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方明江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如此触目惊心和危机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然而对于人类来说这是困境吗？至今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的历史，技术革命要求相应的社会革命。而同时代的人而不愿意进行这样的革命。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民欢迎，因为它促使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社会革命却遭到大部分利益集团的反对，因为它必将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乃至毁灭。因此这样的思维习惯一直主导人类历史几千年。但是生产力始终是向前进步与发展的，那么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革命也将席卷整个社会。
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往往是会出现时间差的。归根结底在于事物在向另外的事物的转化之中必需存在一个过渡期。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人的大脑结构特征，尤其在人的大脑的前部分：这一部分的容量在过去的几十万年的进化之中增长了近一倍。正是在这样的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和按照目的支配具有行为的能力。这赋予人类一巨大的生存优势，并使人类战胜其它数以千计的物种，尽管其体质弱小。
从理论上来讲，人类的这种判断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滞销不前的社会革命。但是，现存的体质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的传统、启蒙教育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对社会
现状提出挑战总要受到排斥、恐吓甚至是迫害，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是愿意忍受这些。另外还有既得来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利益集团顾名思义会在社会的变革之中损失或丧失既得利益，因而总是反对变革。而且，他们的反对提通常都是成功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组织机构，而且善于利用人们对变革的普遍怨卷态度。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轻易地孤立起来了，并且身上打着亵渎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威胁的烙印。
社会变革的滞后性这一不利影响在过去之所以被人们所承受，是因为技术革命并非迅猛到势不可挡的地步。然而这一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混过去的传统策略已经过时。首先，现在的技术变革像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及数量急剧增加，而且从此发明应用到市场的整个过程大大地缩短。其次，当今技术革命在全球的范围内迅速展开，而且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西欧。再次，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核能、计算机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的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因此，196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警告说，立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措施是当务之急的。他说：“我并不想耸人听闻，但从我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个职位上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成员国之间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它们之间的由来已久问题，开展全球合作来控制军备竞争，改善人类的环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种开发所需要的经费。如果这样的全球合作在下一个全球的是十年里还没有迅速展开的话，那么恐怕我们所推及的这些问题将会达到惊人的一步，以致超
出我们的控制力。”
吴丹宽限的十年期限早已经过去了，而他们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争问题从那时已经变得十分严重。可以这样的说，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是如何呢？历史学家像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化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具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当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二十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世纪。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社会，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推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基本要素。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正确的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的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就在前些年，报纸上还充斥的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当前电视屏幕上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观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
整个世纪。而在二战以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几十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二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根加的短暂。随着中国形成对美苏二极的挑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亚拉瓜的动乱，美苏二极对立已经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二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中的的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的“当前大混乱状态”。正是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南北矛盾、西西矛盾，东东矛盾和东西矛盾。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十九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发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他们之前的西方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果、庇护关系、氏族、部落忠诚，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糕观点。一九八零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兼小说家富斯特斯针对当时的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坚定的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一九一五年的墨西哥。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
接受二种进步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注定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二种进步的必由之路的发展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够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相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地区的自主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聚集着五十亿的毛泽东主义者、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还有许多待完善之处。幸运的是，世界历史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同一化发展。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了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推行改革的一步。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内部还是共产主义内部。在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的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的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的集中在与毁灭性的危险，而不是较优势的期望。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多是为了避免危险来获得更多的期望。是从整个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个团体或民族的意识形态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二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倘若将这二种哲学简化到标准的口号程度，则可分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待前者的乐观哲学派的对当前形势总体上是满意的；而持后一种哲学观点的人认为当前的行为是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全球大战不可避免。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所以只有我们今天更和平的发展，才会为人类的明天创造一个更和谐的历史。
（以上内容有借用之处，只代表本人观点）