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农业革命理论解析
隐性农业革命理论解析
庞桂甲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阐释了黄宗智的“隐性农业革命”理论,分析了贯穿该理论的三条脉络,指出了隐性农业革命理论和黄宗智式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现实意义,进而提出中国农业发展或可将小规模农业经济作为大规模企业经济补充,结合地方文化特色,走特色品牌道路将是大有可为。 关键词:内卷化;隐性农业革命;黄宗智式道路
一、隐性农业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中黄宗智运用西方经济学边际理论的概念研究中国农业,提出“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即内卷化增长或者过密化增长)是明清以来至少六个世纪中国农业变迁的主要型式。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书中,他综合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波普金把小农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观点,苏联学者蔡雅诺夫的小农经济不能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说来解释的观点,卡尔·波拉尼以“实体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经济,詹姆斯·斯科特的小农的肌体行动基本上是防卫性和复原性的,是为了对抗威胁生计的外来压力,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入侵的观点,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小农经济阶级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这几派观点都有自己合理的一面,“对我们了解他们所特别强调的那个方面有所裨益”,但是“继续坚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中,他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他说:“但我们不能就此下定论说,那些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不能用形式经济学来理解的。”),如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边际效用说等。《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前一书“内卷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过密型增长”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农业总产出有所增长,但其代价是劳动力边际报酬的持续递减和农民劳均收入的停滞甚至下降。在长江三角洲,它主要体现于“家庭化”的(棉)花-纱-布生产,由家庭辅助劳动力来承担低(于粮食和棉花种植的)报酬的“副业”,最主要是纺②①
纱,其报酬只达到粮食种植的一半以下。这样的一种增长,和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有实质性的区别。“过密型商品化”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和人口压力等综合因素下,农业商品化有可能带来农村“过密化”状态的加剧,而不是打破这种状态。相比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商品化必然导致小农经济质变的经典理论判断,这一概念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
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样,黄宗智的新作《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依然秉承其内卷化理论,其理论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继承之上的。但《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比前两部著作更具深邃的历史视野和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在其内卷化理论基础之上,以详实的历史数据分析了中国、英国、美国、印度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了新时期中国大陆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以上国家和地区并不相同,提出了“隐性农业革命”理论。他指出中国大陆和以上国家地区不同的是“农业劳动均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正因为农业劳动均值的上升不似一般总产量的上升那么为学者们所重视,所以黄宗智称之为“隐性”的农业革命。
隐性农业革命,是指农业发展并不是源于农业单位面积产出的增长,而是非农业部门所推动的食品消费以及与之配合的农业结构的转型。简而言之,非农业部门收入的提高,引起了市场消费需求的转化,进而促使了农业结构的转变,由传统的以粮食为“主食”的种植业向菜果种植以及种养结合的饲养业的转型。而非农业部门收入主要来源是“非正规经济”,如农民进入城镇打工所增加的收入。之所以说这场农业革命是“隐形的”,是因为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化往往为观察家们所忽视,他们更重视的是农业产量的变化。
黄宗智并没有在理论上停滞不前,而是总结了印度等一些国家农业发展经验,认识到不顾国情盲目走西方农业发展道路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即使是在21世纪印度一些邦依然出现令人不安的暴动),他认为中国不应该照搬西方学者(舒尔茨为代表)以及一些中国学者所极力鼓吹的美国模式,而应该坚定地走自己的农业发展模式——即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由国家扶持小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组织或个体家庭经济发展农业的道路,从而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姑且称之为黄宗智式农业发展道路。
可以说,《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的姐妹篇,同样是研究中国,同样是基于其内卷化理论,同样是不偏不倚的理论批判精神,所不同的是新书研究的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和农③
村经济,并且明确指出了今后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二、隐性农业革命理论的基本思路
纵观全书,黄宗智提出隐性农业革命理论和基于该理论之上的黄宗智式农业发展道路有三条明显的脉络:第一,是黄宗智对自己多年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结与发展;第二,是他对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反思;第三,是对中国农村经济、农业发展道路的一次探索,甚至是对中国道路的一次探索。
第一条脉络,从提出“内卷化增长”到提出“隐性的农业革命”,黄宗智对自己多年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一次总结与发展。在对中国与英格兰、印度、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经济模式比较的基础上,黄宗智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现阶段的“农业革命”主要体现在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上的转化上。他认为:“传统的农业革命主要见于产量的变化,而这里讨论的变化在种植业产量里见不到,因为大部分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停滞或变化不那么显著的,而统计局又缺乏对蔬菜的分别、系统数据。同时,种植业的数据也反映不出饲养业的大规模发展。因此仅凭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视野来看,以上的变化很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此外,“传统意义的农业革命的动力一般走来自农业本身”,“中国的这个‘隐性农业革命’的动力则主要先来自农业之外,来自消费者需求转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化以及其所附带的产值变化,而后导致农业本身的一系列变化,与传统的农业革命很不一样”。
可以说,“隐性农业革命”理论是黄宗智结合中国30多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对其早期提出的“内卷化”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他在“没有发展的增长”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提炼出了能够体现中国农业结构转型这一重大变化的的“隐性革命”理论,用其来解释“近三十年来中国农业在部分停滞的同时,也显示了激剧的发展”这样一种现象。
第二条脉络,在对舒尔茨理论应用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批判之上,黄宗智反思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症结所在——用“模式”套中国的经验。黄宗智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一书中延续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中对舒尔茨理论应用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质疑。他说:“我这里从舒尔茨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认识出发,逐步延伸到其他方面,把他的误识和正确的认识区别开来,借此来讨论中国当前的农村经济问题以及可能出路。”随后从人口问题、土地承包制度以及当前的历⑦⑥⑤④
史性契机三个方面论证了舒尔茨理论应用于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谬误。
黄宗智批驳了舒尔茨的在市场机制运作下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的观点,而认为事实上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作者分析了从明清以来、集体化时期和改革时期中国农村人口发展变化的状况,以大量历史数据论证了中国农村一直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相较于舒尔茨以仅仅以1918-1919年印度发生的流行性感冒疫症为例论证其观点——传统农业中没有所谓劳动力过剩——黄宗智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基于中国农村拥有大规模劳动人口的现实,他认为中国照搬舒尔茨所鼓吹的美国模式并不可取,而应该走中国自己的农业发展道路。
第三条脉络,在内卷化理论和隐性农业革命理论的基础上,黄宗智总结其他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进行了一次探索,主张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走发展小规模农业经济之路,即国家扶持专业化合作组织和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
探求中国农业发展之路是黄宗智孜孜以求的,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两书中他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事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而新书则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明晰的回答:这条道路就是不偏不倚的现行土地制度下的农业合作主义道路。
在对舒尔茨“传统农业农村劳动力不可能过剩”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黄宗智在中国农村经济出路的问题上提出了与舒尔茨截然不同的道路——以小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化合作组织。他认为,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现在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小规模农业经济的现实。因此,“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农业发展理论,不是模仿美国模式,而是创建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激发、扶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积极性。”
如何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呢?黄宗智看到了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1940年6月28日-) 的经验,即通过“微型金融”扶持小农。或许也可以说,他本就有这种观点,只是尤努斯的努力验证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这样的观点也与舒尔茨等理论相悖,但他对中国8亿农民的将来至为关键。”当然在他看来,金融扶持小农经济只是国家扶持一个方面而已。
黄宗智对合作组织发展小规模农业经济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合作组织说不定真的能与龙头企业一争长短,为中国农民提供一个不同未来的可能。”“恰当利用当前隐性农业革命背后的市场需求动力和机遇。上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合作主义也许可能成为这样一1211⑩⑨⑧
条超越左右分歧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计划经济的道路。”他认为这样一种道路可以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双重目标,避免印度式的两极分化和国民党中国时期的社会动荡(进而引起社会革命),因而对于中国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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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性农业革命理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面对中国近三十年来农业发展的新形势,黄宗智在其内卷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隐形农业革命理论。隐性农业革命理论注意到为一般学者所忽视的中国农业30年来“劳动均值的持续上升”,并指出这种变化较通常意义上的农业产量的增长的革命更具有深刻意义。这种观点能够非常有力的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真正成就。基于这一“农业革命”的鼓舞,黄宗智从历史经验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手段,提出了中国农业经济应该排除西方理论尤其是美国模式的干扰坚定地走第三条道路,即区别于资本主义大规模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上(黄宗智明确反对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化)由国家扶持专业化农业合作组织和家庭经济,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双重目标,从而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黄宗智主张从历史和现实实践的角度研究问题,反对照搬西方理论、用“模式”去规范“经验”,强调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模式而反对照搬美国模式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试图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中探索第三条道路的精神是至为可贵的;其提出的国家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和个体家庭经济,解决农村融资难的建议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也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一些国内外学者也从乡村工业的角度证实了黄宗智主张的合理性。如彭南生同样认为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支持对乡村工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培养人才、改进质量、减免税收以增强竞争力、推广技术等方面。顾琳对“高阳工业模式”的研究也证明了小规模的乡村工业甚至能战胜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黄宗智的农业合作主义再结合地方文化特色,走特色品牌道路,作为大规模经济的补充也将是大有可为——这也正是中国一些地区的农业正在努力践行的一条道路。
总之,黄宗智本书中处处可见的严谨的批判精神、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宽广的国际视野的确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其反对土地私有化、鼓励现行土地制度下小规模农业经济发展的立场应该引起中国决策者的注意,其为我们勾画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农业合作主义的道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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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1-12;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6:411.
② [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6:411.4-5.
③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
④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31.
⑤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32.
⑥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7.
⑦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64.
⑧ [美]西奥多·W ·舒尔茨著,梁小民译.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6-57. ⑨ [美]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6:446. ⑩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2.
11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40.
12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8.
13 [美]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4.
14 彭南生. 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87-200.
15 [日]顾琳著,王玉茹等译. 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20-221.
参考文献
[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7-200。
[4]顾琳著,王玉茹等译. 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20-221。
[5]西奥多·W ·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