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对历史的解读创新

　　摘要：长沙电视台主创的两部电视剧《雍正王朝》与《恰同学少年》播出以来，反响强烈，它们的成功得益于两剧对历史的解读创新。一是以真实性、陌生化的手法还原历史，开辟了历史剧题材的新视野；二是在历史剧中加进时代元素，开创了影视剧的新类型；三是强调认同，但不迷于流俗。 　　关键词：电视剧《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历史　解读创新 　　 　　1999年，长沙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北京同道文化公司共同投资2000多万元、历时三载拍摄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播出后，好评如潮，连续获得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剧奖、“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飞天奖”最佳电视剧奖、最佳导演提名等多项国家级大奖，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一部精品力作。2007年3月22日，长沙电视台再次牵手中央电视台，并联合湖南电视台出品了23集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悄无声息地开播后，收视率节节攀升，短短3周便创下了近年来收视率的新高。据中央电视台公布的《恰同学少年》首播的收视率，该剧以平均收视5.26％、最高收视8.92％的成绩成为央视当年播出电视剧的收视冠军。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两次报道其强烈影响。教育部高度评价该剧，下发了关于组织师生观看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的通知，把该剧看作是一种成功教育模式蓝本与青年人的影视教科书。《人民日报》评价该剧是“艺术创新与革命传统题材相结合的典范”，《中国青年报》评价该剧“唱响了大时代背景下的青春之歌”，《光明日报》认为该剧“塑造了最‘酷’的青春偶像”。各种研讨会与专题采访不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争相传播，使《恰同学少年》成为我国2007年最受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 　　两剧以客观写实的手法还原历史，以陌生化的手法塑造人物，无疑给一片历史剧“戏说”之声的当代银幕注入了新的血液，给观众展示了历史的厚重感。而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能够得到观众和官方的一致认可，在于它对历史的解读创新。 　　 　　以真实性、陌生化的手法还原历史，开辟了历史剧题材的新视野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艺术的手法》中谈到，艺术的立足点在于将事物“陌生化”的能力，将它们用一种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能力。艺术的目的就在于传递事物被感知的那种感觉。运用把形式与内容变得令人陌生的手段，通过增大难度和感知的长度，艺术地将事物“陌生化”。《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用了一种逼近历史还原历史真实的态度，在题材的选择上敢于创新，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塑造了一个个全新的人物，开辟了历史剧题材创作的新视野。 　　1978年以前，对雍正的评价几乎是一片否定声。1979年至1989年间，除了冯尔康45万字的《雍正传》外，在全国各地30多种报刊上，发表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论文达60多篇，对雍正的评价基本上从否定转为肯定。史学界的论断为小说《雍正皇帝》的写作奠定了史学基础，而史学成果和严肃的文学作品则为电视剧的成功架设了阶梯。二月河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尊重历史的，编剧刘和平便是以此为基础，在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审慎研究的情况下进行剧本创作的。《清史编年・雍正传》的主编史松教授的论断颇具权威性。他指出“雍正在康乾两朝之间，承先启后，继往创新，匡失纠偏，没有雍正一朝的业绩，就谈不上‘康乾盛世”’。“《雍正王朝》基本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演绎的一些情节还算合理，这是值得称赞的”。清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远廉也指出：“中国封建历史上主张改革的帝王将相不多，能够取得改革成功的更不多。王安石算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了，但他没有能够取得改革的实际成功；雍正则不同，他不仅策划了改革，推动了改革，而且取得了成功。他还通过选择乾隆继承皇位，使得这改革能够延续下去。”季羡林老先生曾撰文，说外国人谈到恺撒大帝、拿破仑、彼得大帝、明治天皇时无不“傲”形于色，难道这些人道德上都“冰清玉洁”?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本来有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我们却把个人道德与历史贡献割裂开来，或从简单的阶级观点出发而否定他们。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像雍正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为民族、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应该肯定，把他称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是不过分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实际上以历史科学为基础，把学术与艺术有机结合，以艺术的形式在全民族范围内廓清了一段历史的迷雾，把一段一直淹没在史海中的精彩改革的历史，绘声绘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恰同学少年》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在内容、拍摄手法、摄制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伟人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伟人题材电视剧在创作立意、创作风格上的突破乃至超越，把红色经典剧与青春偶像剧很好地嫁接起来，让“青春偶像剧”有着另一种演绎。《恰》剧内容上的创新，表现为将伟人还原成普通人，一个平凡的人。在选材上，它选取了一位未来领袖不平凡的品格来刻画人物，如刻苦好学、注重实践、考察社会，以及对教育的深刻领悟，同时也使领袖人物瑕疵互现，不避讳青年毛泽东诸多不为人知的秘事：替人代考，严重偏科以及和陶斯咏的朦胧恋情。这是对领袖形象塑造的一个重大突破，内容上也填补了红色影视中毛泽东及一大批革命领袖学生时代事迹的创作空白，打破了伟人模式化塑造的范式。其他人物的塑造也不落窠臼，如出身贫寒的虚构人物刘俊卿的爱慕虚荣，心术不正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不同；富家子弟王子鹏、千金小姐陶斯咏的心地善良，追求正义，与“富家子弟多纨绔”的传统观念相去甚远，既使人物的形象陌生化，又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 　　两部电视剧的编剧们在动笔之初，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通读历史书籍，了解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探究人物的所作所为背后所隐藏的真实的心理与意图，深刻挖掘作品的主题，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政治与情感的需求冲突中对历史人物进行多向度审美观照，还原历史的真实。这种以真实性、陌生化的手法去选材、去构建人物形象，这种敢于打破传统思维框架的求真、务实的态度与高度自觉的艺术追求，给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也为历史正剧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在历史剧中加进时代元素，开创了影视剧的新类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两部历史剧，都没有将自己的思路和立场局限于历史的一隅，而是拓展视域，融会古今，立足历史，观照现实，使剧作既不失典雅风范，又富有时代气息。《雍正王朝》全剧讴歌了一位革故鼎新的历史英雄――雍正皇帝。他身处“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却又阻力重重”的艰难处境之中，他立志维新推行新政，整顿吏治、惩办贪污，力排众议、矢志不渝。时至今日，看雍正在位时的政治，对

现实仍具参考意义。有人说，《雍正王朝》实际上是借古代的衣冠扮演今日改革之艰难。该剧不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一群呕心沥血的治世能臣，而且充分展现了为政者、改革者的艰难。在现实中可以起到调动人民自觉自愿地与政府共度改革艰难的作用，因此《雍正王朝》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旋律”作品。《雍正王朝》的成功不仅表现在选择了当下受众关注与熟悉的内容，而且打造了宏大叙事的长篇历史正剧的蓝本。 　　《恰同学少年》是首部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五年半的求学生活为主要表现背景，展现20世纪以毛泽东、萧之升、蔡和森、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一批风华正茂的优秀青年学子的理想、追求和他们之间纯真的友情、爱情故事的红色青春偶像剧，也是一部青年励志剧。它以各种图像、画面营造出来的景观，为青年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健康向上、追求理想的世界；为教育提出了“学生该怎样读书，教师该怎样教书”的问题，对帮助当代青年确立人生理想、责任意识，帮助教育工作者正确理解教育使命、师德风范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提升了消费主义背景下青年对理想、对价值追求的品格，无疑也给当下应试教育体制注射了一支清醒剂，为我们反观当下教育的得失提供了参照。 　　同时，《恰同学少年》对领袖题材、领袖形象塑造方式、表演风格等方面的创新，使以权利话语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和以娱乐为主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实现了很好的对接与融合，它的内容立足于革命历史题材，表现形式却为青春偶像剧，它加进了时下流行的日韩剧的一些时尚元素，使该剧既有崇高的内涵，又有诗化的形象；既有着重大题材、主流价值的厚重，又有着魅力偶像、时尚元素的轻灵。这些诗化元素的介入和诗化意境的营造，使观众兴趣与人物命运、历史与现实找到了契合点，吻合当代青年的审美习惯，让全剧在血与火的历史中，始终洋溢着青春的激情、生命的激情，开创了我国红色青春偶像剧的新类型，在电视剧制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的理论来看，《雍正王朝》中的雍正皇帝是一位大胆改革，敢于触及统治阶层利益的“铁腕人物”，这个人物的塑造，迎合了中国现实社会老百姓对改革的心理需求。《恰同学少年》则满足了当下青年对理想、对爱情的追求。这两部电视剧都得到受众的追捧，是因为满足了受众相关的心理需求与多向度的审美追求。 　　 　　强调认同，但不迷于流俗 　　 　　电视剧作为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形态，一种大众文化，凭借电视台这样一种覆盖面极广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商品性。它应该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引导舆论，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服务，承担社会公器的作用。在电视剧市场化的今天，电视剧的商品属性又要求它注重传播过程中的收视份额，并把这个作为考量它好坏的一项重要的硬指标。所以，好的电视作品应该是既叫好又叫座，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的“合谋”，强调引导，强调认同，但不迷于流俗。长沙台的两部历史剧，都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对传统文化全新解读，这种“熟悉的陌生感”，让受众对剧目产生了直接兴趣；同时这种选题也承担起了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传播传统文化，拉斯韦尔曾概括“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戏说剧”滥觞，将正史或野史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经常接触会使受众产生厌倦与厌恶感。在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对“戏说”历史现象的拨乱反正也是现实赋予媒介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台的两部历史正剧的相继推出，就具有了较高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两部剧都力求创新，尊重历史，不随意苟同教科书，以严肃的态度去挖掘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化特质，准确体悟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并找到历史与时代精神的最佳契合点。再把一些浩繁的历史文化信息，用一种影像的艺术形式，通过电视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使历史与大众如此接近地沟通，使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都产生一种广泛的文化认同，并且它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用一种视觉形式唤醒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认知，匡正了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些偏差。它的大众文化传播意义在于它使一种精英文化大众化、大众文化普及化，传播效果显著化。 　　《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都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飞天奖”以及金鹰奖，证明其既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也为广大受众所认可、被市场所认可，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的成功“合谋”。两剧宣传的“改革难”以及“青年应该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的主题，的确起到了传播主流意识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基金项目：200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传媒‘影响力经济’研究”，07YBA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