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愁予早期浪游题材诗作的文化视角

　　在当代世界华文诗坛，郑愁于是一位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诗人，在华人读者的心目中享有颇高的声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风华正茂的他曾身为现代派的同仁，却以略为疏离于当时现代派诗歌创作主潮的“愁予诗风”，为自己在当代台湾涛坛开辟了一条道路。诗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作生涯中，善于从多彩的生活中捕捉灵感的火花，不断打磨自己的诗思和艺术技巧，从而在缪斯的王国中益臻佳境。 　　目前，学界一般将1968年赴美之前看作郑愁予诗歌创作生涯的早期，本文亦沿用此划分。本文拟探讨的“浪游题材”，采用的是较为宽泛的定义，郑愁予早期诗歌作品中与流浪、羁旅、远行及出走等行为方式有关的题材，均在讨沦之列。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具有浪子或旅人形象的佳构，其中包括《错误》、《旅梦》、《野店》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学界以往对郑愁予的研究，多着眼于从美学的角度对其诗歌创作艺术进行探究，而较少从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本文拟对郑愁予早期诗歌中的浪游题材进行文化视角的剖析，试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浪游题材的重要思想底色：无常观 　　 　　郑愁予在回首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表示：“我的诗作里，无论是哪一类的素材，都隐含着我自幼就怀着的一种‘流逝感’、究之再三，这即是佛理中解说悟境的‘无常观’了”。由此可见，佛理的“无常观”对诗人的创作观影响颇为深远。然而，事实上，郑愁予并不是全盘照搬佛理的“无常观”，而是结合自己的艺术个性，将它有机化入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 　　“无常”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郑愁予在74岁那年接受防谈时指出：他本人“正因感悟人生无常，而衍生悲悯心和任侠情怀。无常观是一种宇宙观，了解无常，而后自会产生悲悯心，有若高僧超脱；反之，若贪求无度的人生只会愈来愈痛苦、可怜。正因有无常观，就会努力工作，发达后就应出钱出力回馈社会。”从这段自述可以看出，郑愁予是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理念投射到佛理中的无常观之上，并将此化作自己信奉的“无常观”。而这种郑氏“无常观”，也可看作其创作中“悲悯心”与“任侠情怀”的重要思想资源。 　　郑愁子早期诗歌创作中浪游题材的营构，就或多或少地显现出他自身“无常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这些作品或富有禅理色彩，或富有历史沧桑感，或展现出生命轨迹变幻想莫测的神秘感，可谓在涛人无常观的思想底色上开出的多朵艺术奇葩。 　　《偈》可谓是诗人早期作品中最具哲理思辨色彩的佳作之一。“我不想再继续在地球上流浪了”――乍读开头这句，读者也许会以为这又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浪子归来”母题的翻版，但他们错了；“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地球你不需留我”，在这里，诗人呈现出带有禅理智慧意味的“相对论”：相对于地球来说，“我”不想再流浪了；可是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我”却还是一个来到地球的游子，并且不期望得到地球的“挽留”。而被赋予人格特征的宇宙和地球之间也并非二元对立的，“大”与“小”的关系蕴含其中。“这土地我一方来，将八方离去”，究竟何时离去，人们无从知晓――结尾这两句恰可看作“无常观”的艺术诠释。而诗人仿佛是一个能够参透“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之玄妙的精灵，将这种“相对沦”和“无常观”熟稔于胸，并诉诸笔尖。 　　在《野柳岬归省》中，“天涯归省”、“未老还家”的浪子感受到的主要是物是人非、世事无常的沧桑感。同样是面对变化无常的世事，许地山在《缀网劳蛛》、《命命鸟》等作品中透露出的是顺其自然、“不逾生命之矩”的宗教生命观，对至真的亲人之情也并不特别看重。而《野柳岬归省》中的浪子，则更多地流露出对父母子女亲情的无限留恋，如“儿欲养而亲何在!”和对兄弟骨肉之间欢愉时光的由衷珍视，如“月色荡漾的酒下／凡微醺之貌总是孪生”。诗人在这里流露出这样的人生价值观：面对变幻莫测的人世，人们理应听从内心中人伦之情的呼唤，珍惜自己生命中美好的点滴。 　　在《浪子麻沁》中，麻沁流落远方，部落的同胞们均不知他的去向。麻沁去后，只留下这样的“回响”：“是否春来流过森林的溪水日日夜夜�雪也溶了他他那人议论的灵魂”，富有奇幻色彩的结尾更加深了麻沁命运的神秘感。那么，作品的意旨何在?关于这首诗，诗人曾说过：“在一些‘细节’之后，最终表现的是一个整体的‘抽象’目的――基本的人类生存状况――忧伤与欢喜”。诗人这段道白对于我们理解这首涛可谓拨云见日，的确，对于麻沁的前程，周围的人们都是难测的，或许只有神才能明了。然而，就像面对其他变幻莫测的事情一样，忧伤抑或欢喜，都是人类的基本生存境况――无沦是哪一种，人们都必须勇敢地直面它。可见，诗人在这篇作品中，不经意间向读者透露出自己“无常观”的又一面向――积极地直面人生。 　　总之，郑愁予在其早期诗歌创作中就合理吸收了佛理的无常观，并结合自己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艺术个性，使“郑氏无常观”成为其浪游题材作品重要的思想文化底色，为其涛歌艺术的精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滋养。 　　 　　二、浪子的人格特质：游侠气质与儒家精义的融合 　　 　　张双英教授曾精辟地指出：郑愁予早期的诗歌创作“以‘浪子本色’为最大的特色”。的确，郑愁予的早期创作长于抒写浪游情怀，尤其善写浪子情怀。他的“浪子诗人”名号也许就得自于此吧。我们若从文化身份的视角，较为深层地关照郑愁予早期涛作中的一系列浪子形象，可以发觉：尽管他们外表只是浪迹四方的“浪子”，而骨子里却透着中国传统游侠的气质，还或多或少地受儒家道德的熏陶而具有现代“君子”风范。 　　汪涌豪教授在《中国游侠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游侠所共通的人格特质有“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的疏放”、“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立”等积极方面，也有“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过于豪纵疏狂等消极方面。而在郑愁予早期诗作的浪子形象身上，我们能或多或少找到上述积极方面的影子。此外，儒家经典教义中重人伦、孝悌节义、“仁者爱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核心理念在他们身上也有所体现。 　　在《无终站列车》中，诗人用第一人称写法极大地增强了作品抒情的感染力，使主人公“我”的鲜明形象跃然纸上。时间发生于辛亥革命中“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前夜。“我”在他乡羁旅， “投邮过绝命书”，并且“擦了又擦那支驳壳枪”，时刻准备为革命捐躯，“明天在开阔的祖国／为了去升一面旗浪子造着历史”，颇有古代侠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可贵精神的精髓，是“起而行之”的胆略。作品主人公“我”的气质与侠肝义胆的精神特质是多么的相似!然而“我”的身上并没有古代侠士忽视儒家孝悌人伦的特征――“在春天咽：亲总是穿着蓝袍子唉想到蓝袍子我便流

泪／母亲啊／在偎着远云的家乡／我的小名被唤着”，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母亲与出征游子之间的大爱深情! 　　《临别一瞥驯兽人》中的“我”则是具有豪气十足、率意直行的典型性格。“我”能够体会笼中豹子“追逐莽原的豪兴”，也不禁梦想能与驯兽人来到“共驱驯兽的关外”。并且，“我”将豹子引为知音：“对风尘这般地知心会意，除却我／除却浪子谁能识得?”向往与驰骋莽原的豹子一样的奔放个性，颇有古代游侠豪宕不羁的旷爽之气。然而“我”的谦冲平和的个性又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力倡温柔敦厚原则的儒家教化的特质。 　　在《流浪的天使》这篇具有“别样”的艺术魅力的作品中，人物形象颇具个性。开头“终于搭上长途车／本来不是我们私定的／就一道儿流浪到远方去吧”就给人“第一印象”一男女主人公是打算私奔。路上他们相处的场景更强化了这种“印象”：“一整日我越过你秀静的面庞浏览风景”；甚至向女主人公耳语“来生的”事情。然而结尾出人意外：“我们不吻不争执／上车的第一句话不就已说好的／我们去一道流浪而互相不是目的”。中国传统的游侠在追求自由方面的一大特征，是不顾礼教等社会约定俗成的成规束缚，超越世俗功利世界，讲求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而郑愁予这篇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精神和身体上超越的并不是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俗的束缚，而是超脱了世俗中一切惯常的功利观念――一道外出流浪，却只是为了流浪本身。显然，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一种超越于庸常世俗的自由，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绝对自山。无疑，这种跳脱外在世俗观念的自由，亦迥异于庄子的“逍遥游”以及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人生而有之的自由”，正是中国传统游侠特有的一种精神风貌。 　　如果说《流浪的天使》中主人公的个性气质是较为纯正的“游侠气质”；那么，在《错误》这篇最为脍炙人口的郑愁予作品中，“我”的形象虽然并非“游侠精神”的缩影，然而在笔者看来，诗人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仁爱情怀。在这首诗的“后记”中诗人不无感慨地说：“母亲的等待是这首诗、也是这个大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以往的读者很少向这一境界去探索。”战争年代，母亲等待远方的骨肉平安归来。而诗中的这位“浪子”，虽不是她的至亲，却也通过她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发自心底地体味到这位母亲在蹉跎岁月中迟迟守望的凄凉处境。这种情愫与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德无疑是相通的。可见，《流浪的天使》与《错误》两部作品虽思想内容迥异，其浪子的精神特质却可互相补充，成为郑愁予早期作品中浪子人格的游侠精神与儒家精义并存互见的又一佐证。 　　郑愁予曾强调“任侠精神”对自己创作观的重要影响。然而具体落实到文本创作层面，诗人在早期的诗歌写作中似已摈弃了传统的“任侠”气质中的“任性”，转而吸收了儒家教化中温柔敦厚、重孝悌人伦、重“仁爱”精神并推己及人的宝贵精髓，从而塑造出一系列具有独特思想艺术魅力的鲜活的“仁侠浪子”形象。这与古远清教授的论断恰恰若合符节：郑愁予“虽然很少去写刺客和侠士，但其诗作不少地方表现了仁侠的精神和实质”。 　　 　　三、结语 　　 　　人才辈出的台湾当代诗坛可谓群星璀璨，竞相争辉。流沙河先生曾在《台湾诗人十二家》一书中，形象生动地用十二种动物喻指这十二位诗人。其中，郑愁予先生被称作“浪游的鱼”，可谓十分贴切而富有寓意。的确，郑愁予少年时期亲历了大时代变迁的风风雨雨；1949年赴台后在诗坛打拼，逐渐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中年之后足迹遍布美国、欧洲各地，采撷欧风美雨浸润下的异域缪斯之花；近年定居金门，安心从事教职。心灵与生命的漂流历程，恰与诗人艺术创作中的“浪游情怀”相得益彰。 　　郑愁予的这种“浪游情怀”及其文化底蕴、思想根基，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易受到忽视，而有论及者，大都略显浅易，或语焉不详。事实上，在郑愁予早期浪游题材的作品中，就鲜明地体现出他具有突出个性的“郑氏无常观”――这是对佛理无常观进行创造性接受的艺术思维结晶；此外，涛人将儒家精义巧妙融入游侠气质之中，从而使笔下的浪子形象具有感性与知性并蓄的“仁侠”精神特质，正是诗人对禅宗智慧、游侠风骨及重孝悌、倡仁爱的儒家思想精髓的真挚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