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的主要国家形式，其形成和发展是近代历史中的重要内容。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演变有直接的关系。民族主义既是社会政治思潮，又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1．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关于民族国家的讨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兴盛，宁骚于1991年发表的《论民族国家》中认为，民族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家的阶级实质问题受到了学术界与理论界的极大重视，而国家的现代形式即民族国家问题，则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作者探讨了民族国家的现实性与普遍性、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等基本问题。还有学者提出，民族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有特定历史含义的范畴，它本质上意味着国内所有族体在国家范围内的统一(形成国族)和对国家的一致认同；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主权独立、中央集权制、民主化和统一的国内市场；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政治努力的重大目标；在现实中，“民族国家”又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其中还包含了相当的政治情结。

学者们认为，民族国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宏观角度来看，城市文明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建立在农业经济恢复、商业贸易复兴基础上的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其社会结构与角色功能已经大体成型，对立面则是尚未形成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国家。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同封建政治国家的分立，从社会结构与力量的意义上为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组织基础。

欧洲民族国家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孕育和成长阶段，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在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主义的王朝国家转变；第二个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阶段，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浪潮由法国大革命起始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激发了其他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浪潮，并由此导致了欧洲剧烈的动荡与冲突；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显示出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共同发展中开始了某种新的融合。作者还认为，民族主义在欧洲地区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

英国和法国是近代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大民族国家，它们对后来的民族国家具有示范作用。关于英法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是成果最丰硕的领域。

英国直到16世纪90年代才正式包含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国家”概念。“王国”(realm)到“国家”(state)词义的转变是英国宪政史最有意义的变化之一。随后在莫尔、

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的强化下，民族国家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作为地域主权实体这一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英国是直到近代后期才具备的。1536—1543年间威尔士公国被并入英格兰王国，1707年英国议会通过与苏格兰的合并法案，1800年又与爱尔兰签订了合并法案。直到此时，英国民族国家才最后形成。英吉利国家的形成道路证实了霍布斯鲍姆的一个论断：“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直到15世纪，英格兰东中部的方言才发展成为英吉利民族的标准语，英语才得到真正统一，这意味着英格兰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百年战争后，英法基本界定了彼此的国家政治边界。宗教改革后，英格兰国教的确立意味着中世纪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并强化了英吉利民族及其国家概念的存在。伊丽莎白时代驱逐西班牙的战争是英吉利民族及国家对外职能的首次实践，证明了英格兰国家主权的实现。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是英格兰国家主权的建立，暴力与合法性原则奠定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基础。尽管英国人拥有各自不同的血统身份，但是他们享有共同的公民身份。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作用：国家原则对封建原则的消解、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冲突与斗争。在这两方面作用的互动中，王权在国家原则的制约下巩固与发展起来，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决定性的历史条件。英国近代早期的殖民扩张是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殖民扩张，是都铎“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发展的伴随物，是大英帝国奠基的先导。民族国家的利己性和排他性，驱使英国人反对包括罗马教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在内的外国势力对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束缚、限制与威胁；英国人把海外殖民扩张视为实现英格兰民族平等发展的神圣权利，他们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逐渐增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打败西班牙人不但提高了英格兰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扫除了他们通向海外殖民扩张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海外殖民贸易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英法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背景有同有异。英法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外面临着共同的政治阻力——政治上具有“普世主义”倾向的教权(罗马天主教)和帝权(神圣罗马帝国)。英法两国君主以对抗教权与帝权为己任，争取了本民族的广泛支持，使其

权力披上了“民族代表”这一新的合法性外衣，从而为君主制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初形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英法内部宪政格局的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英国的统一局面在中世纪中期已经基本形成，王权强大，封建贵族联合一致并以“国民代表”的名义集体与国王进行斗争，最终导致了《自由大宪章》的颁布和议会获得批税权和立法权，为英国现代宪政制度的顺利成长保留了具有活力的政治“基因”；法国在中世纪封建割据势力强大，历代法王不得不扩大王领，强化王权，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获得了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就能征收新税的权力，从而走上了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宪政因素日渐衰竭的绝对主义政治的发展

道路。

关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形成，西班牙国家统一后迅速膨胀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人成为它的“主体民族”，但国家主权却属于来自外族的君主，此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封建王朝国家。19世纪初，随着反抗拿破仑占领的独立战争，西班牙的近代民族意识才被唤醒，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布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2．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演化

民族主义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西欧诸国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首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西欧近代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为建设民族国家阶段和民族侵略与扩张阶段。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则由一般意义上的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表现为对近代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它不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更多的是具有了政治意义。它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目的，其内容理应包括：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对民族利益、民族统一等的认识，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经历过革命的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义，也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原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呈现出另一种类型：文化民族主义、冲击与反应型的民族主义。18世纪法国文化的入侵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占领是激发这种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这种民族主义未能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是一种缺乏理性和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为内容的民族主义。

也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产生的时间并非通常所说的18、19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只是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进入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并且开始出现思想内容不同的几种类型的时间。至于民族主义的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至少可以上溯至14世纪。最初的民族主义以反对分裂、鼓吹统一，反对教权、尊奉王权为主要内容，提出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主义”。民族国家主义首先是以理论的形式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中出现的。卢梭以民主及共和理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富有建设性，在法国大革命时

期它激发出全体法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显示出巨大的革命意义，可以称之为“民主民族主义”。法国的民主民族主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出现的民族主义则更加偏重文化内容。在拿破仑战争后期，在法国对别国的征服和占领中，他们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民主色彩，变成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在反抗拿破仑占领的过程中，出现的费希特的民族主义从文化的层面深入到了政治的层面，并且带有自由主义的浓重色彩，被称为“自由民族主义”。一般认为，费希特的自由民族主义从思想境界来讲要高于其他一切民族主义者。从反对拿破仑侵略开始，在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欧洲几乎所有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或异族压迫之下的民族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

就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学者们或者认为其基本内核是“个人权利”，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个人自决和个人权利的需要选择了民族国家的管理形式，国家必须为社会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提供保证；或者认为民族主义应该是指以具有政治性的民族(实际上等同于国家)为中心，以该民族及其国家为最终效忠对象的一套既定的思想、信念和行动。由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并非所有的民族与民族国家都发展成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不仅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有民族主义，在多民族(族体)国家中亦存在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近代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其对欧洲的崛起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推动民族国家的建设，通过赋予尊严感来全面动员民族大众，激发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力，促使民族国家崛起。但是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近代欧洲的崛起实际上是分散的、起伏的和具有竞争性、冲突性以及强权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各国之间明争暗斗、称雄争霸、战争四起，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国际争霸战争对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民族主义对近代欧洲崛起中的腥风血雨乃至欧洲最终的衰落负有责任。民族主义对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在于催生了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使主权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固定的疆界也成为民族国家的核心特征之一，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核心理念。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讨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首先要弄清楚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民族主义是个典型的西方舶来品。它产生于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中叶德、意民族统一过程中发展壮大。

迄今为止，学术界珂氏族主义这一概念也没有达成共识，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合理权益的维护。”也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单位必须一致。”还有人说：“民族主义是在长期的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是人们对本民族和异民族的一种情感、态度，是对本民族的一种体认、爱护和对异民族的一种疏远、排斥，是一种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一个至上的位置，愿为本民族利益奋斗、牺牲的精神。这种情感态度或精神往往是通过人们的言论、思想或者一些社会行动等形式表现出来。”国内外学人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说法甚多。较为恰当的表述是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这一表述，不事先对民族主义作价值判断，而只是对民族主义的具体范围和内容作客观的叙述，留下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评价的宽广余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的，是“洋货”还是“土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学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即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是我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又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上的“华夷之辩”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同时，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迅速激活了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一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

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为两种，其一是法国的民族主义，其二是德、意的民族主义。前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后者强调的是民族特征。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宣传、介绍和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德、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后者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更接近。这种说法虽

不无道理，但有学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法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之中，而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之中。相比而言，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接近于中国，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面作用的片面强调都是不恰当的。

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近代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相杂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相交织，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这一时期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二，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在反帝与反封建的同时，人们开始从思想认识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落后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和政治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于是，从文化上 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此外，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相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第三，九一八事变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险段。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

还有一种观点也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具体的时间界限不同：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时期，那时的中国人面对外来的侵略，尚未摆脱古代的民族观念；过了一段时间，一部分中国人对来侵的西方列强渐渐有所了解。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才有了根本的转变；到20世纪20年代初，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斗。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不断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的。它与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紧密相连，这种特殊的发展环境和过程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鲜明特点。有学者概括为：其一，它与近代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其二，主权思想占有主要地位。其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近代思想家在探索自强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民族自强与文化保守如何统一的问题。还有的学者将其特点归纳为两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救亡图存为标志的爱国主义是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二个特点是，由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潜心仿习西方，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断得到升华。

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充分肯定说。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它促进了爱国精神的觉醒。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2)否定说。也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其主要作用是负面的，以一种狭隘的、闭塞的心态，阻碍甚至抗拒中国融人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两种说法过于绝对化、简单化。(3)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及不同的政治派别，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善异；就是在同一个人和事上面，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往往具有双重性，不可一概而论．对民族主义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的消极作用和影响。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决定的。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一是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内容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实现社会进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与关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丰富而广泛的研究文献相比，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专题研究论著不仅显得单薄，而且在视野上不够开阔。审视现有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基本上，论者或是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捍卫国家主权的“抗议式”的集体情感或力量，一面表现为排外、御外的情感与力量，一面则是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甚至压迫；或是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心理意识与认同，即对民族文化或民族特性的认同与维护。而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即与现代性变迁、民族建国特别是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这一面，被严重忽略了。这容易导致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狭隘的片面的认识。

20世纪的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诞生于人类文明的一定历史阶段，诞生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因此，民族主义逐渐成为观察世界现代史的重要视角。

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世界经历了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动，中东、中欧和东欧地区按照《凡尔赛条约》重新组合，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表现为国内统治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加强，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对外图谋别国领土和报复心理；作为被统治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反抗情绪加剧，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50一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进行组合，形成冷战局面。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的共同性有时掩盖了民族主义。英、法、西德、日、意等国力图摆脱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和政治上的依从地位，以民族主义整合国民意识，以求重振国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走真正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则运用民族主义走上独立道路，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引发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地方分离主义运动，苏联和南斯拉夫联盟解体及这些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根源都在于民族主义。

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民族主义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富强，把本民族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自身的繁荣，侵略掠夺它们眼中的“劣等民族”，同时竭力抑制削弱其他欧美国家。民族主义是导致相继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主要目标是实现独立，建立民族国家。

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一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其目标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在这一任务完成之后，转向追求民族的富强，有人将其称为“经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领土等纠纷，再加上一些国家重蹈西欧历史上自我中心主义的覆辙，民族主义膨胀，谋求地区霸权，导致地区纷争不断。二是在民族主义的发源地西欧，出现了地区联合组织——欧洲共同体。西欧国家追求民族富强的目的没有改变，但是调整了具体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迄今为止，西欧各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战争，而且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保持了发达国家的地位。三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民族主义。美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认为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最为优秀，美国有责任将其推广到全世界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美国在冷战中鼓吹维护和推广自由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敌视遏制其他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正是体现了这种美国式的民族主义。苏联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

的关系中，经常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其背后隐含着民族利己主义。苏联与美国长期冷战不止，原因之一是苏联谋求本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苏联表面上宣扬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使本国的民族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四是两个阵营内部摆脱大国控制的民族主义。

第三个阶段是冷战结束以后。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民族主义与没有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重要性下降，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第一，冷战时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暴露出来，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地区，一些在高压政策下长期得不到的民族主义诉求，由于苏东剧变造成的失控和动荡，一下子释放出来，民族分离主义活跃。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二十多个新的独立国家，而且车臣问题、波黑内战等纷争不断。第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接触空前频繁，在加强相互联系的同时，也使得相互差异更加凸显，矛盾冲突增加，强化了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且，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居于优势地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保卫民族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拿起民族主义武器，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除此之外，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支配作用，各国都在重新确定国家的指导思想。由于世界上基本都是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本民族的利益是各国制定政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由此民族主义代替意识形态，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起到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冷战时代世界出现了“泛民族主义”的趋势。

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民族主义依然有存在的必要。然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如何发挥民族主义的积极面，消除其消极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进程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关于全球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学说，甚至在一些基础问题上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在这里，我们对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一概括。

1.全球化的起源

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至少在古代已经存在，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6世纪。西方学者往往是以国际贸易作为全球化的标准，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出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新航路的开辟被视为全球化开始的标志。确实，新航路的开辟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交流与互动，欧洲逐渐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都为后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然而，在大机器工业经济建立之前，是否存在真正的全球化现象呢?只有大机器生产使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被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可以凌驾于这一体系之上，所以也有人把大工业的出现看做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同时也作为全球化的开端。 还有人把全球化的起点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例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过程。

此外，也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第一次出现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支柱的、真正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全球管辖的范畴，从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应运而生。

最后，还有人把冷战缓和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序幕。

2．全球化的范围

不同学科对全球化的研究和认识有各自的特征。经济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基本对象停留在经济层面，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化、金融风险、福利制度等内容。社会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前景、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政治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则把重点集中到民族国家层面上，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权问题、多层次治理问题、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作用等。一般认为，全球化包括各个领域的内容。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巨大，且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因此备受关注。 3．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关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关于全球化的进程问题也没有统一的看法。

有人将经济全球化历程总结为三次浪潮。第一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洲、美洲、东亚等地区的贸易。后来，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被荷兰、英国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815一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信成本。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具有新的特点。首先，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制成品。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重大的变化，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出现巨额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中达到了新水平。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

也有学者把全球化分为六个阶段：

1492—1760年是世界市场形成前的准备阶段；

1760—1870年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阶段； 1870一1914年是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阶段； 1914—1945年是全球化倒退阶段； 1945—1990年是全球化新发展阶段； 冷战结束以来是全球化真正开始阶段。

按照这种观点，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4．经济全球化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是什么?它和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对此有三种观点：全球化是中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其载体是市场经济，也可以说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的新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正如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取得的共识：市场、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全球化也不能按照社会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全球化。全球化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从理论上讲，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实的全球化又是由掌握着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它们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力求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它们总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加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把第一种、第二种观点结合起来，就既能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又能看到全球化的消极层面。 5．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其相互影响具有两重性。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区域化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全球化使竞争更加激烈，构成对国家的巨大压力，迫使同一地区的国家加强合作，以求增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化使世界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如贸易自由、降低关税等，迫使各国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区域化的优势必然减弱。

经济区域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区域内贸易、投资等方面合作加强，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和资本的流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伴随着保护性和排他性的加强，对经济全球化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与对外关系

近年来，关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出现了更多元化的解释，关于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扩展。

有学者认为，三民主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从而在抗战中对其实际的践行是不同的。

也有人认为，抗战时期，虽然国共双方口头上都宣称为三民主义奋斗，但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存在三民主义这个思想基础，国共合作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政治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其才是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有些学者从法制的角度将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模式称为 “一国两制”，认为该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权同一，法制并存；一党执政，多党协同。特点是政策对于法律的引导作用，表现为政策指引法律，法律服务政策。这是在当时政治和战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出现的独有现象。

另有学者指出国共合作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第一，全国各界人民坚决要求和大力推动是国共合作实现和坚持的直接动力。第二，国共两党合作是双方共同的政治要求和共同的政治利益的体现。第三，国共两党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让步是合作的必要条件。第四，两个战场在共同抗日旗帜下相互配合和支援。第五，国共两党在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承认两种政治制度的并存并出现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竞赛。第六，国共两党都克服各自队伍内部的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和坚持合作。第七，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和修正自己的口号和政策，更配合以适时适度的行动方针。

还有人指出，国共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受到日苏可能开战的影响。因蒋介石判断“日苏开战将不能避免”，两党关系在1943年的夏季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即第三次反共高渐。最后，仍然是基于苏军的胜利彻底制止了日军的企图，国共关系据以走出这一阴影。整个过程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

关于抗战期间美国与国、共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采取了既防止中国出现内战、又给予国民党支持和援助的政策，国共两党关系由战时的合作走向战后的分裂是受到了这一政策的重大影响。这一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内战的爆发。

有的学者强调抗战中的国共关系还体现在土地政策上，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国民党则制定了较务实的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

皖南事变在抗战中的国共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解释，学者们就此展开了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项英在事变前确实有南进的意图，新四军的转移路线不是向北而是向南，打算到苏南后再借机北渡。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日、苏、美的关系上。

有的学者认为，欧战爆发后，苏德的突然妥协出乎中国意料，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并力图因势利导。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对德宣战的主张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竟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内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从战略角度看。欧战对中国有利，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中苏关系日渐疏远。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有学者指出。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国共产党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也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国共产党扩张之企图；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一些学者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向盟国争取“先亚后欧”的外交努力，认为其除了反共的目的外，也有在战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

有一种观点认为，从1934年末开始，蒋介石开始了抗战前的政策调整，开始突出“攘外”的内容，并在对日外交态度上逐渐突出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外交原则，由以前的外交重于军事转向外交与军事并用。

有人考察了1933--1934年间的中国对日对苏关系，认为，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并行不悖。这一构想带来了蒋、汪两人这一时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还有人认为，蒋介石根据中国对美关系中角色的变化，制定了相应争取美援的外交政策。抗战初期实行以被侵略者的身份向美国寻求道义上援助的乞援外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抗日同盟国的身份向美争援，最后以美国在华代理人的身份向美国要援。

另有一些学者指出，在全面抗日初期的几年中，美国的援华政策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而苏联却经历了从积极到消极的变化，这些变化出于大国的民族利己主义考虑．影响了中美、中苏关系的发展，推迟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对外关系的研究，关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作用，注意具体历史细节的分析，从而得到了更丰富的解释。

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贡献

200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此前后，一围绕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问题，学术界多有讨论。

一些学者把中国抗日战争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中考察，从中国抗战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巨大影响和牵制作用，中国持久抗战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巨大打击和制约作用，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苏德战场、西欧战场以及印缅战场的巨大支援，对美、英、苏等盟国的重大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在推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中的作用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有学者指出，中国最早起来抗击法西斯势力的武装侵略，中国的长期抗战牵制并消灭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量兵力，削弱了它的经济实力。中国抗战在战略全局上对法西斯侵略势力．形成重要的牵制。以当时中国那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弱国，能够顽强地抵抗住有现代化装备和精良训练的日本侵略军达8年之久，并且取得如此的战果，在世界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它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对这场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规模的搏斗作出了重大贡献。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1中国抗日战争打破法西斯势力的战争计划，有效地配合了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作战；中国抗日战争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也有人具体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逐年分布的情况，指出，从七七事变到欧洲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一直孤军奋战，抵抗了日本百万大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仍在中国战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歼灭日军的数量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死伤总数的8倍，是苏联红军击毙日军总数的31倍。这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

有些学者从六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第一，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第二，中国的持久抗战打乱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全球侵略计划，支援与配合了欧洲战场、亚太战场等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第三，中国持久抗战迫使日本放弃“北进”侵略的图谋，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创造了条件；第四，中国持久抗战遏制和迟滞了日本“南进”的步伐，对太平洋战争的整个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中国持久抗战及其付出的巨大代价，为美英等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方针提供了前提，为同盟国先后解决二战主次要矛盾和确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第六，中国始终是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一些人认为应该从中国战场的特点来考察和认识中国抗日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战场

有着与西方战场迥然不同的特点，中日战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战场的特点。它是一个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战场，是一场人力、物力巨大消耗性的战争。

还有一些人从日本战略选择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认为“北进”、“南进”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和争霸世界的战略。中国的抗日战争使日本“北进”苏联的战略图谋彻底破产；推迟了日本法西斯“南进”的步伐，减轻了美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压力；在日本冒险“南进”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和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略攻势，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指出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展开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并承担了世界东方的战争重担。中国战场起则成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点，继之在客观上又是美国得以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基地；两者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大战略的支撑。

另有学者指出，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初期奉行对日绎靖妥协政策，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启和坚持，促使美国远东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最后确立了对日抗衡政策。他进而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启和发展时期，是西方国家推行对东西方法西斯局部侵略战争实施绥靖政策的关键性时期。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既拯救了自己的民族，也推动了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促进了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最终形成。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达成基本的共识，都一致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

以上材料选自杨宁一教授主编的《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19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19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族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19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19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是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19世纪，我民族何以遇前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敛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19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40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17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

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①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19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19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1878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19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19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沂、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1894年)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清朝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义和拳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义和拳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生活的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朝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

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人馆，秘密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清朝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增加，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增加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地正式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地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18世纪末年，19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19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19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 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思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1907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

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招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朝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争权，二则因为清朝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借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清朝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1901--1904年)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1898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1906年)、丁未(1907年)、戊申(1908年)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乎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问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完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1907年)清朝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1908年)，清朝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清朝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清朝不过借预备之名搁置立宪。

清朝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1908年)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做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清朝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清朝的政权。丙午年(1906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朝，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清朝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1907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1908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极活动。丁未年(1907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1907—1908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

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1910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清朝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人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朝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猝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人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潋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清朝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朝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对面了。

以上材料选自蒋廷黻（fu）先生《中国近代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