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里的迎春花

　　

　　 母亲躲在一片茂盛的玉米地里，将路过的我一把搂在怀里。我吓坏了，愣愣地看着她。她故作神秘地将一个裹满黄土的罐子递给我，眨着眼睛说，虎子，给你爸送去，就说这水是你帮他从山里舀来的。

　　 许多时日后，仍不明白，如此短暂的路途，母亲为何不亲自将水送到父亲手里？当然，我不曾当面问过母亲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有什么能比永无休止的报酬更重要？

　　 炽热的烈日下，父亲只要瞥到了我，便会不顾一切地放下手中的板锄，将我搂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虎子又给爸爸送水来了？虎子今天去哪儿打的水？

　　 母亲似乎太过于了解父亲。从第一次送水，她就猜到父亲会问怎样的问题。因而，将那些虚无的答案，一条一条地罗列给我，令我铭记。

　　 我仰着面，安躺在父亲怀里，镇定自若地把母亲先前所说的话语复述给他听，看他喜笑展眉，用坚硬的胡楂扎我，咯咯乱笑。这时，我相信母亲是在暗处注视着我们的，只是，父亲从来都不知道。

　　 后来，听隔壁邻居闲谈，才知道母亲不去地里劳作的原因。生我的前一天，山野里飘起了鹅毛大雪。母亲为了省钱，提议在村里接生。父亲死活不答应，嫌不够卫生，将她抱上了门前的木板车。

　　 山路多长啊，轻悠悠的雪花飘洒在破旧的棉被上。父亲一面走，一面用粗糙的大手帮母亲拍打雪花。

　　 母亲在县医院安然生下了我。但也从此，不能再下地干活。这个在旁人眼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后遗症，对于能力有限的父亲来说，丝毫不亚于晴天霹雳。

　　 从此，执拗的父亲再也不让母亲干农活。他愧疚地以为，是自己当年的固执，硬驮着母亲赶路，才让其落下今时的病症。

　　

　　 我10岁那年，父亲终于决定外出谋生。他说，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去了，他也得出去挣点钱，以后让我进城念好的学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正倚在门边，用破旧的头巾兴高采烈地扑打着堆积一年的灰尘。

　　 随着父亲的高谈阔论，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她心里知道，父亲如果不出去，此生都是有遗憾的。父亲出去的目的，实质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以后的前程，更多的，是为了慰藉一个年轻男人的梦想。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已经出去了，看过了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为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城市里的商品。唯独我的父亲没有。整日守着我与母亲，还有那片宽广的黄土地。

　　 母亲没有阻拦他，默默地进屋帮他收拾行囊。父亲和她说话，她也仅是勉强地笑笑。她不想让父亲看出她的伤悲。长期以来，她都是以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出现在父亲的世界里。

　　 父亲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出门送他。我以为，母亲是不在乎父亲的走与留。殊不知，却在午后的偶然玩耍中，看到了蹲坐在玉米地埂上的母亲在独自默默流泪。身旁，还有一罐前日外出时打好的泉水。

　　 面前的母亲，和一个时辰前与父亲欢笑着告别的母亲判若两人。

　　 母亲提着水罐默默行走在山路上。我不说话，只是静静地跟着她。晚饭的时候，她一如往常般兴冲冲地将3副碗筷搁在桌上，亮着嗓子轻喊，虎子，虎子，快叫你爸回来吃饭了！

　　 她一面喊着，一面噼里啪啦地将锅铲捣得脆响。我知道，今天是母亲的生日，因为往日空空如也的门缝里插进了些许鲜绿的艾叶。艾叶代表团圆，代表美满。

　　 我放下手中的玩具枪，独自奔出木门。跑了一段路之后，恍然记起些什么，又兴奋地回来问，妈，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门内，忽然没了锅碗瓢盆的动静。我似乎听到母亲心碎的声音，如同风过草隙。父亲临走时，门上已经插满了鲜绿的艾叶。他以为，这些艾叶是母亲买来为他送行的，意在消灾解惑。因此，还在临行前轻责，何必如此铺张浪费？

　　 他忘了，他走的那天，正是母亲35岁生日。

　　

　　 父亲回来的那天，隔壁邻居都过来看了。母亲死活不说话，直到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精致的黄色发卡展现在她眼前时，才咯咯地笑。

　　 我认识，那是一朵多么漂亮的迎春花啊！黄色的蕊，黄色的瓣，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父亲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隙中，用手指一按，嘎嗒一声，便定住了身形。

　　 父亲说，城里的姑娘都在头上戴这种卡子呢。母亲漫不经心地问，城里的姑娘都漂亮吧？父亲不语。

　　 怎么了？都漂亮到让你茶饭不思，不要我们了？母亲不依不饶地追问。

　　 其实，我当时能看出，母亲的心里是欢喜异常的。对于父亲，她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从记事起，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你爸这辈子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他，知道吗？

　　 没过几天，父亲又回到城里去了。这次，他要去很长时间，春节才回来。其间，他给家里写过两封无关痛痒的信，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运，货物虽不重，可都是高档货，因此，按提成来算，很能赚些钱，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

　　 那两封简短的信，不识字的母亲硬是让我念了无数遍。而她每听完一遍，都要在地埂旁坐上很长时间。

　　 春节前，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经过一夜的深思，母亲最终决定，带我坐上书记的车，去县城添置些东西，好给父亲一个惊喜。母亲买了一条男式羊毛围巾、两张年画和一个偌大的二手衣柜。母亲说，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你爸很早以前就想要了。

　　 衣柜有了，可搬运成了问题。母亲干不了重活，而我又尚处年幼。因此，只得花一点工钱，去桥头上雇个工人，帮忙搬上书记回程的汽车。

　　 桥头的工人可真多啊，躺的躺，坐的坐，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地。前头的几个老练的小工一看到我和母亲，便迅速起身围了过来，不停地问，要不要工人？要不要工人？

　　 母亲不理会他们，慢慢地往里找。她想，可得找个壮实一些的。这样，不但不会把柜子磕坏，还只需付一个人的工钱。 　　 寻思间，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对着密集的小工打趣，嘿，是不是又来老板了？找我啊，我力气可大着呢，庄稼人！不偷懒儿！

　　 母亲迅速拨开人群，朝发声的位置看去。不远处的空地上，赫然坐着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我看不清那张黑黝黝的脸，只是他手臂上特有的疤痕，让我辨认出，他便是我的父亲。他在见到我与母亲的一瞬间，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往里跑，似乎是急着上厕所。

　　 母亲没有叫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里。母亲想，如果她在此刻硬拉住父亲，询问他信中所说内容的话，一定会深深触伤父亲的尊严。于是，她坚强地扭转头，随便指了一个在旁的男人。

　　

　　 父亲出事的那天，母亲正在门前扫雪。一个神色匆忙的男人从那头的马车上跳下来说，不好啦，不好啦，虎子他爹出事儿了！

　　 新落的雪花，如同书背上的白纸一般，又急急覆盖了新扫出的空地。母亲跟着那个矮小的男人上了马车，我孤零零地站在门口，抱起那堆沾满黄泥的衣服，一声又一声地叫着妈妈。

　　 村里有人说，父亲是在搬运家具的时候出的事。楼梯上有水结了冰，太滑，父亲一时没有站稳，摔了下来。于是，那张一百多斤重的八仙桌，便毫不留情地砸向了他的身体。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想着父亲摔下楼梯的情景。那样的颠簸和磕碰，该有多疼啊！

　　 父亲终于还是没能救活。抬棺那天，母亲盘起了头发。她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又缓缓插入了发隙。我没有哭，母亲亦没有。

　　 亲朋散去之后，我和母亲默默地收拾家里的残局。洗碗时，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我的发卡呢？我的发卡呢？

　　 当夜，母亲硬拉着我，在漫天的雪光中，寻找父亲送她的那一枚黄色发卡。我从来没有见她如此疯狂过。印象中，她一直都是那么安详、内敛而又矜持，和书本上所写的那些农村母亲一般，从不善于表达心中的情感。

　　 大雪呼啸着席卷了山野。黢黑的路上，我和母亲在蚀骨的寒风中，一步一步地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找寻而去。

　　 母亲的发卡真丢了。我当时极为不悦，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看重一枚普通的发卡。父亲的早亡，她不曾哭泣，如今，却在惨白的雪夜里，为一枚毫无瓜葛的发卡哭得没了声息。

　　 时光荏苒，我终于渐渐明白，当年的那枚发卡，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饰物，它是一种念想，亦是母亲对苦难父亲唯一可寻的情感寄托。

　　 当雪花再度悄然覆盖了村庄，我已不觉寒冷。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一定有一枚温热的发卡在寒冬的深处，默默地护着一朵柔黄的迎春花。

　　 编辑 / 孙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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