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类文章5篇

政府信任的治理意义及实现

【核心提示】政府信任从根本上来说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是民众对政府人员信任、机构信任、制度信任、政策信任和绩效信任等的总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政府信任也实现了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制度信任构成了现代政府信任的核心和基石。

作为承载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职能的主要载体，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家整体治理水平，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体现在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政府信任建设已成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政府信任的现代治理意义

第一，政府信任是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政府信任有利于加强政治沟通，增强执政合法性。在持续的沟通对话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更加增强，政府的群众基础因此更加牢固，执政的合法性得以不断提升。其次，政府信任有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执行力，提升工作绩效。再次，政府信任有利于改进政府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要想赢得来自全社会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必须在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做出努力。

第二，政府信任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风向标和突破口。首先，政府信任建设对社会诚信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政府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表率，在市场环境、社会诚信档案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对全社会起到标杆和带动的作用。其次，政府信任建设能够直接推动社会诚信建设。作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管者，政府对于社会诚信建设具有双向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对讲诚信的企业或个人公开表彰奖励，对失信企业或个人严格追究相应的责任。政府依靠诚信施政带动全社会树立诚信意识和提升诚信水平。

第三，政府信任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助推器和催化剂。首先，高水平的政府信任增强政府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信心和领导力。诚信、负责的政府能够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信任和大力支持，政府每项工作就会一呼百应、得心应手，政府对于自己更好地扮演好社会治理引导者的角色就会更有信心。其次，高水平的政府信任增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内聚力。一个诚信负责、言行一致的政府向民众和社会组织展现了自身领导力和执行力，让他们对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美好的期望，更加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再次，高水平政府信任也是政府与社会主体有序互动、通力合作的持续动力。政府要想维持与民众和社会组织之间持续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必须向他们展现自己诚实守信、认真负责的形象。

制度信任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政府信任从根本上来说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稳定的心理预

期，是民众对政府人员信任、机构信任、制度信任、政策信任和绩效信任等的总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政府信任也实现了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制度信任构成了现代政府信任的核心和基石。

制度信任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制度信任体现了民众对制度（包括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及其运行的积极预期。在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的强烈推动下，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网络已成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基本格局。如何协调治理网络中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推动各方合作共赢，需要有一整套共同遵循的规则。而规则如何才能被各方接受和遵循需要得到各方的理解、信任和共识，这也是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基础。

制度信任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制度信任对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特别是制度执行力方面意义非凡。政府制度执行力除了取决于自身资源、机构和人员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民众的配合和支持程度。公众信任政府就会相信政府的制度代表自身的利益，对于政府的工作给予认同和支持，政府执行就会十分顺利并获得预期的绩效。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从管理向服务的迈进，而这离不开制度信任的有力支撑。

以制度信任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

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其中，建立在制度供给能力、制度执行力和制度调整能力基础之上的制度信任是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第一，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制度作为重要的公共物品，制度供给能力成为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政府制度供给能力主要体现在直接供给和培育扶持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为政府以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形式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可持续等方面。后者主要体现为政府鼓励和支持行业自律、社会自治、基层自治等制度建设，以此达到激发社会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第二，强化制度执行力。一项好的制度除了要科学设计之外，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政府制度执行力如何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环节，也是民众制度信任的重要依据。强化制度执行力要做好以下工作：其一，科学合理设计各类制度，避免制度间互相摩擦、牵制和扯皮；其二，加强政府内部执行文化塑造，更新制度执行人员思维观念和责任意识；其三，优化制度整体执行体制，强化制度执行效果；其四，加强制度执行问责，严惩各类不作为和乱作为。

第三，加强制度评估和反馈机制建设。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和自我调整能力来应对社会的复杂形势。为此，加强制度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建设便成为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制度评估主要来自政府自我审查和社会外部第三方评估：前者通过领导视察、工作报告、绩效考评、行政问责等方式来监测制度运行状况；

后者主要借助于独立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等客观中立的调查研究作为研判形势的重要依据。此外，来自政府内部工作人员和社会民众的满意度调查数据也可以作为政府制度调整的重要动力。

第四，做好配套改革。制度的绩效除了要有科学设计和有效实施之外，还离不开政府内部工作人员和社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做好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应该成为重建制度信任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西方学者和媒体认为:“习马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11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西方学者认为这次“习马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Mark Elliott ）指出，海峡两岸分治66年之久，这是两岸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对两岸而言都是历史性的时刻。会面具有象征意义，与从前两岸的紧张关系大相径庭。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

生认为，海峡两岸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面对面沟通，这次会面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哈佛人类学资深教授、美国科学院和文理科学院院士、哈佛亚洲中心主任阿瑟·克莱曼 （Arthur Kleinman）说，两岸领导人这次会面和互动，有利于促成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习近平在会面时强调，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据《金融时报》报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 ）亚洲业务主管麦艾文（Evan Medeiros ）认为，此次会面是一个“重要进展”，表明习近平与马英九都愿意改善两岸关系。欧洲一些国家的汉学家表示，相信中国人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理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离高等教育强国还有较大的差距。而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使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

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可见，高等教育组织、高等教育制度与高等教育参与者是理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个重要维度。

组织结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载体。有效的组织结构影响着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决定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效度和程度。以高等学校为例，当前我国高校的组织结构基本仿照科层制，而这种组织结构并不能完全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时反而会形成阻碍。日趋严重的高校行政化就是其中一例。另外，作为高校基本单元的学科及其相关分类制度，特别是院系分类及其机构设置，也对其组织结构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不同知识领域的边界以及院系结构的区划阻碍了自由的学术交往，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常常会因为脱离了所在院系而丧失其归属感。面对上述问题，高校必须积极清除组织结构障碍，担负起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在弱化科层制与学科分类制度的前提下，使高校组织结构向扁平化、虚拟化、无边界化的方向发展，“建立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学校组织体系，建立遵循教师为本、学生发展为目标的学校管理机构，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高级人才成长的重要阵地”。只有科学、合理、有效的组织结构，才能为现代大学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铺平道路。

制度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制度创新可以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步伐，合理的制度可以为高等教育现代化保驾护航。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形成结构合理、系统

完善的高等教育事业及其促进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统一，核心是高等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需求。例如，在高校外部，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有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处理好政府、社会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在高校内部，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顺畅的运行机制，处理好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管理问题，有效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教育的宏观监控；另一方面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已经提上日程，高校决策制度、组织制度、领导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等需要综合改革方能见成效，从而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到底，经济社会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因此，追求人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高等教育的主体、对象等所有参与者都是人，因此人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的，也是衡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标准。或者说，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始于人又复于人的无止境的过程。对于高校来说，“正如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一样，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高等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的现代化”。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准则，实现自主化、多元化和人性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乃至现代化，必须尊重高等教育参与者的主体性，

必须坚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开放性，必须鼓励高等教育活动的多样性。

提高社科成果转化能力与水平

原题：提高社科成果转化能力与水平 为“十三五”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公布。《建议》从国家治理体系到基础制度建设、从经济到民生，涵盖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央围绕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具体建议。被访学者表示，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界应积极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成果，并以扎实的作风，对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升级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作出回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用发展新内涵发现研究新热点

“进一步聚焦‘发展’是《建议》的最大亮点之一。”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表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发展理念还是发展方式和内涵等，都将发生重要转变，这将为社会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

文军认为，《建议》不断改善民生保障、增进人民福祉的内容无处不在，这些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和议题将是下一步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心。与此相适应的有关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研究，也将得到强化，并演变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和研究热点。

“在经济学领域，学界要更系统地思考如何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等课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相均泳提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较为关注金融领域问题，“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要求学界需要及时思考如何完善现代金融市场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专业化水平、加强风险防范能力等。”

立足实践开展问题研究

学者认为，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应用研究给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新要求，即立足当代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展问题研究。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学术研究的导向性、专业性、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成果。

就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研究领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提出，学术界必须加强绿色发展研究，要将绿色发展与具体化的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生态安全和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可持续性结合，将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作为有机整体，同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空间结构安排，建立和完善绿色发展制度。

提出好的发展理念固然重要，但如何使好的理念具体落实到发展实践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策落实的关键在基层。”北京大学教授叶文虎说，要向各界准确、有效解读中央的顶层设计。谈到生态文明方面，叶文虎说，生态文明建设须注重“文明”二字，这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并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学术研究可以减少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使社会发展尽可能少走弯路。因此，学术研究要具有对各种发展议题谋划的超前性和预判性。”文军表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要求学术界在开展研究时，一要具备准确研判现阶段及未来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的能力；二要具备对理想社会发展方案的设计与规划能力；三要具备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提炼出中国本土理论并付之于有效实践的能力；四要具备转化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化学术语言，并开展全球性对话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表示，学界要不断提升理论和学术素养，勇于探索创新；要遵循学术道德，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而研究；要为实践服务，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找出症结、提出建议。同时，要“走出去”，开展交流，让中国理念、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为世界所认知认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月红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加强责任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能力与水平，进一步加强研究阐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能力，丰富和发展关于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加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树立好中国形象。同时，要大力加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能力建设，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前沿，以创新的理念引领和促进人才发展，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坚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

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谋划复兴伟业新篇章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注定是党史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当今世界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十八届五中全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围绕“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价值追求、使命担当和智慧勇气。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妇孺皆知的一句话，也是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朴素的真理。其实，“发展是硬道理”中所指的“发展”，本身就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内。关键在于，“作为目标的发展”与“作为过程的发展”如何有机统一起来。毫无疑义的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发展，本身就是目标、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体。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发展是硬道理，这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我们追求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路。循着这样的发展道路，我们的经济建设成果与社会发展进步将相得益彰，城市变化与农村发展将相互促进，当前的发展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有机统一，经济增长的总量与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将同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与党的建设的成效将交相辉映。

在坚持发展不动摇的同时，创新中国发展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谋发展、搞建设，没有现成的教材可循。我们不能奢求“老祖宗”对今天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留有“锦囊妙计”，更不能幻想西方发达国家来当老师——老师总是欺侮学生——这是中国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走自己的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就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历史的前进。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要想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等“六大原则”。这“六大原则”和“五大发展理念”既是中国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创新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这是一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需要我们迎难而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创新理论相结合，坚持增强自信与虚心学习相结合，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构建大国胸怀、大国视野下的利益共同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关起门来搞建设，注定不会成功。全会所强调的“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坚持开放发展”，是对我国历来秉持的和平发展理念的升华。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进步必将带动世界的进步，中国的成功必将引领世界的成功。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摆脱了“国强必霸”的西方大国成长逻辑，同时也顺应了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我们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治国理政规律的新认识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历史和现实都告

诉我们：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我们曾搞过“大跃进”、“洋冒进”，搞过“割尾巴”、“穷过渡”，也为此交过不少学费。为什么良好的意愿不能有良好的结果呢？究其原因，就是对治国理政规律把握不够。全会强调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对“四个全面”进行了深刻诠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新认识。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重要成果。无产阶级执政党对法治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重大挫折，有深刻的教训需要总结，法治建设即是其一。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一方面，苏联模式曾经取得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形成了以人治为主导、忽略法治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治的确可能起到迅速集中权威、提高效率等积极作用，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带来的负面效应却越来越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是人民利益的最高表达，法治是为人民利益而展开的国家治理。远离法治，也就远离了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全面依法治国，正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全会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形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对人民期待的新回应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文化密码”。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民的期待也永远处于发展之中。全会很好地体现了对人民不断发展的期待的积极回应。

——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全会亮点之一就是通过“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策，这是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我国人口政策的再一次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5.5%。按照国际通行的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10%以上即为老龄社会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同时，独生子女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一些新问题。面对不时发生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和“延迟退休”的建议，面对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放开二孩”这一人口政策的适时出台，无疑对人民群众是个最大的利好，不仅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也必将为社会

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科学规划分配方式。众所周知，分配是社会再生产中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环节。适应特定生产形式的分配方式，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不适应生产形式的分配方式，则会不同程度地阻碍生产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分配方式就是发展“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益”之争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在生产、分配、消费等各环节中，理应以人民福祉为鹄的。这就要求我们如全会所强调的，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切实维护人民利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欢迎的、需要的，我们就要努力去实现和维护。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首要必须遵循的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自觉为民利、顺民意，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等等。尤其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有力优化了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新认识、对人民期待的新回应，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引领我们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