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的梦想与创新

　　做一个独立的报人，是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的梦想和追求。为此，他在新闻事业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其罕见的勇气和才能进行了许多创新，成绩卓著，但他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黄远生虽然已逝90余年，但其对新闻事业所抱的梦想和所作的创新却更显光芒，仍能给我们以启示。

　　一、新闻体裁的创新――首创通讯体

　　民国初年以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大都以撰写政论、时评而闻名于世，黄远生则以撰写新闻通讯见长。与以往的新闻相比，他文章的风格有以下新意：

　　以小见大，亦庄亦谐，绘声绘形。黄远生善于用素描的手法刻画人物和事件，把政论手法和描述手法融为一体。在描写大人物大事件时，却往往是从小处入手，注重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刻画人物的细节，使文章生动形象。不论写议会党争，还是“开国大典”，或者写新闻人物的社会新闻，都写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如《喜喜日日记》《外交部之厨子》等文章，通过对人物活动细节的刻画、描述，使其“须眉毕现，影无遁形”。使人读来“发聩振聋，暮鼓晨钟”；诙谐中含着庄重，嬉笑中藏着怒骂，戏谑中隐着鞭挞，深受读者欢迎。邹韬奋说自己“在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做学生，每天跑进阅报室的时候，心里最盼望的便是《时报》上又登出了远生的北京通讯。他的通讯之所以能特别吸引人……是因为他的思想上的理解力、分析力和文字上的组织力，能把新闻材料方面杂乱无章的谈话或议论编成很有条理的文字，每于新闻中收掇个人琐事，诙谐杂出，令人失笑，而绝无枯燥乏味的弊病”。(韬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5)黄氏通讯之魅力可见一斑。

　　率真质朴、不拘一格，洒脱自如。跟现在的通讯相比，黄远生的通讯在分类上没有现在的详细具体，在结构上也不如现在的严谨，甚至在文字上“不加修饰，不假思索，有什么说什么”，(《远生遗著・序》)但正是这一点反衬出他的优势：率真质朴、不拘一格、洒脱自如。同时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读者，像与人谈话那样，以通俗活泼的语言报道新闻，一扫晦涩深奥、矫揉造作的报界积弊。他采用随见随听、随感随议的方法，使报道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和趣味性。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内幕、统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凶悍、流亡者的痛苦、饥民的哀号、妓女的辛酸泪……一一跃然纸上。邹韬奋形容他的文风“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

　　二、新闻思想的创新

　　办报目的：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民国初年的报纸言论，正如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所说：“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针对报界堕落的状况，他主张“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在他许多的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坛斥之为“循私弄权，无异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趋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说袁本人是“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为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利也。”(《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84，以下引文皆同)对黄远生的这种精神，邹韬奋评价说：“不但眼光远，而且有胆量说话。”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反映民生疾苦。他说：“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他在为《亚细亚报》创刊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祝之欤诅之欤》说：天地之至人，我辈之走狗……余辈既已游食四方……我将为社会之耳目也!之喉舌也!”体现出他希望记者能真正为公众服务的理想。

　　新闻工作的原则：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新闻工作上，他主张写实。他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与内照之精神，虽其粗糙而无伤也。”1914年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讲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对政局时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但决不以自己为唯一主张，或以一种主张排斥他者，而是综合事实来判断，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他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努力超越现实政治，坚持报纸的公共性，避免使舆论成为私利的工具。

　　提出记者的基本素质：“四能”说。为贯彻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的新闻原则，他提出了记者要具有“四能”的素养。他说：“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及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在这里，黄远生所强调的记者的素养已不同于政论时代的“凡记者须有学问”的笼统之论，而是转向广泛接触社会、深入调查采访、客观公正写作等专业化素养。他十分重视收集第一手材料，为此他采用了直接采访和与事主对证的办法。他写新闻通讯的材料，大都是亲自采访获得的，一旦发现先前报道的事实或发表的意见有误，便及时更正。

　　独有的忏悔精神。生活在浓厚的以追求自我和谐为特征的“乐感文化”中的黄远生，面对专制魁首的政治淫威，曾经像传统的士人一样，试图逃避甚至动摇过。但他在反思中却没有掩盖自己，而是痛定思痛，公开、真诚地向世人“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历数全部“个人秽史”，说自己“实一堕落之青年而已”，无情地解剖自己分裂的人格：“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对自己不能冲破灵魂牢笼：“恨不能即死……不堪其良心之苛责。”社会环境的严酷，自己的无能为力，增添了不少消极与失望。虽然他把自己“堕落”的原因归为“自身之原因与社会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但“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更强调了自身。

　　他全面清算了自己的“罪恶”，走出了失望。在沉痛的反省之后，心灵得到了洗涤，得到了拯救，从而得以净化和升华。他说：“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他给自己提出的新要求是：“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最终其人格得到统一和升华，超越了他自己。

　　黄远生之死，究其实质，乃社会民主政治之缺失。他独立、自由、客观、超然的报格追求是民主政治的催化剂。他的意义不应只对当代报人产生人格的意义，还应有促进政治民主化之功用，为黄远生式的报人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使其在维护社会正义时不再有“祸事”发生。少些独立报人的悲情，多些他们的梦想与佳话，是我们当代社会之需。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