳明为此而何？他或许可以更长寿一些的吧？每想至此，令我心胸激荡，百味杂陈。面对塑像，我鞠了躬，行了礼，惜四周没有花店，未能献上一束花。当然，满山满坡的花朵正盛开着，热烈着，斑斓着，像是都为了他。

　　在台湾，王阳明的名字无处不在。你一不小心，就会碰到老先生。阳明小学，阳明中学，阳明大学，阳明研究会，阳明路，阳明公园……台湾的小学课本里，也有王阳明的篇目。如此说来，海峡那边的观众接受《王阳明》的演出一定不会陌生了。

　　姚剧《王阳明》在台北、台中等地演出了五场，几乎场场客满，盛况感人。原先，我有些担心，姚剧是个地方剧种，他们能接受吗？看得懂吗？当然，这些担心是多余的。用繁体字打的字幕，会把剧情、唱腔、念白，清晰地传递给观众。令我感动的是观众对这出戏的热烈反应。

　　《王阳明》的戏剧结构，打破了一般戏剧事件和人物相对集中的模式，我们称之为“篇章式传记体历史剧”，却又不同于互相割裂的“冰糖葫芦串”结构。全剧以王阳明为核心人物，诸多次要人物为之“众星拱月”;以王的主要生平为线索，最大宽度地反映了他的“格竹”、“权奸陷害”、“龙场悟道”、“赣南平乱”、“平定宁王”、“授道龙泉山”等事件;以“致良知”为灵魂，充分调动激烈的戏剧矛盾冲突，层层设置悬念，力求该剧紧而不滞，舒而不碎，丰而不杂。可喜的是，我们的设想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台湾的观众真会看戏。饰演王阳明的寿建立，当可称为姚剧表演艺术家，形象表演俱佳。他的充满激情的表演，总会引来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王阳明的人物命运深深叩动了观众的心。我坐在剧场的一个角落里，侧过脸，看着我身边的一位观众，一位梳着短发的中年女士，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眼眶里沁出的一行泪水。她一面鼓掌，一面流泪，为之动情。我便忍不住问了她：你是台北的？她说，不，她是从花莲闻讯赶来的，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专程来看这个戏，想不到这样好看，这样触动她。

　　身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不禁发出无端的感慨：是剧团的成功演出感动了观众？还是王阳明的品格震撼了他们？抑或两者兼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在他逝去已近五百年的今天，依然有着感人的魅力？为什么海峡两岸的人们都愿意接受他的品格和学说？他的四句名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历经时光的冲洗，依然有其独特的哲理光芒？我不能不想到，这里有恒久的精神，普世的价值。

　　在台湾短短的十二天里，剧组人员一直处在兴奋和感动之中。而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出，则成了此行的高潮。剧终谢幕时，观众在场子里迟迟不肯散去。鲜花一束又一束地捧来，镁光灯一次又一次地闪亮。此时，一位闻名于台湾政坛的国民党要员登台祝贺。她是余姚人，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一连看了两场演出。此刻，她手执话筒，面对观众，显然是激动了，一口纯正而流畅的普通话令我们佩服：

　　“观众朋友你们说，演出精彩不精彩？”

　　“精彩！”台下欢呼。

　　“要不要再鼓掌？”

　　掌声又迭起。

　　“人是要讲真话的！”她一字一句地学着剧中王阳明的台词，“甜酸苦辣可酿酒，坎坷磨难悟人生。这唱词写得多好啊！人要讲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可惜，晚上官员来得少了一点，这个戏当官的人应该多看看，教你做官，教你做人。”

　　岁月陡增，世事沧桑，我已经不似年轻时那样容易激动了，然而此刻我与导演俞克平也被邀到舞台上谢幕，与演员一起站在强烈的聚光灯下，却抑制不住心中热血的贲张。文化竟是具有这等特殊的力量！两岸人民同根同脉，怎么能分得开？诚如一位观众所言：王阳明是我们共同的呀。

　　共同的王阳明！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的眼前又浮起阳明山上那尊铜像，那个羸弱的躯体以及悲悯的目光。其实，岂止在台湾呢，在日本，在东南亚，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王阳明都在被人们传颂着，他的普世意义，他的圣人光辉，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