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采访之谢天振老师访谈记录

名师采访之谢天振老师访谈记录

访问者：15号高菲 兰州大学 14号李振娟 河南师范大学 38号金荔 浙江大学

高菲：您在一篇论文中曾建议学者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学术面貌，最好一直研究一个问题。但对于许多研究生甚至学者，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并且研究课题的获取可能具有偶然性，比如您提到过，您把比较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存在这样的偶然性。所以，您认为怎样有助于更快更好地找到学术方向？另外，您在选拔博士生时最看重的是什么？

谢天振：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很重要。可以看我发表在交大学报上的论文《我的学术道路的回顾》，其中谈到了我是怎样走上学术道路，回顾了我几十年的研究过程。我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目标始终如一”。我一直坚持自己对文学的兴趣。文革以后，研究生招考恢复，我的一个朋友与我同在中学做老师，他也非常喜欢语言，语音语调都非常好。他提议我们一起考研究生。我看到上外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英语语言文学，我不是英语语言文学出身的，又对语言学没有兴趣，所以当机立断决定不考了。这个决定其实很冒险。当年许多骨干中学教师考上了研究生，这对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教育部下达文件指示不允许中学教师考研。但那时我已报过名，两周后就要考试，所幸没受到该文件的影响，最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我这里强调的就是要以兴趣为主，不要勉强，我相信当时以我的学习能力可以考上语言学专业，但我觉得如果我选择了语言方向可能做得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另外一点就是有清晰的学术面貌，要让人家一看到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研究什么的，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不论你是做翻译还是写文章，都要有个清晰的面貌。这要求我们的精力集中到一起，这样就比较容易出成果。我有过一个研究生，后来考上了复旦比较文学的博士，他很勤奋，看了许多书，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和他说，作为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就要在这个专业找自己的方向。有一次他来看我，带着喜糖，我反而骂了他一通，你这样的学习状态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目标一定要清晰。

高菲：那么您在选拔博士生时，最看中的是否也是他的兴趣及是否有清晰的学术面貌？

谢天振：对。关于招收博士生，其实我现在已经停招。我其实很看重的是他对我的研究是否了解。因为有些人他不是来考我的博士生，他就是来考博士生，他不在乎你是谢天振还是张天振，他只是因为你招博士所以来考，对于这样的考生，我就建议他不要来考我的博士生。我比较欢迎的学生要读过我全部的书，对我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并且希望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以前招博士生时就碰到过一个学生，他读过我所有的文章著作，对我的学术思想很清楚、也很感兴趣。对于这样的考生，我很欢迎。

金荔：谢老师，我顺着这个思路问一个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我们读了研究生以后，慢慢感觉英语实践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会下降。我的老师曾说，在英语水平上，硕士研究生其实不如本科生，博士研究生不如硕士研究生，一级级在退步。那么我们怎么样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能够兼顾。因为平时总看文献，对文献的接受能力慢慢在提高，但在其他方面的口笔译能力却慢慢在退化。难道我走理论路，其他的就可以不管了吗？我觉得不可以。这种理论与实践能力的矛盾该怎样解决？

谢天振：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很纠结。这里其实是两条路。其实作为博士生来讲，他们选择了研究的路。但是，我们当然也不希望我们博士生的外语实践水平下降，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兼顾。首先，在硕博阶段坚持开本科的一些课，对保持他的实践水平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的确是有侧重点的，博士生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需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写作，否则也许他的实践水平保持住了，但科研水平在写出博士论文后就停滞不前了，再没有新的成果。我们希望培养出的博士研究生是研究型人才，否则就不必要读博士了。

李振娟：谢老师，谈到学术，近年由于高校老师的科研任务比较重，压力很大。比如说，有老师翻译了一本书，这叫译作，不是独著，而独著的认可度比较大，

如科研奖金上可能独著能拿4万元而译作就只能拿2万元。那么，现在国家教委或其他机构有没有一些改革趋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天振：我的主张是，对我们翻译专业来说，翻译专业老师的译作，即公开出版的并且有质量的译作应该作为重要的科研成果。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翻译一本书并不比写一本书轻松多少，除了思想是人家的，其他都是译者的。译者有时候花的功夫甚至超过作者，作者只是表达，译者除了表达还要考虑译文要使读者能够读懂，因此翻译并不简单。所以我一直主张，对于翻译老师，他的译作，甚至口译老师的口译项目都应该被承认是科研成果。事实上，我们现在也在改变，上外高翻学院就承认他的翻译成果，其他学校也开始这样做。我们在达成共识，并且这种共识正在扩大。

李振娟：的确，大部分学校在慢慢达成这种共识，写出来比较难，翻译出来也是比较难的，但其进程可能比较缓慢。还有一个问题，目前研究生也在承担一些文学类或其他类型的翻译项目，那么这种参与的认可度有多大？

谢天振：研究生这种参与，其实是老师在带学生，这对研究生是很好的机会，与课堂教学的效果不一样，是真刀实枪地从事项目，这对研究生的成长很有好处。你们看《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我做这本书时就是让我的博士生参与，他们翻译出后又相互校对，我本来想这样做后问题应该不大，但后来发现问题还是挺大的，我后来就不敢掉以轻心，把译文与原文一行行地校对，但这个参与过程对他们来说意义很大，是他们做学术研究的好机会。因此，我提倡我们的老师让研究生参与这样的项目，但我们有些老师没有给与研究生应有的回馈、报酬、地位等，有些老师把研究生的劳动抹杀了，他们做了多少就该体现出来多少，这也是一种激励，使他们更好地走上学术科研道路。

高菲：您说现在进入了职业化翻译时代，进入了一个译学观念需要改变的时代，那么我们的媒体，包括纸媒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引导性的工作。比如，现在《东方翻译》是不是在做这种工作，比如该杂志在约稿、英文版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谢天振：《东方翻译》在做，我希望在这里发出我们的声音，引导翻译界朝着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走。我们暑期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我们的老师深有体会，许多老师的翻译理念跟不上翻译现实的发展，没有认识到这个新的时代。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发出新的声音，《东方翻译》每一期都有特稿，我们就是在谈这些问题，比如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翻译的语言服务、翻译学科的建议，这些都是引导性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行、各地高校的师生关注并投稿，发出你们的声音。我不指望通过某篇文章就能够改变现状，但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发出声音就能改变现状，如果我们今后达成了共识，就可以推动翻译学科以及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做的工作首先是《东方翻译》争取尽快成为核心期刊，以提高其地位。其次，我们每年推出一本英文版，已成为CIUTI会刊，这样方便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金荔：关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有一些术语提法很复杂，比如有人说文化翻译，也有人说跨文化翻译等等，您的提法是翻译与跨文化研究。那么在术语提法或措辞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谢天振：术语上的不统一其实也反映了翻译学学科的不成熟，但是不管是怎样的表述其实指向都是跨文化，这是一致的，慢慢也会形成统一的表述。我的表述已成为教育部文件中二级学科的名称，就像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有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翻译学怎么建设，从哪几个方面建设，我都有具体的描述。我希望各个学校从这个角度去建设翻译学学科。目前，许多学校在这个学科建设上比较混乱，许多高校说他们早就有这个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翻译方向也在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我说这是两个概念，他们不是翻译学而是翻译方向，德语法语里也有翻译方向，但这个是方向不是翻译学，这和我们高翻学院的翻译学是两个性质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是因为翻译学学科还比较年轻。

高菲：那么，比较文学或跨文化专业应该放在中文系下还是外语系下呢？

谢天振：比较文学的定位在中国也经历过一个过程，一开始是放在外语学科下，

后来感觉放在中文学科下更有利于它的发展。因为关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多是中文系的老师学生，于是将其转到中文学科，构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但现在我们觉得这样做会有一个误导，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中文系的人在研究，其实外文系的人也在研究。外文系的比较文学的二级学科的描述也是我写的，我把它写成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交际，它是跨国交际，国外的中国学研究都放在这里面。我们将它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区分开，它们的侧重点不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在文学层面较多些，而我们利用外语的优势、国外的译介学研究成果、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成果等做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